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仅在十几年前，中国还是一片艾滋病不曾污染的净土，人们谈论起艾滋病，都认为那是腐朽没落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特产。而现在，中国大陆的三十一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都发现了艾滋病毒感染者。用一位中国专家的话说：“开始我们在地图上标出的是一个红点，后来是一片红，现在全国地图上已经没有空白点了。个别地区已出现了艾滋病患者的大批死亡，蔓延程度已超过非洲。”
中国科学院院士、艾滋病专家曾毅教授为此大声疾呼：“假如不迅速采取有效措施，中国将成为世界上艾滋病感染人数最多的国家之一，艾滋病的流行将成为国家性灾难。”
被列为“全球第四位杀手”的艾滋病，其全称为“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英文缩写为AIDS)，是一种致命的传染病。艾滋病的全称是“人类免疫缺陷病毒”(英文缩写为HIV)。艾滋病毒破坏人体免疫系统的功能，使人死于外来病毒的感染或体内恶性增长的肿瘤。
艾滋病毒的三大传播渠道是：性传播(包括异性和同性性行为)、母婴传播(通过怀孕、生产和哺乳)以及血液传播(经由注射吸毒、医疗用血、采血等途径)。
色情行业：艾滋病的温床
中国科学院院士、艾滋病专家曾毅教授在接受《光明日报》采访时指出，中国的艾滋病正由早期由吸毒共用注射器感染为主，逐渐向性感染的方向转变。对于一个拥有上亿年轻流动人群的国家来说，这是相当危险的。他说，近些年中国的暗娼数量呈上升态势，与艾滋病的流行遥相呼应。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说，在广东卖淫的妇女大多来自内地偏远农村，她们的贫困程度超出一般人的想象。安全套的价格最便宜的要三到五元人民币，贵的要几十元，对她们来说，消费不起！于是这些文化素质较低的卖淫妇女成为最容易被性病和艾滋病感染的人群。
中国大陆网站《榕树下》连载了一位笔名“黎家明”的青年人的心灵自白。这位受过良好教育、有很好的职业和前程的白领青年，酒后被同事带到色情场所，在一生中唯一的一次荒唐寻乐、也是他人生中的第一次性行为中，感染了艾滋病毒。在万般悔恨中，他去寻找那位传染了他的女子。那个地方“依然顾客盈门，生意火红”。黎家明原想带那个女子去检测，让她不要再害别人，而该女子已经不知去向。
这名女子是否知道自己是艾滋病毒携带者，黎家明无法知道。不过，有报道指出，有些从事色情行业的女子，故意将性病和艾滋病传染给别人。《联合早报》驻北京特派员周锐鹏描述了这么一个案例：有一个三陪女被确认为二期梅毒，十分恐慌，她问医生：“如果在一个月内不治疗，会有什么大的后果？”
“后果很难说。”医生回答。
“我想一个月后再治疗。”她说。
一个月之后，她告诉医生，她“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高兴过”，因为在过去一个月里，她与四十余人发生过性关系，每次她都是“积极主动，用尽心机”，尤其是对熟客。她得意地对医生说，那些男人都“躲不掉了”。
同性恋：艾滋病高危人群
在性传播途径中，同性恋、尤其是男性同性恋，以其独特的性爱方式，成为容易遭受艾滋病攻击的高风险人群。
尤其是，同性恋至今在中国大陆仍被视为罪恶和病态，处于道德上受谴责、法律上受打压以及公众心理上被歧视的状态。这就使得很多同性恋人士只能在公园、甚至公共厕所等地秘密结交伴侣并发生性行为，防范性传播疾病的条件很差，而且社会对这一人群的卫生知识宣传也普遍欠缺。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曹韵贞教授表示，在她治疗的首批二十四名艾滋病患者中，同性恋者所占比例高达三分之一。
曹教授讲述了一个故事。她说，一位同性恋者经她说服，领着自己的性伴侣一同来检查。令人吃惊的是，那位身材高大、相貌颇佳的小伙子已是艾滋病晚期病人，却对自己的病情一无所知。
据台湾《联合报》估计，中国男同性恋者约占成年男性的百分之三至四，有一千八百万至两千四百万人。“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性健康中心”的张北川医生在媒体上沈重表示，当前中国男性性接触者中艾滋病毒的传播速度，已高出九十年代中期西方国家同类人群的传播速度。
母婴传播的艾滋病
携带艾滋病毒的母亲，尽管不是百分之百，但有相当大的比例，会在怀孕、生产和哺乳期间将病毒传染给孩子。
据在广州召开的一次艾滋病学术会议披露，艾滋病目前已成为全球儿童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在感染艾滋病毒的儿童中，百分之九十是由母亲传播的。专家估计，全球每年有二百四十万名感染艾滋病毒的妇女生育孩子，造成每年有大约六十万名新生儿感染爱滋病毒。
中国报道出来的母婴传播艾滋病病毒的个案目前很低，但专家认为实际感染者不是一个小数字。四川省年龄最小的艾滋病毒感染者，居住在某县农村的五岁女童，就是通过母婴传播感染的艾滋病。2000年上半年，孩子的母亲死于艾滋病，同年七月，孩子也开始发病，症状与其母亲极其相似。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一九九五年至一九九九年共收治了十一例女性艾滋病患者，年龄在二十四至三十六岁之间，其中七人生育了孩子。
河南农村九十年代中期以后出生的孩子，有相当大的比例是先天性的艾滋病毒携带者。卖血，不仅使很多年轻农妇感染了艾滋病毒，也贻害了他们的下一代。
注射吸毒：边境地区艾滋病的主要原因
近年，中国大陆毒品问题泛滥。从云南边陲直到新疆，有一条吸毒和贩毒的路线，沿线周围，同时也是艾滋病的高发地区。
广东南海地区一位化名陈建的二十七岁年轻人吸了七年的海洛因。2000年春天，他连续两个多月发低烧。九月初，广州的医生诊断他患了艾滋病。陈建说，他的第一反应是非常吃惊，然后就拼命地想，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他一直以为只有同性恋者或嫖妓的人才会得艾滋病，他的几个海洛因伙伴都不是同性恋，也不嫖妓，他一向以为共用针筒不会有问题。
陈建对采访他的《南方周末》记者说，报纸上不要老写外国的艾滋病了，太远了。要写就写中国的，最好就写广州的、南海的，越具体越好！他说，要是早知道艾滋病在中国这么严重，他肯定不会跟别人共用针筒。
祸延无辜：医疗用血导致的艾滋病
最近几年，中国大陆不断有由于接受输血或使用血液制品而感染艾滋病的事件曝光。以下材料均来源于中外媒体的公开报道：
一九九五年农历五月28日，河南雎县两岁女童夏青在雎县某医院做肠坏死手术，期间接受输血，此后被查出感染了艾滋病病毒。
一九九六年二月17日，河南新野县儿童李宁摔伤住进新野医院，由输血感染了艾滋病毒。李宁的父母将提供血浆的新野县血站和卫生局推上了被告席。2000年8月，李宁获得了38万元人民币的赔偿，但他的生命已经几乎走到了尽头。
一九九七年，山西省一名刚考上北京某大学的学生，在新生报到体检时被发现体内携带有艾滋病病毒！经查证，该学生的病源也是因为输血！
一九九八年二月18日，山西临汾少年宋鹏飞，因腿部不慎被剪刀扎伤而到临汾市第二医院做外伤处理，在医生的建议下，输入由卖血人现场提供的鲜血。宋鹏飞立即受到了艾滋病毒的感染。那一天，恰好是他十六岁的生日。
宋鹏飞在接受笔者采访时介绍说：
“1998年过年的时候，家里的沙发上放了一把剪刀，我不留神坐到上面，剪刀扎进了大腿内侧，深度不到一厘米，是个很小的外伤。我在家大概休息了十天，然后去医院做检查、消一下炎。到了医院以后医生就说我贫血，以贫血的名义让我住院，其实也算是骗我住院吧，因为看我们家庭条件比较不错，其实腿并没有什么事情。住院的时候医生对我父母说，你孩子贫血，需要输点血。我们也不懂，当时就输了带有艾滋病毒的血液。后来他们说，你孩子的腿我们要做一下探查性的手术。在手术中又把我的动脉给割断了，就又输了一些带有艾滋病毒的血。我一星期后就开始出现反应，淋巴结肿得跟鹌鹑蛋那么大。”
给宋鹏飞输血的那位艾滋病毒携带者叫齐国华。当笔者问到他的情况时，宋鹏飞说：“我不知道，完全不知道。他现在一点消息都没有，我不知道他是死是活，只是在一年前得到消息，他可能结婚了。说得夸张一点，他可能连安全套都买不起，而且他们就没有那种意识。我想，他的女朋友只有被传播的可能，只有被艾滋病毒感染的可能。”
有中国特色的艾滋病──卖血感染的艾滋病
在西方国家，共用针筒注射毒品以及性接触是艾滋病毒传播的主要途径，但中国还多了一种，那就是采血过程中的污染。很多非开放地区的农民因卖血而感染艾滋病，这几乎成为中国特色。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1995年广东省在一次抽查中，一下子就检查出十五名职业献血者携带有艾滋病病毒。
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目前中国出现大批艾滋病人死亡的地区，是血源性感染的重灾区，如河南、河北、安徽和湖北几省的一些乡村。
从1993年开始，全国有十多个省发现，在卖血人群中存在艾滋病毒感染者，而且数量极大。以河南为例，据《走访河南“艾滋病村”──千余人卖血卖出祸患》等文章报道，来自武汉的桂希恩教授在河南上蔡县的文楼村第一次提取了11个人的血样，有10例检验出HIV呈阳性(也就是带有艾滋病毒)；第二次提取了140人的血样，有80多例呈阳性……。2000年初，河南省卫生厅去文楼村抽取了152个人的血样，化验结果至今未予公布。
知情人士透露，血源性感染严重的一个原因，是基层血站的操作方法。他们把采自不同卖血人的相同血型的血液混入离心机搅拌处理，保留上层的血浆，然后将沈淀的血球分别输还给卖血者，以便快速再造血。不难想象，卖血者中如果有一人带有艾滋病毒，与他一同卖血的人就都有可能被感染，而这些感染者又会将病毒传播给更多的卖血者；同时，受到污染的血液又会将艾滋病毒传播给因手术和其他治疗而需要输血和使用血液制品的人；而很多感染了艾滋病毒的人又在不知不觉中将病毒传染给配偶和子女。如此一来，艾滋病毒感染者成倍增加。
我们这里所说的艾滋病毒感染者，包括尚未发病的艾滋病毒携带者以及已经发病的艾滋病人。由于缺乏全面严格的统计，中国大陆的艾滋病毒感染者并没有一个公认的、哪怕是大致准确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