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日本外务省亲自打电话问邀请童增的札幌律师田中贵文，童增来日本做什么？田中贵文回答：“来出庭作证。”日本外务省又问：“真的是来出庭作证吗？”田中贵文回答：“是来出庭作证。”然后日本外务省非常详细问了很多问题，比如，住在哪，从几点到几点有什么活动，谁来接待等等。
日本庞大的律师团非常重视童增这次出庭作证，因为这次出庭也影响到其他日本地方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胜败问题，日本各地的律师很多都都要赶到札幌来，但因担心人多嘴杂影响童增的思路，最后只派来东京、新泻、福岗三地律师作为代表前往札幌。
法庭上，原告日本律师14人，中国女律师康健1人。被告日本政府代理人3人，日本三井、新日铁、铁路建设、地崎等企业的代理人，还有5位律师。旁听席上座无虚席。首先是当年被抓到日本去的劳工河北籍姚毅老人陈述了当年的痛苦经历。从下午两点开始，童增作为证人接受原告律师询问，陈述了他从1990年开始提出向日本要求民间受害赔偿的“万言书”之后，如何代表成千上万的受害者向日本驻中国大使馆要求赔偿的经历，后来又如何委托日本律师起诉日本政府的过程。三点结束原告律师询问，然后休息几分中。
三点过，由日本政府代理人向童增提问：1972年中国政府已放弃了赔偿，你根据什么要求日本政府赔偿。童增回答根据国际法、国际惯例、日本国内法、和中国国内法，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明确中国政府宣布放弃战争赔偿的要求，而日本与大韩民国、前苏联、美国、澳大利亚等国签的条款和宣言都是把国家赔偿与个人赔偿严格区别开来。
日本代理人拿出一份一九六四年中日之间签定的一份文件，问童增看到过没有，童增幽默的回答我不知道，停顿了一下接着说，当时我才八岁；日本代理人幼稚的问题，引起旁听席一阵哄堂大笑。日本代理人不甘心，又提出荒谬的相互赔偿，日本也应该想中国要求赔偿，童增马上驳斥，当年日本是侵略国，侵略到中国犯下了滔天罪行，就好比是把你父亲杀死了，把你的女儿强奸了，还要求你赔偿。日本政府代理人顿时哑口无言，接着又尴尬的换了提问。
另一个日本政府代理人向童增提问，“当年你提交的“万言书”上的题目是“中国要求日本受害赔偿刻不容缓”，虽然有一些议案提出，那么中国人大是否采用了，请回答，yes或no，童增回答，不能用“是”或者“不是”这样简单回答，中国人大并没有发出不采用我的万言书的通知，你应该知道中国的立法程序，有的立法要经过1年、5年、10年、甚至20年。日本政府代理人最后一个问题是：你是否认为赔偿是道义上的问题。童增重复回答了一次，除了道义上，还有战争责任问题。
下午4点，童增作证询问完毕。最后一个小时是原告律师的陈述。在法庭审理过程中，日本政府代理人处境尴尬，童增作为证人问话完毕后，座无虚席的旁听席上响起热烈的掌声，会后，日本律师紧紧握住他的手说太好了。这次法庭的结果要等到明年3月23日才能知晓，原告律师们认为这次辩护铲除了中国受害者败诉最主要的障碍，胜诉的天平倾斜到中国受害者一方，日本坚称中国放弃战争赔偿包括民间赔偿的堡垒即将被冲破。童增在法庭上的从容自信、沉着应战、机智答辩给日本原告律师和旁听席的日本当地人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童增在日本札幌地方法院门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