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这个消息，不禁哑然失笑。中国的外交部又开始在枯燥的数据中寻求解脱，我倒想知道：近几年来，中国有多少因贫困读不起九年“义务”教育的失学儿童？有多少大学生（或他们的亲人）在开学前自杀身亡？“教育改革”以来，国有公立的“重点学校”收取了多少赞助费择校费？还有多少在外打工的民工子女因承担不起这繁重的费用而无法入学？这些都该是实实在在的数字，从教育部到外交部，人们对这些数字只能是雾里看花，只知道有个3.41%，只是这GDP收入3.41%的投入都用到了哪里呢？一方面是北大清华动辄数十亿的投资不知用在了何处，另一方面是希望工程的孩子们在读书的贫困线上苦苦挣扎。此前国内舆论已经开始关注教育，但这些最基本的数据却始终被当局遮遮掩掩。教育是恩泽全民的事，而国内的“教育产业化”却使之成为一个暴利行业，人民苦不堪言。
昨天的焦点访谈中，一所学校居然只招收当地工商税务等特权阶层的子女，暗访的记者被告之，即使有钱他的子女也不一定就能进来。社会的分化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教育部的大爷没有责任又何以服众？
问题是显而易见，但中国的事就是这么奇怪，只有引起国际关注，才可能反思检讨自己的行为，常常被国际舆论推着走。执政为民，在以前的相当长时间却成了执政为外国舆论。
说到这不禁想起不久前美国公布2001年南海撞机事件报告的事，其中美国人想当然栽赃污蔑中国的文字当然我们不能接受，但是为什么是美国提起了这些我们中国政府早就刻意开始回避的“陈年旧事”呢？而只有这时，外交部才又开始新一轮的驳斥。事情在那明摆着，中国为了示好，主动卑躬屈膝地“忘却”一些往事，而美国人不会善罢甘休，是怎么回事我一定要出个我认为的报告，即使是造谣也要走好每一个程序。再联想到使馆被炸事件，政府又已经以“面向未来”为由主动忘掉了。
说这些不是说偏要揪住历史不放，而是在发展“面向未来”的关系时不应将刚刚过去的事情束之高阁，两条线各走各道，对历史问题正视并勇于表达并不见得就会影响你的“面向未来”。但我们并不习惯这么做，因为好象还有一点害怕，就是怕“人民”起来抗争。
我有时想，西方国家的政治体制很有艺术性，三权分立在一定程度上制蘅了彼此的权限，同时在外交上也可以占据先机。一个政策，总统同意未必就在国会通过，尤其在外交上，就可以在其中游刃有余，一方面可以表达善心，一方面却未必做出善行，而他国也只能表示理解，因为不是这个国家所有的政客都在拒绝。与之相比，我们高度的权力集中可以赢得我们最最喜欢的“稳定”，同时却造成了处理外交事务时的被动。西方那些国家和人民都知道，任何一项赞成或反对都是政府授意的，所以你外交传递出的声音只能是无条件支持或无条件反对，没有中间路线可走。
对内也是一样，过于集权，使得政府和人民站在了两极，人民找不到归属，而一旦适当的表达个人观点就可能被认为是和政府作对，实际问题可能远远没有那么严重。
对内对外，中国就这样处处被动，内部比较平和，外部却常常挨打。也许，是到了该检讨我们内政外交的时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