中国商人是怎样被中共消灭的——“三反五反”纪实

作者:高天民 发表:2003-09-14 0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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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春节都会听到“恭喜发财”的老调,在距今半个世纪之前,那时上海还未易帜,过旧历年时这句老话就如同顺口溜,碰到亲朋不约而同脱口而出。中共建政后什么都一百八十度大转变,土改时的贫下中农,气势何等逼人;地主富农则性命难保,幸能存活者终身劳苦,还累及子女,所以在穷富颠倒许多情形下,当时还有谁敢说“恭喜发财”呢?  

  我生不逢辰,如果共产党早来二十年,我也可以当上共青团团员,但四九年时我已当上了老板,虽比地富好些,还被封上“工商界人士”的头衔,似可苟安一时;可是我的感觉已经大不相同了。

  这个世界好像是毛泽东“创造”的,什么事都要重新开始,语言、文词也得从头学起。那震耳欲聋的锣鼓声,大喇叭里传来的恶狠狠的女高音,高叫要“清一清,算一算”伴随着“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等尖锐的歌声,马路上人头拥挤,大家在等着看前一夜的突袭狠抓反革命抓的是谁。

  “来了来了……”大客车上满载着反绑的人,一辆一辆地开过去,整整一夜,天也不知抓了多少人?这大概是前一夜逮到的最后一批了。我想这就是所谓的“清一清”罢;至于“算一算”,也不知找谁算?怎么个算法?当时我的政治智商等于零,我想我只是一个小本经营的小商人,从来不过问政治,也不敢犯法,只求在共产党的新政权下当个顺民,安安份份做自己的买卖。之前抗日胜利,我从重庆到上海,听到没有离开的同业们说,他们在日本人统治下照样可以做生意;所以我想共产党是中国同胞,一定比日本人好得多,我只要不反对他们,这“算一算”总不会算到我头上来吧。

  国民政府退至台湾,在大陆留下很多物资。美国各牌汽车多需要修理,我们做的刚巧是汽车材料生意,开始同三野(第三野战军)交易。此时我们心里总是战战兢兢,不敢多赚他们的钱,老老实实只求过太平日子。共产党警告干部说上海是个大染缸,要当心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腐蚀。现在我们正和他们接触,万一哪位干部出了什么毛病,罪就在我身上了,因之我们也特别提高警觉接待这些客户,绝不请客送礼。到他们办事处去连系工作时,看到干部们生活非常简朴。虽然住在国民党高官留下的高级公寓,使用的家俱竟是长板凳和像课桌一样的三屉写字台。他们赤脚困地板,怎不令人肃然起敬?由于他们缴获的美国汽车都要修理,我们的生意也做得火红,这光景持续到一九五二年“三反五反”运动为止。

  三反是针对共产党的干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也可说是五反的前奏。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干部在外采购,有否接受资本家的接待、送礼,或者拿过回扣,这笔账往后在五反时是要和资本家算的。每个单位都搞得轰轰烈烈,这就难为了奉派在外的干部们了,因为他们就是三反的主要对象。在群众激烈的斗争中,怎么也说不清,声称没有受贿就是抵赖,今天不交代还有明天等着;白天不交代还有黑夜要熬。这样子搞,没有的也只好说有;有了还不够,还要加码,否则休想过关。这种硬逼出来的口供,就被当作日后五反时对商家老板清算行贿罪的铁证。

  三反的浪潮将过,五反正待开场。此时和我店里交易过的单位,已迫不及待派干部从各地来上海,拿出他们从三反中掌握的“铁证”,陆续上门找我们算账。我们店里的三个老板都成了他们的靶子,每天一早,店里的电话响不断,都是“快叫店负责人来我处交代问题”的,我们三个人只好分头准时赶去受审。

  我们交代行贿多少钱,还得与他们掌握的材料相符才行,这可难了,只好硬着头皮听斗吧。这段时间店里还会有电话来找,职工回话说∶“老板都出去交代问题了。”但对方不饶,一定要问清楚所去单位的电话号码,然后去电连系,所以我们去了一个单位,罪还没有受够,不停地有电话来叫……。就这样,我们三个人从早到夜,马不停蹄地奔走于过去的各客户之间。试问我们的口供,怎么可能和对方核实?对方是私设公堂的法官,我们是拒不交代的囚犯啊!那日子真令人精神崩溃。

  我们就这样在私设公堂中受审多日,每天一早就到店等候电话前去受罪,有一天我们等到上午十时多,一通电话也没来,心想今天怎么会如此太平?突然一帮子人出现在店里,为首者自称是五反工作队队长,今天是到店中检查。他讲过了例行的五反政策之后,接下来就要我们三个老板去交代问题,于是我们就被押走了。

  工作队来人很多,也不知究竟有多少。我们随后走到淮海路某食店二楼,这是一家三开间门面的店铺,他们把我们三人隔离,各踞一间,阳台的落地门都用粗铅丝绑紧,每房有四位干部同住,日夜监视,上卫生间时也跟着,以防我们自杀。

  这种青天霹雳般的折磨,谁能吃得消?甚至有些人在三反这股大浪即将临头,但又绝对不愿暴露个人隐私下,感到不如一死了之。从这运动开始,不知已死了多少人?我自顾不暇,根本没心思去打听,但我亲眼目睹的,就有与我店联号的汽车材料行的两位老板。我的店也有该行的投资,他们深夜留在店里,以山奈(氰化钾)溶在茶杯中相互碰杯自杀,二人当时立即致命,看来极其痛苦,濒死时的挣扎,连紧扣在脚上的皮鞋也踢落到墙角。

  当时刚好有两具棺木由棺木店雇人抬到殡仪馆,抬手累了,在半途放下休息,竟巧合地歇在他们自杀的店门前。自杀者中的一位,在死前一日还到我家来过,我听他讲话很消极,还劝过他∶“我们只有逆来顺受,至多把我们的财产全部交出,看来还不致会杀头……”这是我当时的想法,对他竟难起作用,想不到隔天就服毒而去了。

  五反是专门对付工商界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我们在被关之前,也曾讨论过该如何应付?当年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我们当然走坦白之路,对五反自问∶第一、我们对来店的干部,一贯战战兢兢,连一枝烟也不敢敬他们,怎敢向他们行贿?第二、我店经销都有发票可查,平时税务局管得极严,从未有偷税漏税的前科,我们的账目非常清楚,可向税务局专管同志去了解。第三、怎样算盗窃国家资财?我的店从未盗卖过国家一草一木,如果说有赚钱没亏本就是盗窃的话,我们把盈利全部捐出来好了;第四、反偷工减料,我的店从未制造或修理东西,只是贩卖而已,也从没以次级品充好货给买主;第五、至于经济情报,我的店根本搭不上界。这些是我们真实的想法,五反工作队怎么搞,我们就照这样去坦白,还能如何?

  第二天一早,队长到我房间,先问我∶“你是常州人吗?”又说∶“我们常州有句俗话,“人怕出名猪怕壮”,你知道吗?”我说∶“知道知道。”然后他又不嫌烦地交代了五反的政策。最后总结说∶“你的店五毒俱全,彻底坦白还可以从宽处理,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他讲得义正辞严,威仪吓人。但我想到旧社会黑道掳人勒赎,苦主为了保全性命,只好火速筹款赎人,听到绑票案的人都会说∶“人怕出名猪怕壮”,想不到这句话竟会用到我身上来了。

  什么五反?只不过是向工商户伸手要钱,否则叫我们好看罢了!我心里已作好准备,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大不了把我所有的都给他们,所以我日夜思考过关。几天来工作队看我交代比较具体,就开始对付我。

  我的店倒有一件真正违法的事情。我们经营的货物,都是从国外来的,进货款都要外汇。广州地下钱庄专门与进口商套外汇,我们汇人民币给他,就可以在香港拿外汇,然后办货内运,这原是习惯做法,因当年共产党亟需美国的汽车材料,现在车修得差不多了,又反过来算这笔外汇账。可是广州那家钱庄的所有客户往来账本又已全部落在工作队手里,他们用这一点威胁我说∶“就凭你私套外汇的罪,立即可以判你死刑。今天搞五反,是给你一个从宽处理的大好机会。老实对你说,我们已具体掌握你的材料,你不坦白也可判刑。”

  此时我只好说∶“一定坦白。”他们说什么,我全认,行贿、偷税、漏税都按他们掌握的材料办;至于盗窃国家资料,我正在和他们讨价还价,我说至多不过二、三万元,话还没说完,就马上遭到斥责。我想再加些吧,如果总数在十万元之内,还可以勉强应付,若要再加码,那就不堪设想了。

  我陆续往上加,但坚持不超出十万元。队长冒火了,指责说∶“说了半天还是鸡毛蒜皮,差得太远太远……”队长所以如此说,自是按五反对我店的要求而来,同时也听了店中职工的检举揭发。当时老板既无解雇职工之权,职工对老板的态度也大大的改变。但工会指示什么,他们就去做什么,比过去对老板还巴结。这次他们奉命对老板检举揭发,各人都有一套本账。谁对老板财产检举得少,谁在五反运动中立功就最高,所以尽管胡说乱道。因此我所坚持的十万元之内,与他们所说的数字比较起来竟是鸡毛蒜皮。既然如此,我们总归是完了!共产党就是这样来搜刮工商界吗?我越想越不对头,坚持了几天,谩骂、威吓、疲劳、审问,终于使我垮了下来,反正是完蛋,完就完罢!

  我被逼得无路可走,这时说老实话,根本已行不通;出于过关免死心切,只好鼓足勇气,自动加码十万,不行就再加二十万,这样加上去直到一百六十万,队长才认可了,却要我说明这一百六十万的来龙去脉,我只好再来一个弥天撒谎,胡编乱凑,好不容易才写出来了。其实这一百六十万的天文数字,早已超过了我店里那些年的营业总额,更超过了实有资产;即使把三个老板的私产都加进去,也还差得远,根本不用辩论就可以看出这数字的虚假。

  工作队通知我隔天就可以回家,翌日上午,我们三人获释,另外二人还不知道怎突然会被释放?我说∶“这笔大生意,队长和你们都谈不成,逼到我头上来了。我们谁也受不了这样无限期地关在这里日夜批斗,只有求释放才是唯一的生路,我再三思考,只好胡说以迎合他们的要求,所以大家可以活着回去。”但他们一听一百六十万的数目时,惊叫说∶“这怎么了得!”我说∶“眼前我们过关保命要紧,也只好作茧自缚,总比关在这儿挨斗、等死强些。”于是三人匆匆分手,但其中一位被关了三周之后,已被斗得七颠八倒,连回家的路也认不得了,还是由我把他送回去的。

  第二天队长率些干部找上店里开职工大会。开会前队长首先宣告我可以坐下来,另两位站着被斗。原来因为我算是坦白过的,故而有此区别对待。此会主要宣布本店老板已经“彻底坦白”,由原定的第一档“完全违法户”,降为第三档“半守半违法户”,作为从宽处理。(如果是第一档,就要送法院去坐牢)此后队长和我谈话,就换了一副面孔,以同志般的态度,要我留在工作队参加五反,主要是在下一波的五反中去现身说法,戴罪立功,因之我才稍稍了解工作队的情况。

  工作队人员是由机关部队的干部凑成,副队长是当地公安局派来的。五反开始是先搞典型户,来我店共有五十位干部,由队长带头,搞好我店之后,这五十位干部都当上了队长。我参加了上海市十六万工商户的全面五反,分别在几处开大会说明五反政策,并上台现身说法。主要是讲“五反的坦白从宽,已在我店落实;即使罪行再大,只要坦白交代,就可以和我一样从宽处理……”一时间我这个谎话连天的人,竟成为面临五反难关的工商户羡慕的对象,屡屡上了报。

  在我店近邻有一家商行,专营进出口轴承,也是三个老板,他们被隔离交代,最后只有其中一位写了坦白书,我看到那个人情绪特别低落,当他们交代可以通过的那天,我趁监视他的人不在的片刻,进去对他说∶“你们的问题已交代好,明天就可以回家了。”没想到在我离开他约二小时以后,他趁看守他的值班干部一时松懈,竟由二楼窗上跳了下去,一命呜呼。

  其实当时政策上并没有逼工商界人士去死,一时还留着我们这些人“生蛋”。可是很多人实在受不了凶残的斗争,所以在运动中宁可走上绝路。当时报纸重点报导工商界的罪行,如梅林食品公司的罐头送到抗美援朝前线去的都是腐坏的食品,这是奸商图利陷害志愿军的滔天大罪,言之凿凿,闻者发指;但也有一些人抱有不同的想法。梅林罐头享誉国际,老板怎会把坏食品装罐头去自毁长城?而且厂里有工会,工人监督生产,怎么会出这伤害志愿军的怪事?大概前方需求多,生意做大了,五反中很有油水可榨,所以先送他一项重罪,要他自动自觉把钱拿出来。

  此时五反运动搞得热火朝天,身陷在五反中的老板们,所闻、所见、所遭遇到的事,都令人胆战心惊。想想与其蒙莫须有的罪名而死,不如早走一步,免得被斗得痛苦,所以跳楼、服毒、上吊成了常见之事,但报纸对此只字不提,仍天天鼓吹资本家们五毒俱全、十恶不赦的罪行。

  倒是小道新闻常传闻又有人自杀的消息,人们听了也习以为常,人死多了好像也不算一回事,南京路上的冠生园,原是几十年的老店,上海市民多在那里吃过饭。老板冼冠生在上海也小有名气,平日克勤克俭,孜孜于自己手创的企业。抗日战争时期他曾放弃上海的生意,跟随政府内迁,当年到过重庆、昆明的上海人,看到冠生园如遇故人。这位先生也是一位爱国而有骨气的人,五反运动逼上门来,他竟从该店楼上跳下,毙命在南京路上。该处是闹市,过往的人也多,这件小道消息一下子就传开了。随着时日的迁移,五反全胜收兵,从死亡边缘逃过一劫的资本家们,又回到了自己的厂店。经过这次教训,我们发誓再也不做生意了。“再做就是孙子王八蛋!”打算消极地对付未来的岁月。可是当时百废待举,还亟需进口物资,尤其是美封锁禁运的东西(美国汽车材料当然在内)。此时五反对我店的处理通知也来了,计行贿罚款…亿元、补税及罚款…亿元、盗窃国家资财…亿元、总计是廿八亿元,(币制未改前的“亿”,即改革后的“万”,廿八亿即廿八万)。并说明这是经过核实后的“宽大处理”。我们吓呆了,这个天文数字压下来,教人怎么生活下去?想想我反正不干了,债多不愁,听便罢!

  单就上海市来说,五反退补也是当局的一笔巨额收入,必须慎重处理,于是把其中大户拣出七十四户,我店也名列其中,由市政府在市府大礼堂召开七十四户大会。我们接到奉召仿如惊弓之鸟,抱着战战兢兢的心情去报到,由潘汉年副市长主讲。想不到对我们这批“待罪之身”态度非常和蔼,讲完充满人情。他温文尔雅,不失书生本色,尤其表现出很体贴资本家经过五反之后内心的创痛。我还记得他当场吟出“马后桃花马前雪,那得令人不回首?”的诗句,对我们抚慰有加,鼓励大家重振精神去经营事业,政府一定会多方照顾。

  他尽量避免说五反退补的话,着实为大家打气。所以我们在日后一段时期中,能买到出口商手中的外汇,用来购进急需的美国汽车材料。为了缴付巨额的五反退补,我们不得不从消极,当上自己发誓的“孙子王八蛋”。税务员每天来店坐索,有钱就拿走,这样持续了二年多之后,好不容易把这笔巨债还清,而店已空空如也了。

  五反前来我店购货的干部,至今从来也没见过,大概都因三反中有问题被调离了原单位。但有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以前曾在我店一次买过十万元货物的干部(一位年轻的解放军,是道地的北方人),来沪顺便来我店看看,他说早已不搞采购了。我还记得他说过的话∶“他妈的!三反时冤枉我拿了你店一万元回扣,我被斗得死去活来。被逼承认后才得过关,不但自己当上了贪污犯,也连累你们犯了行贿罪……。”没错,在我们五反行贿罚款当中,确有这一万元在内,但事已如此又有什么好说的!五反运动已成了历史。今日看来,它只是毛泽东时代各种运动的初级阶段。毛泽东带领中国大陆走社会主义道路廿七年,运动不断,死了几千万人,搞得民穷财尽,下一代却都来个突变,让自己的子弟们先富起来。于是原来的首长们摇身一变,当上了……公司的董事长、总监什么的,他们当官几十年,从来不懂得商情,假公济私倒是天生内行。这样上行下效,各地都又“恭喜发财”起来了。

  革命革了半个世纪,又走回头路,新生的资本家都发了横财,有些人愤慨叹息说∶“如果毛泽东还魂再搞五反,已远远跟不上时代啦!今日时兴贪渎,捞财花样百出,至少要加倍来安个十反才行。”看倌以为对吗?

  (转载自2000年8月3日联合报上下古今专栏,本刊有增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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