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倒退的十三年
由于不搞体制改革，不给人民民主，必然导致政治文明倒退，精神文明衰败，物质文明落空。
1、政治文明：89年后政改不但停止了，而且有些已经起步的改革如党政分开、从中央到省地市各级五套班子相对独立运作、民意测验民主评议、地方差额选举等等又复原了。贪污腐败充斥着每个地方，其严重程度是古今中外少有的。据官方统计，平均每年因贪污腐败造成的国家经济损失和消费者福利损失高达9千8百多亿元至1兆2千亿元；资本大量逃脱，一九八七年到九七年资本外流2457亿6200万美元，注意，是美元；中国个人资产五兆，80%集中于5%的人，几乎全是党内干部；个人外汇存底872亿美元，700亿以上为共产党的干部所有。
夏天偶遇一位几年不见的本校毕业生，正在找工作，还没聊几句，他就很自然地、大言不惭地说：只要能达到目的，什么手段都可以用。悲哉、痛哉，这就是二十一世纪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中国青年在向一位他尚尊重的曾义务为他看了几个月的疑难慢性病的老师说出的心里话。他还说：现在是无官不贪，我的那个XX，人们公认他是很干净的，单是他住的那套私房就要买百把万。他的那个长辈是个副省级领导，已退休。笔者也认为当这么大的官只捞几百万应该算是干净的。当然，我们希望比他更干净的官更多一些。
中国早就签署了联合国的《世界人权宣言》，前几年，迫于国际压力，中国又不得不签署了世界上多数国家都在遵行的公民“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目的是为了欺骗世人，实际上还在肆无忌惮地践踏人权。关押、整肃民主活动人士；摧残法轮功学员：折磨迫害致死七百多人，使用酷刑四、五十种，非法判刑六千人以上，非法劳教十万人以上，每年都有几百名为其辩护的律师被抓；迫害宗教人士：六千万家庭教会信徒，有270万人拘捕，44万人被判劳改、劳教，750万人被通辑。中国已经制定了许多法律，但从宪法到一般的法律都形同虚设，而在新闻方面，连空头支票式的“新闻法”都不敢制定，所有国外的报纸、电视、网络、书籍都难以进入中国，外国电台被不断干扰，所有的出版物、甚至每一篇文章都要严格审查，导致在最近全球139个国家地区出版自由度排名中中国仅高于一个国际公认的无赖政权的国家朝鲜，排倒数第二名。
2、精神文明：中国社会物欲横流、道德伦丧，到处可见尔虞我诈，这方面的衰败，是国家莫大的损失，难以一时补救，且后患无穷。
无独有偶，还是今年夏天，在夜点小店，又遇到一位部队转业后工作一年的才二十出头的年轻人（他当兵时年龄未到十八岁），也许是喝了一瓶啤酒和他对我的信任使然，居然对我说他回来后玩过妓女，一次三百元。送我回来到家门口告别时，还不象开玩笑似的说：林医生，什么时候我带你去风流一次。呜呼哀哉！记得五、六年前，他曾哭着求我到他家为他八十五岁的奶奶看病（现还健在），复员后，尚有进取心，父母和奶奶对他这个独子的教育也是很好的，他父母给了我电话，我曾约他在教堂见过一面，后又一次在教堂碰到他，他说已来过几次了，是被我感召的，我很高兴，没想到，几个月不见，终于躲不过这个社会大染缸的污染。笔者在家养病，深居简出，少少碰到的熟人里，居然有这样的两个青年。大陆建国后确实曾改造妓女使之灭迹，改革开放后，既要坚持说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没有妓女，又让公安系统与色情行业勾结，在城市里，到处都有变相妓院（按摩店、发廊、桑拿、甚至在大街小巷拉客），各种性病、艾滋病广泛流行。本人多年晚上在街头诊所看病，有的男人一身得数种性病，有一个被我治好后，又让我去治他的大老婆、二老婆（分开居住，都有孩子）的性病。可是那些妓女就从来不找医生看病，这批巨大的传染源在源源不断地制造、传播性病、艾滋病，笔者曾向中央写信干脆设立红灯区，以便管理妓女，治疗性病、艾滋病，当然是没有回音。由于缺乏信仰，毒品也在到处流传。教育经费只占国民收入的2%，全民教育严重倒退，虽然大学生研究生急增，但文盲也剧增，许多农村的孩子根本没念书，到城市打工时只学了“男”“女”两个字，以免上错厕所。可是，五十年代初中国就开始在广大的城乡扫盲，而且取得相当大的成果了呀。学术腐败，权力可以占有文凭、成果，金钱也可以买到假论文、假文凭。行业道德衰落，豆腐渣工程、唯利是图的企业家、非法的煤窑、假医生、假药残害了不知多少无辜的工人和百姓，仅今年1－5月，矿业职工在事故中死亡就达三千多人。
3、物质文明：中国的经济发展举世公认，但，结果是变卖国有资产和生产贸易发展的收入主要进入贪官污吏的金库，将尾数给一点公务员和少部份知识分子，以堵住他们的嘴巴。几百年乃至几千年来无数中国人民用血汗、生命换取的大量国家土地、财产、宝贵文物古迹轻易地变成私人的金钱财产，而几亿农民和好几千万下岗失业的人生活贫困。自杀率居世界前列，全球平均每年自杀率是14.5/10万，而中国是28万人，占21.5/10万，自杀未遂200万，最近南京又有人因拆迁不公而自焚。据官方建设部统计，去年1－7月，全国因房屋拆除引发三级以上事故5起，造成26人死亡，16人受伤。
二．两条路线的斗争
十六大后，人们寄希望于新的领导班子。新的中央也未雨绸缪，开始尝试在政治社会改革方面做些工作。十六大上，二十多年提倡建设的两个文明：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又增加了一个政治文明。会后宣传过宪法的重要性。在SARS流行到全国和世界各国后，迫于国际压力，实行了破天荒的疫情公开制度，使中国人民第一次享受了一些些的知情权，而领导者也多少看到了让人民知情对国家克服困难向前发展有多大的好处，看到了中国人民是多么可爱、多么可歌可敬。当然，人们在事后如果只满足于庆功摆好，而不去思考社会的弊病，不去思考体制和制度问题，又是多么可悲。
媒体少宣传领导，取消领导人出访迎送制，将北戴河避暑暨开会取消改在北京郊区开会，废黜旧的收容条例，行政诉讼方面又规定政府法人必须应诉，否则算败诉，精减党报，为农民再减一半赋税，上海清查周正毅案，深圳探索政府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的分离，《学习》杂志发表六篇政改文章，《求是》刊登“以党内民主推动社会民主”的文章，胡锦涛、温家宝等领导常常深入民众，了解关心民情，颇有当年胡耀邦的风范，等等。
当然，好事多磨，事物总是不可能按照人们的美好愿望的方向发展。共产党内正确与错误、进步与反动的两条路线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以江泽民为代表的维护旧体制反对政治改革的反动的路线不想退出历史的舞台，他们用冠冕堂皇的三个代表来与政治改革唱对台戏，时时处处掣肘、破坏政治改革。在组织上把自己的人马大量塞进党中央和国家领导机关。在行动上，人家领导人民抗非典，他们要宣传三个代表，人家取消劳民伤财的北戴河例会，他却带一批人马圈地霸占北戴河最佳浴场。上海最大的非法房地产商周正毅被关后，把掌握上海帮充分罪状的律师郑恩宠逮捕并秘密审判。辽宁将罪证确凿已判死刑的黑道霸主刘涌改为死缓。在人们翘首企盼胡锦涛“七、一”讲话为政治民主鸣锣开道之时，胡却不得不将主题改成三个代表。香港“七、一”五十万人大游行后，终于逼得不得不收回二十三条立法，可是，北京政府又从幕后转到台前，让香港民建联在北京受到最高规格的接待，公开支持，为其拉票，为其造势。
最近“不寐之夜”网站被查封，《北京新报》被取缔。看到政治环境有些宽松，有社会责任感的高级知识分子们近几个月研究探讨了一些政治改革的问题，最近中央又下令三禁：严格禁止自由辩论政改、修宪和“六四”平反问题，还派安全人员跟踪骚扰曹思远等有关学者，老百姓和知识分子提出的一些修宪的建议，中央表态一律不予接受。最近连国内网站上所有有关政改的文章都被封闭。
中国的政治改革是在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前景堪忧。
正确的、先进的国策、路线要有能人去实行，落后、反动的路线也是因为有人在那里坚持，才得以实施。我们认为一些人宣传、提倡三个代表是假，利用三个代表搞个人崇拜，拉帮结派，争夺最高权力，坚持反进步、反民主、反对政治改革的反动路线是真。正象
这里让我们撇开人，先看看政治改革和三个代表的概念和内涵。
三、政治改革与三个代表
什么是政治，孔子说：政者，正也；治者，理也。孙中山先生说：浅而言之，政就是众人之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之事就是政治。
政治改革就是在如何正确管理国家和人民的大事小事方面要进行改革。在政治制度先进、体制健全完善的国家，就不需要进行政治改革，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只要不断地改良就可以了。而对于中国，不但国外，连国内人民、连共产党都认为要改革，那这种改革肯定是制度性的、体制性的改革，不是一般的修修补补，也就是要搞政治制度、政治体制改革。
建立一个民主的政治制度是中国政治改革的最终目标，这是人们的共识。目标既已明确，该改什么，主张是大同小异的，大凡可以归纳为四个方面：
1、决策民主：制定政策（包括宪法、法律等），对实施政策的监督，对违反政策的惩罚，党权、政权、军权、立法、行政、执法的独立或相对独立；
2、选举民主：全民民主、公正、公开的选举，被选举的权利，竞选的权利；
3、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知情权；
4、结社组党权利。
至于党和国家机构的改革，人事制度、国有企业、收入分配制度等的改革都可以结合到以上四点中去改。
什么是三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