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3-09-28 18:14:00作者：
她是个法国人，高高的鼻梁，深蓝的眼睛。
但她的全部生活都与北京的四合院联系在一起。她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在这里－－－用她的话说－－－“战斗”。
毫不夸张地说，她比老北京还更熟悉北京的胡同，以及生活在那里的人们。白天，她背着大包，徒步走在那里，有时，身边陪伴着摄影师或者城市保护志愿者，街坊看见了，嘴里唤着“大姐”、“大嫂”迎出来，搬小凳，沏好茶；夜里，她常常看着那些不复存在院落的照片，手指一点点抚过红彤彤的大门，漂亮的砖花儿，痛苦得无法入睡。
她讨厌别人叫她“老外”。“我是个地道的中国人啊！”对于初次见面的人，她常常这样解释。甚至她的名字都是极端中国化的：华新民－－－新中国的人民。
48年前，她出生在北京无量大人胡同（后改名红星胡同）的一个院落里，名字是祖父起的。祖父和父亲有相似的经历，相似的理想，似乎也遗传给了新生的女孩儿。
祖父华南圭早年留学法国，学习土木工程，是法国公共工程学院第一位中国留学生。他娶了一位波兰女子为妻。学成回国后，他曾担任京汉铁路总工程师。抗战期间，因拒绝为日本人工作，华南圭再次远走法国，直到抗战胜利。解放后，华南圭回来担任了都市计划委员会的总工程师，这个组织便是今天北京市规划委员会的前身。
父亲华揽洪14岁被送往巴黎学习建筑，学成后在那里工作，成家，立业。1951年，华揽洪抛弃了在法国经营起来的一切，携妻儿回国。在梁思成的推荐下，他担任了都市计划委员会的第二总建筑师。
华揽洪似乎对北京的建设更加投入。有一次，他在飞机上向下俯看时，发现北京城竟是郁郁葱葱的。“这么多树，在建设新中国时应该好好保护呀！”那时，他患了严重的眼疾，医生开了一年病假，他拿着老城大比例详图，一条一条胡同地走，挨门挨户进到院里数树，槐、榆、枣、海棠、柿子、香椿……
北京人种树的学问可大了。在四合院里，见不到松、柏，因为这通常是种在阴宅附近的，不吉利；果实好吃的桑椹，清新爽口的梨，也不会见到，是因为“桑”与“丧”、“梨”与“离”谐音的缘故。四合院里的树多是海棠、石榴、春桃、枣树等，春可赏花，夏能纳凉，秋尝鲜果，真可谓“春华秋实”。
春去冬来，北京东西城区胡同院里院外的树都被标在这张独特的北京“树”图上。他抄了一份留下，原图寄给北京市长，期望能对老城规划有所助益。
两代前辈也许都在想着，他们是在为新生的女孩儿设计新的城市，一个充满阳光、美和文化的世界。这个世界就像她的名字那样充满希望。
时间到了20世纪90年代。从北京到法国，到香港，华新民转了一大圈又回到北京。这时，她已是两个女孩儿的母亲，身份是一个法国公司驻华工作人员的妻子，一名作家。
华新民的生活，确实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界，但不是祖父两辈所期望并为之努力的那个世界。因为那些她曾生活玩耍过的地方都已不复存在，那个曾被期待的世界正点点滴滴地从地图上消失。她觉得这个城市变了，恨自己回来得晚了，但她依然要保卫它，像保卫自己遍体鳞伤的母亲。
回京不久，华新民就做了一件和父亲大体相同的事。1998年，北京市规划委员会一位官员问华新民：你说应该保护胡同和四合院，我们怎么知道哪些该保护，哪些该拆掉呢？华新民听后，骑着自行车，顶着烈日，在东城、西城转了近一个月，把胡同的现状全部标在图纸上，注明哪些是保存完好的院落，哪些胡同已消失，哪些应该重点保护。但这份图纸送交上去后，没有回应。
“我不去想什么时候离开，不去想万一北京不再是北京，该怎么办？”8月一个夜晚，坐在她小小的办公室里，她这样讲，“那时候，我一定会非常难过的。所以我不能想。”
华新民自费租了这间办公室。屋子很小，墙上贴满了纸条，写着哪个院落什么时候被拆掉了，哪个胡同正被划入拆迁范围，桌上摊着一张张北京市分区胡同图。她用绿色标出健在的，红色标志已经推平的。远远看去，每一页都是扎眼的红色。
她每天的工作就是在这里不停地打电话，给胡同里的居民，给市规委，给记者，给那些爱北京的人；她还写文章，给市领导，给媒体，给那些被拆掉房屋院落的人。
她还记得，当年在史家胡同小学里，下着小雨，她在滑石板上学会了第一个汉字－－－“人”。现在，华新民的世界里只有两种人：保护老北京城的，是好人；破坏的，是坏人。
她执着地坚持着，无奈，疲惫，经常手足无措。她的生活不再是胡同式的悠闲、与世无争，而是争分夺秒、声嘶力竭地抢救。
放下华新民的电话，我赶到了那个被她称为“特别美丽”的院落：察院胡同23号。就在民族文化宫的南面，离西长安街不过100米。
我赶到时，已经无法看见它的美丽了。十几个工人在废墟里抬起一根根粗壮的梁木，堆在一起，准备卖给收木材的。惟一可以判断这里曾是一座院落的，是倒下的朱红大门和被埋在废墟里的狮子门墩。几个街坊在一旁观看，没有交谈，只有注视。
他们说，推土机一早就开来了，卡嚓嚓几下，房子推倒了，树撞歪了，大梁砸下来，一座精美的四合院灰飞烟灭。“这是危房吗？”我问围观的人。“再也难找这么好的院子啦！”老人们拉着长声嚷着。“一百多年都没怎么修，好好的，就拆了，造孽啊！”在后来目睹的几次拆房中，我都会听到类似的话。
“那为什么要拆？”几个人撇了撇嘴。
华新民愤怒了：明明是被保护的院落都要拆除，其余的岂不是更没法保护了？！“如果这些领导不知道自己拆的是什么，那我就一家一户推开门，拍下来给他们看。”
她找到一位摄影师朋友，从黎明到天黑，挨家挨户地敲开门，拍下四合院里的一切。
华新民在电话里的声音近似哭：“他们怎么能这样？这些都是被保护的院子啊，谁为这些行为负责？谁允许这么做？”
2002年，北京市政府确定了539个保护院落，却迟迟没有公布名单，2003年这个数字增加到1261个，世人仍不知道是哪些。“不公布出来怎么保护？不公布出来被保护又有什么用？”
她形容这种做法是：左手挂保护牌，右手就绕到后面去拆。“多么虚伪！”
“胡同是古都的细胞，细胞一个个掐碎了，谈何古都？！”
有人曾比喻：一条胡同，就如一卷精致的书画。把旧城的地卖了去盖商品房，就如同把名画当废纸卖了一样不可思议。“建筑是文化的载体，一砖一瓦都是历史、民俗、故事，甚至胡同的名字，老百姓的食物，都是宝啊！”
华新民鄙夷那些以危改为名新修起来的四合院，称其为“兵营”。“如果谁都可以把历史砸碎了重修，为什么美国不自己修个长城，还巴巴地跑到中国来看？”
有了胡同，北京城的每一寸都是活的；拆了四合院，胡同消失了，北京将是一座正在死亡的城市。成语道：“触景生情”。景都没有了，情归何处？
“他们说留了，留了故宫、皇家园林和三百六十条胡同。三千二百条胡同里的三百六十条。三百六十条不够一个脚印。胡同是古都的细胞，细胞一个个掐碎了，谈何古都？！没有胡同的故宫是荒唐的，就像没有故宫的胡同一样荒唐。还有三千多条胡同里的故事呢，还有根生在胡同里的多少万北京人呢，还有数不清的枣树、槐树、柳树、丁香树呢，还有中华民族引以为豪的四合院建筑艺术呢！就这么干干净净搓进太空了吗？”
在华新民的抢救经历中，有一个不能不提的“闻名世界”的院落。保护派认为：如果这个院落保不住，以后就都保不住了；拆除派则说：如果此处拆不掉，那以后都别想拆了！
这就是美术馆后街22号。
1998年2月的一个傍晚，81岁的赵老先生和老伴散步回家时惊呆了：大门两旁一边一个大白圈，里面写着大大的“拆”字。老伴的血压当即升到185,“这是要拆咱家吗？”
赵景心从来没想到不远处修建的平安大街跟他有什么关系。报上说最宽拆迁范围是70米，而赵家小院离平安大街至少有100米。邻居们出来告诉他们，这里要“危改”。可这是座好端端的院子啊！也要危改？两位老人不知所措。
没几天，赵老看到《北京晚报》上一篇呼吁保护四合院的文章，作者舒乙。他打查号台，找到了中国现代文学馆，要求和舒乙说几句。话很简单：我这儿有个挺好的四合院，您有空过来看看。舒乙来了。两人都吃了一惊。赵景心方知：原来舒乙是老舍的儿子。舒乙激动不已：竟然发现了这么一处隐于闹市的好院落：红漆，灰砖，规规矩矩，原味原汁。尤为难得的是，在正房的房檐下有一对十分罕见的砖雕，皆阴文，黑底白线，砖上作画，东边一块是牡丹花，西边是一丛盛开着的菊花，花上一展翅彩蝶，一只小猫弓身仰首，正欲扑蝶。
两块砖雕，线条简练，画面传神，像两只扑闪闪的大眼睛。这便是明末清初建筑最典型的特征－－－象眼。
屋里是精美的落地雕花隔扇，东西两侧风格不同，但同样美丽。房中陈设中西合璧，古今相映，条幅书案，典雅高古。
更让舒乙激动的是，原来这座院落的主人也是“名门之后”。他在《小院的悲哀》一文中写道：“有旧式装束老人照片高悬于壁，当是赵老者的先人，我冒昧打听，答曰：乃赵紫宸先生。”
“不得了，我知道，我来到了现代名人之家。”
赵紫宸先生是世界基督教联合会六大主席之一，燕京大学宗教学院院长，杰出的爱国者。他在抗日战争时期被日寇投入监狱，在狱中坚贞不屈，写就爱国诗篇，广为流传。他是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赵紫宸先生于1950年买了这处院落，一直住到1979年91岁高龄逝世。
赵紫宸之女赵萝蕤教授是我国著名翻译家和比较文学学者，北京大学教授，国际著名的惠特曼研究学者。她的丈夫则是我国杰出的古文字学家，新月派大将、诗人陈梦家先生。
小院儿现今的主人赵景心老先生，早年留美，建国初期遵父旨毅然回国，是两航起义的功臣，后任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
赵家小院从此进入了专家视线。不少建筑专家和爱好者慕名来参观，测量，正式得出这是一个明末清初修建的四合院的结论，认为这是集“人文、文化和历史价值于一身”的不可多得的四合院。舒乙安慰赵老道：您放心，这么好的院落，一定不会被拆掉。
专家开始了保护这处院落的呼吁行动，赵老也动用起自己的老关系，给国家和北京市领导写信。但“不拆”二字始终没有等到。两位老人白天紧张地在家守护，听着推土机轰鸣地面颤动；夜晚靠安眠药入睡，稍有声音就惊醒，起身，东听听、西看看。不久，小院周围被拆空了，这座孤零零的院子只靠小保姆的丈夫每夜抱着一根水管子保护着。
1999年10月。一天，开发商的推土机突然将两面院墙推倒了。赵老心急如焚，质问在一边看热闹的派出所民警，对方回答：他只管维持秩序，不管推墙。赵老对开发公司厉喝：你要把我的墙砌起来！对方气急败坏地说：“给你砌墙？我还要拆你的房呢！”
赵老的回答只有两个字：不搬！“只要我还活着，就不会把这个明代的院子交给开发商盖商业楼。”
担心家里的文物也突遭灭顶之灾，赵景心悄悄把十几箱古籍捐给了现代文学馆和燕京大学研究院，26件明代家具捐给了上海博物馆。“北京就容不下这些东西，真是奇耻大辱！”舒乙评论说。
1999年11月，专家们开始了第二轮呼吁：我们再一次慎重指出，这个四合院有着极高的文化价值，拆掉它，北京将大损形象，并在文化上承受难以估量的损失。多家媒体也开始呼吁拯救这处院落。但这些都没能阻挡“拆迁告示”正式贴出。
12月30日，赵老接到了裁决书，东城区文物局以“美术馆后街22号院从没有被定为文物保护单位”为由，同意拆除22号院。“被申请人赵景心自接到裁决书5日内迁至朝阳区洼里乡大羊坊村西周转房三排十一号……将原住房腾空，交申请人拆除。”
裁决书里提到的周转房，是北京郊区几间简陋的平房，既无煤气又无暖气，屋里积着冰水，屋外垃圾遍地，走到最近的公共汽车站要40分钟。
“换了你是我，你会是什么感受？”赵老逼近我的脸，双眼直勾勾地盯着我：“让两个80多岁的人，5天内搬空三代人的东西，抛弃自家房产，住到离城几十公里外的地方，你会是什么感受？还能活不能活？”
但他们没有放弃，并毅然走上了上诉的道路，对象是“没有履行法定职责进行文物鉴定和评价”的北京市东城区文物文化局和强制进行拆迁的东城区房管局。有人劝赵老，给自己留条后路。他答：“我已经没有后路了，我已经走上了绝路。”
像拆迁者曾傲慢地宣称的那样：没有一个拆迁户的官司赢过！这个历经近一年、牵动海内外的官司也失败了。法院认为，东城区文物局履行了法定职责，东城区房管局强拆有理。
“什么履行？他们的专家从来没来过我们家，怎么鉴定的？”赵老梗着脖子，“居然还有人说，我家有抽水马桶，这肯定不是明末清初的。难道我们还要把玻璃窗子都换成纸的，才能证明它是明末清初的吗？”
华新民说，他们的专家是谁，我们不知道。而我们的专家，都是有名有姓的－－－北京大学教授、中科院院士侯仁之；清华大学教授、中科院院士吴良镛；中国文物学会会长、国家文物局古建筑专家罗哲文；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郑孝燮；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文物学会副会长梁从诫；再加上最初进入小院的舒乙先生。这些专家作的结论不够吗？
她还清楚地记得与东城文物局的某位领导在法院外的对话。
问：“怎么顶级的文物专家说这座四合院是明末清初的建筑，你们就硬说不是呢？”
答：“专家也有看走了眼的时候。”
问：“世界上不管哪一个文物局都在拼命保护文物，怎么你们这个文物局却见着文物就喊砸呢？！”那人躲闪着华新民的眼睛，不回答。
再问：“那张《乾隆京城全图》上明明标着赵家的院子，你们为什么说没有呢？”这位官员急促地走开了。
舒乙在《小院的悲哀》一文中最后说：小院的价值，或许还在小院之外。因为，可以把它当做一个典型：一个判断是非的典型。一个解决“拆”与“保”争论的典型。一个代表千万座北京四合院命运的典型。一个如何正确对待自己历史的典型。
这个“典型”在2000年12月26日倒在推土机的铁爪下，在100多名警察和20多位外国记者眼前。强拆过程不得拍照摄像，附近楼房的二层以上不许进人。
具有戏剧性的情节是，二老搬进在美国的侄子出钱购置的公寓楼不到一年半之后，又再次面临拆迁的命运，这次的理由是“CBD建设规划”。
2003年8月，我在海淀区一个叫上庄镇的地方见到了两位老人，这里在颐和园西北20多公里处。他们最初那么执拗地坚持，还是不得不到如此偏远的地方来生活。
“我只剩下灰心了。”赵老闭上眼睛，仰头叹息，几丝白发无力地掉了下来。“把真的古建筑拆掉，满大街建些假的。还让我说什么呢？”
强拆时，华新民正在法国，深夜，她写了这样几段话：
“这里是巴黎的清晨5点，我知道北京那里正在强拆美术馆后街22号院，我不可能合眼，一夜都在为它寻求着侥幸逃生的可能。但我最后知道不行了……我不可能合眼，而且感到从此永远都不会再睡得着觉。这大概是北京仅存的一座明末清初的民居四合院了，为什么要下手拆掉呢？！这是祖先留给我们的美好，这是已所剩不多的古都。”
“还房子给主人，永远不再提及拆迁二字，四合院便会自我净化”
华新民逛院子，特别要看看厨房和卫生间，还要拍下来。她要让那些攻击四合院的人看到：四合院不是又脏又乱，而是安静又舒适的。
华新民认为：还房子给主人，永远不再提及拆迁二字，四合院便会自我净化。“谁愿意自己家乱七八糟的呢？”
一位中年妇女对我们嚷：什么“危改”，这叫拆迁，就是拆了让你迁。
她不是私房主，但她爱所住的院子，她存了一笔钱，一直想要把那里打扮一下，却迟迟无法下决心。
另一户人家说：只要政府不拆迁，你们说按什么标准修，我们就按什么标准修，我们有这个能力。可现在是不搬不行啊！
现代化？她嘲笑这个词。现代化是为了让人们生活得方便舒适，而不是强迫拆掉别人的家，让他们住进偏远的楼房，再让他们坐现代化的工具－－－火车。“轻轨不就是小火车么。”
大多数拆迁户无法回到原址新建的楼房里－－－没有钱，或者根本就不允许。他们多搬到了丰台、通州或洼里这样的城乡结合地带。
华新民说，她认识很多搬进了新房子的老人，有的再也没有进过城，有的甚至都没有下过楼，有一位因为去找曾经的老街坊迷了路，急得犯了脑溢血，就死在大街上；那些还在工作的人，每天都要花三四个小时在上下班的路上，没有任何娱乐时间，月月年年，弄得身心疲惫－－“这就是现代化？”
为了保护古都文明和文化，华新民成为她口中那些“坏人”最执着的对立者和斗士。虽然她有一头及肩的蓬松长发，总是长裙及地，只是个略微发福、没有任何权力的中年妇女。
1832年，雨果刚刚完成《巴黎圣母院》，面对路易·菲利浦时代对古建筑的大肆破坏，愤怒地写下了一篇《向拆房者宣战》，呼吁议会通过一项保护古城和文物的法律－－－而且也奏效了。两年前，华新民将其翻译成中文。其中几段是这样的：“再听听他们讲什么：为了多放几堆白菜，得铲除那座封建时代的建筑物。然后每个人再使劲说些官冕堂皇的漂亮话……
“另外，在圣奥曼，还有一位省长，他在把著名的圣伯丹废墟毁了四分之三后，竟说是为了让工人有活儿干。这是多么荒唐！如果这些行政长官，既不通管理又头脑空虚，放着眼前该铺铁轨的路不铺，该挖掘的河道不挖，该修的街巷不修，该清淤泥的港口不清，该开垦的荒地不垦，该盖的学校不盖，却不知让手下工人干什么好的话，也起码不要把我们祖国的文物建筑像猎物一般扔给他们去拆除，不要让他们拿着石头去换面包。
“在巴黎，我们也到处眼睁睁地看着那些人破坏文物。破坏文物者在扮演着建筑设计师的角色。破坏文物者被赞赏和受到鼓舞及保护，被咨询和被资助。破坏文物者为政府承包工程。他偷偷告不得人地坐在政府的预算资金里，小声地吞食着，仿佛老鼠吃奶酪一般。
“在种种理由当中，也有经济学家和银行家的理由：这些历史建筑留着有什么用呢，除了还得花钱维护！拆了算了，拿拆下的料至少还能换几个钱。然而即使从纯经济的角度看，这种推理也是错误的。……这些历史建筑本身就是资本，许多外国的有钱人都是慕名而来，所带来的经济利益远超过了维护方面的开销。拆掉它们便是给国家断了一种财源。
“为了艺术，为了法国还是法国，为了记忆，为了人类智慧的伟大结晶，为了先人集体创作的作品，为了历史，为了制止摧毁永不可再生的，为了给未来留下一个民族最神圣的东西，为了过去，为了这一切来制定一条可称之为正确的、好的、健康的、有用的、必需的并且紧急的法律！”
这篇文章在网络上广为传播。许多人读后非常激动：“将‘法国’二字换掉，就是100多年后北京的写照，我们究竟是前进了，还是落后了？”
“北京应该证明给世界，它是个法制的城市，是个能让百姓安居乐业的城市”
但华新民慢慢发现，中国并不缺少相关法律，而是缺少实施法律的公正环境，缺少对破坏者的监督，缺少维护居民最基本权利的意识－－－许多拆迁的实质，就是对原居民私有财产的无偿侵占。
然而我们看到的情况却是，在房主们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房屋的土地已经归“别人”使用、已被“规划”了；其用途绝不是什么公共利益，而是开发商要在这块土地上盖大楼去赚更多的钱；这些人挥舞着棍棒，叫嚷着“这块地是我的”，提出无法接受的价格让人搬走，一旦原来的主人不同意，便立即“强制”。
这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但它确实发生着。
“就算不提这些，”华新民说，“老城区的居民大部分都是工薪阶层，买新房是他们承受不了的巨额开销，许多人在拆迁过程中花光了几十年的积蓄，还欠银行十几万，以后老人养老、孩子上学、家里人有个病有个灾的，怎么办？－－－这难道不是强迫老百姓掏光口袋去买房，谁又有这个权力？”
“保护老北京，必须要从保护北京老城居民最基本的权利做起。”华新民越来越发现，这是同一回事：“北京应该证明给世界，它是个法制的城市，是个能够让百姓安居乐业的城市。这样，它才配得上拥有这些古老的文明和文化。”
但她的全部生活都与北京的四合院联系在一起。她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在这里－－－用她的话说－－－“战斗”。
毫不夸张地说，她比老北京还更熟悉北京的胡同，以及生活在那里的人们。白天，她背着大包，徒步走在那里，有时，身边陪伴着摄影师或者城市保护志愿者，街坊看见了，嘴里唤着“大姐”、“大嫂”迎出来，搬小凳，沏好茶；夜里，她常常看着那些不复存在院落的照片，手指一点点抚过红彤彤的大门，漂亮的砖花儿，痛苦得无法入睡。
她讨厌别人叫她“老外”。“我是个地道的中国人啊！”对于初次见面的人，她常常这样解释。甚至她的名字都是极端中国化的：华新民－－－新中国的人民。
48年前，她出生在北京无量大人胡同（后改名红星胡同）的一个院落里，名字是祖父起的。祖父和父亲有相似的经历，相似的理想，似乎也遗传给了新生的女孩儿。
祖父华南圭早年留学法国，学习土木工程，是法国公共工程学院第一位中国留学生。他娶了一位波兰女子为妻。学成回国后，他曾担任京汉铁路总工程师。抗战期间，因拒绝为日本人工作，华南圭再次远走法国，直到抗战胜利。解放后，华南圭回来担任了都市计划委员会的总工程师，这个组织便是今天北京市规划委员会的前身。
父亲华揽洪14岁被送往巴黎学习建筑，学成后在那里工作，成家，立业。1951年，华揽洪抛弃了在法国经营起来的一切，携妻儿回国。在梁思成的推荐下，他担任了都市计划委员会的第二总建筑师。
华揽洪似乎对北京的建设更加投入。有一次，他在飞机上向下俯看时，发现北京城竟是郁郁葱葱的。“这么多树，在建设新中国时应该好好保护呀！”那时，他患了严重的眼疾，医生开了一年病假，他拿着老城大比例详图，一条一条胡同地走，挨门挨户进到院里数树，槐、榆、枣、海棠、柿子、香椿……
北京人种树的学问可大了。在四合院里，见不到松、柏，因为这通常是种在阴宅附近的，不吉利；果实好吃的桑椹，清新爽口的梨，也不会见到，是因为“桑”与“丧”、“梨”与“离”谐音的缘故。四合院里的树多是海棠、石榴、春桃、枣树等，春可赏花，夏能纳凉，秋尝鲜果，真可谓“春华秋实”。
春去冬来，北京东西城区胡同院里院外的树都被标在这张独特的北京“树”图上。他抄了一份留下，原图寄给北京市长，期望能对老城规划有所助益。
两代前辈也许都在想着，他们是在为新生的女孩儿设计新的城市，一个充满阳光、美和文化的世界。这个世界就像她的名字那样充满希望。
时间到了20世纪90年代。从北京到法国，到香港，华新民转了一大圈又回到北京。这时，她已是两个女孩儿的母亲，身份是一个法国公司驻华工作人员的妻子，一名作家。
华新民的生活，确实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界，但不是祖父两辈所期望并为之努力的那个世界。因为那些她曾生活玩耍过的地方都已不复存在，那个曾被期待的世界正点点滴滴地从地图上消失。她觉得这个城市变了，恨自己回来得晚了，但她依然要保卫它，像保卫自己遍体鳞伤的母亲。
回京不久，华新民就做了一件和父亲大体相同的事。1998年，北京市规划委员会一位官员问华新民：你说应该保护胡同和四合院，我们怎么知道哪些该保护，哪些该拆掉呢？华新民听后，骑着自行车，顶着烈日，在东城、西城转了近一个月，把胡同的现状全部标在图纸上，注明哪些是保存完好的院落，哪些胡同已消失，哪些应该重点保护。但这份图纸送交上去后，没有回应。
“我不去想什么时候离开，不去想万一北京不再是北京，该怎么办？”8月一个夜晚，坐在她小小的办公室里，她这样讲，“那时候，我一定会非常难过的。所以我不能想。”
华新民自费租了这间办公室。屋子很小，墙上贴满了纸条，写着哪个院落什么时候被拆掉了，哪个胡同正被划入拆迁范围，桌上摊着一张张北京市分区胡同图。她用绿色标出健在的，红色标志已经推平的。远远看去，每一页都是扎眼的红色。
她每天的工作就是在这里不停地打电话，给胡同里的居民，给市规委，给记者，给那些爱北京的人；她还写文章，给市领导，给媒体，给那些被拆掉房屋院落的人。
她还记得，当年在史家胡同小学里，下着小雨，她在滑石板上学会了第一个汉字－－－“人”。现在，华新民的世界里只有两种人：保护老北京城的，是好人；破坏的，是坏人。
她执着地坚持着，无奈，疲惫，经常手足无措。她的生活不再是胡同式的悠闲、与世无争，而是争分夺秒、声嘶力竭地抢救。
放下华新民的电话，我赶到了那个被她称为“特别美丽”的院落：察院胡同23号。就在民族文化宫的南面，离西长安街不过100米。
我赶到时，已经无法看见它的美丽了。十几个工人在废墟里抬起一根根粗壮的梁木，堆在一起，准备卖给收木材的。惟一可以判断这里曾是一座院落的，是倒下的朱红大门和被埋在废墟里的狮子门墩。几个街坊在一旁观看，没有交谈，只有注视。
他们说，推土机一早就开来了，卡嚓嚓几下，房子推倒了，树撞歪了，大梁砸下来，一座精美的四合院灰飞烟灭。“这是危房吗？”我问围观的人。“再也难找这么好的院子啦！”老人们拉着长声嚷着。“一百多年都没怎么修，好好的，就拆了，造孽啊！”在后来目睹的几次拆房中，我都会听到类似的话。
“那为什么要拆？”几个人撇了撇嘴。
华新民愤怒了：明明是被保护的院落都要拆除，其余的岂不是更没法保护了？！“如果这些领导不知道自己拆的是什么，那我就一家一户推开门，拍下来给他们看。”
她找到一位摄影师朋友，从黎明到天黑，挨家挨户地敲开门，拍下四合院里的一切。
华新民在电话里的声音近似哭：“他们怎么能这样？这些都是被保护的院子啊，谁为这些行为负责？谁允许这么做？”
2002年，北京市政府确定了539个保护院落，却迟迟没有公布名单，2003年这个数字增加到1261个，世人仍不知道是哪些。“不公布出来怎么保护？不公布出来被保护又有什么用？”
她形容这种做法是：左手挂保护牌，右手就绕到后面去拆。“多么虚伪！”
“胡同是古都的细胞，细胞一个个掐碎了，谈何古都？！”
有人曾比喻：一条胡同，就如一卷精致的书画。把旧城的地卖了去盖商品房，就如同把名画当废纸卖了一样不可思议。“建筑是文化的载体，一砖一瓦都是历史、民俗、故事，甚至胡同的名字，老百姓的食物，都是宝啊！”
华新民鄙夷那些以危改为名新修起来的四合院，称其为“兵营”。“如果谁都可以把历史砸碎了重修，为什么美国不自己修个长城，还巴巴地跑到中国来看？”
有了胡同，北京城的每一寸都是活的；拆了四合院，胡同消失了，北京将是一座正在死亡的城市。成语道：“触景生情”。景都没有了，情归何处？
“他们说留了，留了故宫、皇家园林和三百六十条胡同。三千二百条胡同里的三百六十条。三百六十条不够一个脚印。胡同是古都的细胞，细胞一个个掐碎了，谈何古都？！没有胡同的故宫是荒唐的，就像没有故宫的胡同一样荒唐。还有三千多条胡同里的故事呢，还有根生在胡同里的多少万北京人呢，还有数不清的枣树、槐树、柳树、丁香树呢，还有中华民族引以为豪的四合院建筑艺术呢！就这么干干净净搓进太空了吗？”
在华新民的抢救经历中，有一个不能不提的“闻名世界”的院落。保护派认为：如果这个院落保不住，以后就都保不住了；拆除派则说：如果此处拆不掉，那以后都别想拆了！
这就是美术馆后街22号。
1998年2月的一个傍晚，81岁的赵老先生和老伴散步回家时惊呆了：大门两旁一边一个大白圈，里面写着大大的“拆”字。老伴的血压当即升到185,“这是要拆咱家吗？”
赵景心从来没想到不远处修建的平安大街跟他有什么关系。报上说最宽拆迁范围是70米，而赵家小院离平安大街至少有100米。邻居们出来告诉他们，这里要“危改”。可这是座好端端的院子啊！也要危改？两位老人不知所措。
没几天，赵老看到《北京晚报》上一篇呼吁保护四合院的文章，作者舒乙。他打查号台，找到了中国现代文学馆，要求和舒乙说几句。话很简单：我这儿有个挺好的四合院，您有空过来看看。舒乙来了。两人都吃了一惊。赵景心方知：原来舒乙是老舍的儿子。舒乙激动不已：竟然发现了这么一处隐于闹市的好院落：红漆，灰砖，规规矩矩，原味原汁。尤为难得的是，在正房的房檐下有一对十分罕见的砖雕，皆阴文，黑底白线，砖上作画，东边一块是牡丹花，西边是一丛盛开着的菊花，花上一展翅彩蝶，一只小猫弓身仰首，正欲扑蝶。
两块砖雕，线条简练，画面传神，像两只扑闪闪的大眼睛。这便是明末清初建筑最典型的特征－－－象眼。
屋里是精美的落地雕花隔扇，东西两侧风格不同，但同样美丽。房中陈设中西合璧，古今相映，条幅书案，典雅高古。
更让舒乙激动的是，原来这座院落的主人也是“名门之后”。他在《小院的悲哀》一文中写道：“有旧式装束老人照片高悬于壁，当是赵老者的先人，我冒昧打听，答曰：乃赵紫宸先生。”
“不得了，我知道，我来到了现代名人之家。”
赵紫宸先生是世界基督教联合会六大主席之一，燕京大学宗教学院院长，杰出的爱国者。他在抗日战争时期被日寇投入监狱，在狱中坚贞不屈，写就爱国诗篇，广为流传。他是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赵紫宸先生于1950年买了这处院落，一直住到1979年91岁高龄逝世。
赵紫宸之女赵萝蕤教授是我国著名翻译家和比较文学学者，北京大学教授，国际著名的惠特曼研究学者。她的丈夫则是我国杰出的古文字学家，新月派大将、诗人陈梦家先生。
小院儿现今的主人赵景心老先生，早年留美，建国初期遵父旨毅然回国，是两航起义的功臣，后任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
赵家小院从此进入了专家视线。不少建筑专家和爱好者慕名来参观，测量，正式得出这是一个明末清初修建的四合院的结论，认为这是集“人文、文化和历史价值于一身”的不可多得的四合院。舒乙安慰赵老道：您放心，这么好的院落，一定不会被拆掉。
专家开始了保护这处院落的呼吁行动，赵老也动用起自己的老关系，给国家和北京市领导写信。但“不拆”二字始终没有等到。两位老人白天紧张地在家守护，听着推土机轰鸣地面颤动；夜晚靠安眠药入睡，稍有声音就惊醒，起身，东听听、西看看。不久，小院周围被拆空了，这座孤零零的院子只靠小保姆的丈夫每夜抱着一根水管子保护着。
1999年10月。一天，开发商的推土机突然将两面院墙推倒了。赵老心急如焚，质问在一边看热闹的派出所民警，对方回答：他只管维持秩序，不管推墙。赵老对开发公司厉喝：你要把我的墙砌起来！对方气急败坏地说：“给你砌墙？我还要拆你的房呢！”
赵老的回答只有两个字：不搬！“只要我还活着，就不会把这个明代的院子交给开发商盖商业楼。”
担心家里的文物也突遭灭顶之灾，赵景心悄悄把十几箱古籍捐给了现代文学馆和燕京大学研究院，26件明代家具捐给了上海博物馆。“北京就容不下这些东西，真是奇耻大辱！”舒乙评论说。
1999年11月，专家们开始了第二轮呼吁：我们再一次慎重指出，这个四合院有着极高的文化价值，拆掉它，北京将大损形象，并在文化上承受难以估量的损失。多家媒体也开始呼吁拯救这处院落。但这些都没能阻挡“拆迁告示”正式贴出。
12月30日，赵老接到了裁决书，东城区文物局以“美术馆后街22号院从没有被定为文物保护单位”为由，同意拆除22号院。“被申请人赵景心自接到裁决书5日内迁至朝阳区洼里乡大羊坊村西周转房三排十一号……将原住房腾空，交申请人拆除。”
裁决书里提到的周转房，是北京郊区几间简陋的平房，既无煤气又无暖气，屋里积着冰水，屋外垃圾遍地，走到最近的公共汽车站要40分钟。
“换了你是我，你会是什么感受？”赵老逼近我的脸，双眼直勾勾地盯着我：“让两个80多岁的人，5天内搬空三代人的东西，抛弃自家房产，住到离城几十公里外的地方，你会是什么感受？还能活不能活？”
但他们没有放弃，并毅然走上了上诉的道路，对象是“没有履行法定职责进行文物鉴定和评价”的北京市东城区文物文化局和强制进行拆迁的东城区房管局。有人劝赵老，给自己留条后路。他答：“我已经没有后路了，我已经走上了绝路。”
像拆迁者曾傲慢地宣称的那样：没有一个拆迁户的官司赢过！这个历经近一年、牵动海内外的官司也失败了。法院认为，东城区文物局履行了法定职责，东城区房管局强拆有理。
“什么履行？他们的专家从来没来过我们家，怎么鉴定的？”赵老梗着脖子，“居然还有人说，我家有抽水马桶，这肯定不是明末清初的。难道我们还要把玻璃窗子都换成纸的，才能证明它是明末清初的吗？”
华新民说，他们的专家是谁，我们不知道。而我们的专家，都是有名有姓的－－－北京大学教授、中科院院士侯仁之；清华大学教授、中科院院士吴良镛；中国文物学会会长、国家文物局古建筑专家罗哲文；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郑孝燮；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文物学会副会长梁从诫；再加上最初进入小院的舒乙先生。这些专家作的结论不够吗？
她还清楚地记得与东城文物局的某位领导在法院外的对话。
问：“怎么顶级的文物专家说这座四合院是明末清初的建筑，你们就硬说不是呢？”
答：“专家也有看走了眼的时候。”
问：“世界上不管哪一个文物局都在拼命保护文物，怎么你们这个文物局却见着文物就喊砸呢？！”那人躲闪着华新民的眼睛，不回答。
再问：“那张《乾隆京城全图》上明明标着赵家的院子，你们为什么说没有呢？”这位官员急促地走开了。
舒乙在《小院的悲哀》一文中最后说：小院的价值，或许还在小院之外。因为，可以把它当做一个典型：一个判断是非的典型。一个解决“拆”与“保”争论的典型。一个代表千万座北京四合院命运的典型。一个如何正确对待自己历史的典型。
这个“典型”在2000年12月26日倒在推土机的铁爪下，在100多名警察和20多位外国记者眼前。强拆过程不得拍照摄像，附近楼房的二层以上不许进人。
具有戏剧性的情节是，二老搬进在美国的侄子出钱购置的公寓楼不到一年半之后，又再次面临拆迁的命运，这次的理由是“CBD建设规划”。
2003年8月，我在海淀区一个叫上庄镇的地方见到了两位老人，这里在颐和园西北20多公里处。他们最初那么执拗地坚持，还是不得不到如此偏远的地方来生活。
“我只剩下灰心了。”赵老闭上眼睛，仰头叹息，几丝白发无力地掉了下来。“把真的古建筑拆掉，满大街建些假的。还让我说什么呢？”
强拆时，华新民正在法国，深夜，她写了这样几段话：
“这里是巴黎的清晨5点，我知道北京那里正在强拆美术馆后街22号院，我不可能合眼，一夜都在为它寻求着侥幸逃生的可能。但我最后知道不行了……我不可能合眼，而且感到从此永远都不会再睡得着觉。这大概是北京仅存的一座明末清初的民居四合院了，为什么要下手拆掉呢？！这是祖先留给我们的美好，这是已所剩不多的古都。”
“还房子给主人，永远不再提及拆迁二字，四合院便会自我净化”
华新民逛院子，特别要看看厨房和卫生间，还要拍下来。她要让那些攻击四合院的人看到：四合院不是又脏又乱，而是安静又舒适的。
华新民认为：还房子给主人，永远不再提及拆迁二字，四合院便会自我净化。“谁愿意自己家乱七八糟的呢？”
一位中年妇女对我们嚷：什么“危改”，这叫拆迁，就是拆了让你迁。
她不是私房主，但她爱所住的院子，她存了一笔钱，一直想要把那里打扮一下，却迟迟无法下决心。
另一户人家说：只要政府不拆迁，你们说按什么标准修，我们就按什么标准修，我们有这个能力。可现在是不搬不行啊！
现代化？她嘲笑这个词。现代化是为了让人们生活得方便舒适，而不是强迫拆掉别人的家，让他们住进偏远的楼房，再让他们坐现代化的工具－－－火车。“轻轨不就是小火车么。”
大多数拆迁户无法回到原址新建的楼房里－－－没有钱，或者根本就不允许。他们多搬到了丰台、通州或洼里这样的城乡结合地带。
华新民说，她认识很多搬进了新房子的老人，有的再也没有进过城，有的甚至都没有下过楼，有一位因为去找曾经的老街坊迷了路，急得犯了脑溢血，就死在大街上；那些还在工作的人，每天都要花三四个小时在上下班的路上，没有任何娱乐时间，月月年年，弄得身心疲惫－－“这就是现代化？”
为了保护古都文明和文化，华新民成为她口中那些“坏人”最执着的对立者和斗士。虽然她有一头及肩的蓬松长发，总是长裙及地，只是个略微发福、没有任何权力的中年妇女。
1832年，雨果刚刚完成《巴黎圣母院》，面对路易·菲利浦时代对古建筑的大肆破坏，愤怒地写下了一篇《向拆房者宣战》，呼吁议会通过一项保护古城和文物的法律－－－而且也奏效了。两年前，华新民将其翻译成中文。其中几段是这样的：“再听听他们讲什么：为了多放几堆白菜，得铲除那座封建时代的建筑物。然后每个人再使劲说些官冕堂皇的漂亮话……
“另外，在圣奥曼，还有一位省长，他在把著名的圣伯丹废墟毁了四分之三后，竟说是为了让工人有活儿干。这是多么荒唐！如果这些行政长官，既不通管理又头脑空虚，放着眼前该铺铁轨的路不铺，该挖掘的河道不挖，该修的街巷不修，该清淤泥的港口不清，该开垦的荒地不垦，该盖的学校不盖，却不知让手下工人干什么好的话，也起码不要把我们祖国的文物建筑像猎物一般扔给他们去拆除，不要让他们拿着石头去换面包。
“在巴黎，我们也到处眼睁睁地看着那些人破坏文物。破坏文物者在扮演着建筑设计师的角色。破坏文物者被赞赏和受到鼓舞及保护，被咨询和被资助。破坏文物者为政府承包工程。他偷偷告不得人地坐在政府的预算资金里，小声地吞食着，仿佛老鼠吃奶酪一般。
“在种种理由当中，也有经济学家和银行家的理由：这些历史建筑留着有什么用呢，除了还得花钱维护！拆了算了，拿拆下的料至少还能换几个钱。然而即使从纯经济的角度看，这种推理也是错误的。……这些历史建筑本身就是资本，许多外国的有钱人都是慕名而来，所带来的经济利益远超过了维护方面的开销。拆掉它们便是给国家断了一种财源。
“为了艺术，为了法国还是法国，为了记忆，为了人类智慧的伟大结晶，为了先人集体创作的作品，为了历史，为了制止摧毁永不可再生的，为了给未来留下一个民族最神圣的东西，为了过去，为了这一切来制定一条可称之为正确的、好的、健康的、有用的、必需的并且紧急的法律！”
这篇文章在网络上广为传播。许多人读后非常激动：“将‘法国’二字换掉，就是100多年后北京的写照，我们究竟是前进了，还是落后了？”
“北京应该证明给世界，它是个法制的城市，是个能让百姓安居乐业的城市”
但华新民慢慢发现，中国并不缺少相关法律，而是缺少实施法律的公正环境，缺少对破坏者的监督，缺少维护居民最基本权利的意识－－－许多拆迁的实质，就是对原居民私有财产的无偿侵占。
然而我们看到的情况却是，在房主们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房屋的土地已经归“别人”使用、已被“规划”了；其用途绝不是什么公共利益，而是开发商要在这块土地上盖大楼去赚更多的钱；这些人挥舞着棍棒，叫嚷着“这块地是我的”，提出无法接受的价格让人搬走，一旦原来的主人不同意，便立即“强制”。
这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但它确实发生着。
“就算不提这些，”华新民说，“老城区的居民大部分都是工薪阶层，买新房是他们承受不了的巨额开销，许多人在拆迁过程中花光了几十年的积蓄，还欠银行十几万，以后老人养老、孩子上学、家里人有个病有个灾的，怎么办？－－－这难道不是强迫老百姓掏光口袋去买房，谁又有这个权力？”
“保护老北京，必须要从保护北京老城居民最基本的权利做起。”华新民越来越发现，这是同一回事：“北京应该证明给世界，它是个法制的城市，是个能够让百姓安居乐业的城市。这样，它才配得上拥有这些古老的文明和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