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之后的正确国策：攘外先安内 (上)

“九一八”以后，全国一片沸腾，爱国学生纷纷要求立即对日宣战，舆论界则分为两种不同意见。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似乎别有考虑，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基本国策。于是，“不抵抗主义”的帽子便扣到了国民政府的头上。今天，虽然中国大陆的史学界已经对抗战作出了许多实事求是的研究，出版了相当的学术成果，但是这“帽子”似乎已经成为定论。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真的“不抵抗”吗？共产党真的“抵抗过”吗？要想回答这些至关重要的历史问题，就不得不首先回顾那个时代曾发生过的一些重大事件，及其重要的时代背景。

“九一八”时的国内环境

　　“九一八”开始的战争，侵略的一方是世界一流的军事强国。被侵略的一方呢？一是没有统一的政权，二是没有统一指挥的军队，三是没有统一的财政。至于军队装备的悬殊对比和两个国家工业基础的极大差距，就更不在话下了。

第一、政治、军事、经济概况

　　“九一八”前后，在中国的土地上有三个政权，每一个政权都有自己的政府、军队和财政，每一个政权都以对方为必须消灭的敌人。

　　第一个分裂政权是三十年代初“广东国民政府”的短暂存在。

　　1931年2月28日，由于国民党元老胡汉民在南京被扣，另两位元老居正和谢持，一被囚禁，一被通缉，从而导致国民党内讧又起。执政的南京国民政府司法院长王宠惠等辞职，铁道部长孙科也离开南京赴广东，国民党元老、中央监察委员邓泽如、林森等在4月30日发出通电，弹劾蒋介石，陈济棠等广东将领也发出通电支持弹劾，北伐成功之后再爆内战的始作俑者、广西实力派军人李宗仁顿时加入其中。于是，5月27日，以汪兆铭、邓泽如、邹鲁、孙科、李文范为常委的国民党中央非常会议，遂成立于广州；以唐绍仪、汪兆铭、孙科、古应芬、邹鲁为常务委员的广东国民政府也随之成立；一个意图与南京对峙的国民党政权在南方出现。它仅发生在“九一八”之前数月。

　　但是，一旦“九一八”事变发生，已经在湖南对立的两方军队立即言和，胡汉民等随即获得自由，和平会议马上在上海召开，分立的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也随之消失。

　　1985年匹兹堡大学教授许倬云曾评论那时候的形势说：“北伐后成立的国民政府，宣传统一了中国。实际上，国民政府号令所及不过是沿海的城市及其近郊的腹地，中原大战及国共的武装冲突都是对中央政权的直接挑战。即使不在战争状态下，国民政府也必须容忍内地的割据。军阀中势力大者，如张学良、阎锡山、李宗仁、龙云、盛世才等人，占地跨省兼圻；次焉者，如四川的军人也分别盘踞州郡。因此，国民政府的权力基础其实只是沿海城市的中国，对南方的粤江三角洲及北方的平津地区尚且鞭长莫及，这南北二地的地方势力还分食杯羹，不让国民政府专有其资源。”（注1）

　　第二个分立政权是中国共产党的江西“苏维埃政权”。这发生在“九一八”之后。

　　从中共成立起，中共就不是一个独立的政党，只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从经费、组织到政治路线，都完全按照第三国际的命令行事。而第三国际是直接受苏共中央政治局领导的，苏共则是为了苏联的国家利益而发出指令的。俄国从彼得大帝起就扩张了几百年，二十世纪的扩张，只是改换了一个“共产革命的名义”而已。

　　“九一八”事件刚刚发生，第三国际就作出决议，题目是《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这个决议指出，“九一八”事件的性质是：“满洲事变是瓜分中国为各个帝国主义的殖民地的开始，是反苏战争的序幕，是世界新的帝国主义强盗战争的初步。”该决议明白宣称“九一八”事件是对中共的一个重要而且有利的事件：“满洲事变对于中国事变发展的前途将给予决定的影响……给苏维埃运动与红军的斗争以极大的顺利，造成全国革命危机先决条件进一步成熟，这事变给予中国资产阶级的统治以新的重大的打击。”因此，这个决议对中共规定的中心任务是：“加紧的组织、领导、发展群众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大胆的警醒民众的民族自觉，而引导他们到无情的革命斗争上来。抓住广大群众对于国民党的失望与愤怒，而组织他们，引导他们走向消灭国民党统治的斗争。”（注2）这是在命令中共要于国难当头之时，利用中国民众的抗日情绪，去引导他们推翻国民政府，变“抗日”为“革命”。

　　按照这个指示，在“九一八”事变发生才一个多月时，1931年11月7日，中共在江西瑞金召开了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央政府，由毛泽东担任主席，由张国焘、项英为副主席，由朱德为中央军委主席，并且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中央政府机构。一个“认俄作父”的国中之国篡立起来了。

　　中共为什么要在这时候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它无非是要利用日本人的侵略，来推翻中华民国政府；而不是于危亡时刻，在国民政府领导下去抵挡日本侵略者。可以想象的是，这个有国际背景的“俄式武装中国”的成立，会给执政者以怎样的影响和压力。

　　就在苏维埃政府正式成立的11月27日，当天红三军团攻陷会昌，次月，鄂豫皖红军占领湖北黄安，各路红军纷纷出动，攻陷了十余座城市，只是围攻赣州不淂。

国民政府不得不两面作战

　　对于轰轰烈烈的“一二八”抗战，中共发出号召，要求推翻国民政府。以下原文抄录《中国共产党关于上海事件的斗争纲领》八条每条的第一句，以显示其要：

　　“一、总同盟罢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上海！”“二、民众自动武装起来，打倒投降帝国主义出卖民族利益的国民党！”“三、民众自动武装起来打倒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四、总同盟罢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一切帝国主义及国民党！”“五、革命士兵与武装民众联合起来，打倒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六、农民自动武装起来，打倒帝国主义与国民党！”“七、总同盟罢工与民众自动武装起来，反对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压迫一切革命运动！”“八、反对帝国主义世界大战，武装拥护苏维埃！”（注3）更多的文件都显示，中国共产党对内的武装斗争在“九一八”以后更加强了，因为国军为了抵抗日本而被迫分散了兵力。

关于军事情况

　　早在1927年刚刚攻下南京、北伐尚未成功之时，总司令蒋介石就把另外三个军队势力人物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分别任命为第二、第三、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并请他们在国民党内担任有地方党务权利的政治分会主席。北伐成功、东北易帜之后，这四大巨头之外，又加上了在东北统领数十万大军的昔日奉军头目张学良，还有广东陈济棠、云南唐继尧、四川刘湘等地方军阀。国家统一只是表面现象，军队并没有真正统一在国民政府之下。

　　随着北伐成功，缩小全国庞大的军队已经成为当务之急。1929年1月1日开始的编遣会议以失败告终，埋下了全国大规模内战的导火线。虽然中原大战结束，有利于中央的统一，但是势力人物统治地方的基本格局并没有改变。国民政府军队的实际控治范围仍在江南一带，加上安徽省。直到九一八事变发生，各个省的势力人物才逐步团结在国民政府周围，为抗战胜利作出了贡献。

　　但是，以推翻国民政府为宗旨的中共红军，却于国难当头之下，不断袭击国民政府军队，不曾向日本军队发射过一枪一弹。其时，红军有三股重要部份，即以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为首的红四方面军，控制着鄂豫皖苏区，号称八万人；以贺龙、邓中夏为首的红二军团，大约有三万人；江西的中央苏区，包括一军团和彭德怀率领的三军团，加上地方军共约四万多人。由于中国无休止的长期战乱，使得农村普遍缺乏粮食，接近崩溃的环境，这就给善于打家劫舍的中共红军以存在发展的方便条件。这对于必须抗日的国民政府来说，自然是心腹大患。

　　军队的严重情况，是在热河失守以后。胡适曾着文披露道：“军队完全没有科学的设备，没有现代的训练。3月5日宋子文院长发表谈话，叙述热河的情形：‘我国守热河之军绝无所谓参谋工作，军事长官消遥后方，迟迟其行。太古式之车辆用作运输，自北平至前方用骆驼须数星期方能运达。最前线各部队一无联络，高射炮及排壕工具丝毫未备，军事所受者仅操场之训练。’他又泛论吾国‘养兵数百万，而器具寙劣，衣食不周，几为乌合’。这是政府最高官吏的评语。……中国军官都不会看地图，我起先还不相信，近日我才相信了。前几日北平一个机关的负责人对我说：‘此次军队出发，都没有地图。都来问我们要地图。我们半价买了许多幅苏甲荣编印的东三省热河地图送给他们。’我听了不胜诧异。”（注4）

关于财政状况

　　关于战争和金钱的关系，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一位有名的德国将军说过：“战争第一是钱，第二是钱，第三还是钱。”可是在“九一八”事变的时候，以通常的国家所必须的财政标准来衡量，国民政府几乎无财政可言。

　　从满清王朝崩溃到北伐成功、全国统一以前，可以说，中国财政情况之糟糕超乎想像。一、全国有几个政治中心，各自收税打仗。北京中央政府的统治当然不能真正达到全国各地，各地没有资金上缴，就谈不上有实际意义的财政预算和支出，1920年以后北洋政府就没有财政预算，那一年的总收入是四亿九千万圆，支出超过六百万圆。二、主要收入来自海关。但是从1854年开始，英国人就控制了中国的海关，而且海关的收入，从庚子赔款起，都用来付外债，直接从海关转付。另外一项重要收入是盐税，沿海由英国人控制，内地的大量盐税被地方当权者控制，成为地方军阀的财源。没有关税和盐税，北洋各届政府的财政来源，只能依靠借外债，今天看起来，有点荒唐。三、没有国家级的中央银行，主要的银行都掌握在外国人手中，甚至也没有中国自己独立流通的货币。所以说，几乎没有财政可言。

　　1928年北伐成功以后，西方列强被迫同意中国的关税自主，美国在这年的7月25日与中国签定关税协议，这对中国，意义非同寻常：中国竟然在1931年有三亿八千五百万的收入。这一年，虽然还不能统一盐税，但是规定各个盐务区必须汇寄一定的款项给中央政府，同时也开始征收烟草税。国家的中胍 看中国网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返回正版看中国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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