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常说，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诊断中国问题， 自然要诊断中国的领导。参加研讨会的美国霍普金斯大学教授兰普顿认为，胡锦涛和温家宝虽然迄今还没有完成自己权力的巩固， 但进展的速度比外界预料的要快得多：
“中国权力的交替还没有完全完成。 权力交替过程中虽然可能发生多种情况， 但迄今一切都进展得还算顺利。”
兰普顿教授表示，中国新一届领导人与过去的相比更加务实， 如在选拔用人机制方面更加透明公开，对官员实施责任奖惩。
《远东经济评论》的劳伦斯女士认为， 江泽民执政十三年使中国的私营经济名正言顺，使“昔日的剥削者”成了中共团结和代表的力量。不过，这位在中国工作和生活十几年的记者认为，冷落工人阶级可能导致危险，
“中国现在在政策的制定方面给予私营企业主更多的发言权， 但中共传统上的工人阶级却没有同时得到同等的对待；因为虽然民营经济领域有了向政府反映问题的机制但工人阶级却不允许成立独立于官方控制的工会。”
民营经济的确推动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 但在美国耶鲁大学社会学教授戴维斯的眼中，中国经济的发展伴随着社会不公平的不断加深。这表现在城乡收入差距的不断加大、城市中的贫穷问题、社会贫富悬殊、医疗改革引发的社会问题， 等等。当谈到中国的医疗改革， 戴维斯教授表示：
“百分之六十的医疗费用现在在中国由工人承担，而东欧为百分之三十， 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平均为百分之四十一。中国个人支付医疗费用的比例也高于美国。”
那中国百姓赖以生存的环境如何？来自美国外交委员会的埃克梅博士认为，中国在水、空气和土地沙漠化等主要环境方面， 情况严峻。她表示，目前中国每年将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一点三用于环保是远远不够的：
“仅仅将中国的环境控制在目前的水平、 不再进一步恶化，中国每年至少要动用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二点二。”
说中国环保工作有待加强，埃克梅博士比较了美国环保署和中国环保局的工作人员数量。美国环保署有六千名全职人员， 而中国国家环保局只有三百人。
从环保问题到政治问题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中国问题学者裴敏欣主要分析了中国乡镇政府日益恶化的状况。其中， 谈到已经开始进行的农村费改税问题， 裴敏欣认为：
“问题是农村地区税费改革的代价在财政上是昂贵的， 因为乡政地方政府收入由此产生的不足部分必须由中央财政补齐。然而， 中国还没有财政转移机制将东部沿海富裕地区的收入用于中部农业地区。”
裴敏欣表示， 如果中国政府不在中央财政转移方面实施切实可行的政策，农村税费改革很难进行下去。
虽然中国现在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普林斯顿大学的中国政治问题学者克里斯滕森博士认为：
“中国将来一定会实现民主， 因为民主是良好的制度， 聪明的中国人民懂得这点。 问题是中国如何实现民主。”
与会的专家还就中国的经济问题、台湾问题和中美关系等展开讨论。专家们在分析中国发展过程中不足的同时， 也看到不少积极和进步的地方。当谈到中国是否具备成为一个强国这个问题时，到会的著名国际问题专家翟可瑞亚博士这样表示，
“从真正意义说，中国的未来取决于美国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