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7月，为了在全国文化战线上深入开展社会主义革命，负责规范和领导当前开展的学术批判，中共中央成立了以彭真为组长的中共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
彭真刚就任五人小组组长，江青便找上门来，要彭真组织批判《海瑞罢官》，还向彭真提供了一些包括吴晗在内的所谓“坏人”的名单，要一块批。
从1965年2月至11月，江青频繁活动于北京上海之间，目的就是秘密组织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炮打北京市委，给彭真来个措手不及。
江青要搞的批判文章是想让读者明白，吴晗1959年写有关海瑞的文章时，就“未卜先知”，要为发生在1961年的“单干风”和1962年的“翻案风”喊冤叫屈.
文章署名姚文元，是因为他当时不过是“青年文艺评论家”，尚未显赫，便于持不同政见者跟他“讨论”；至于为什么不在中共上海市委的机关报《解放日报》上发表，是因为《文汇报》历来有“民间报纸”的身份，也便于“讨论”。
就这样，江青等人历时八个月，十易其稿，精心炮制的“重磅炸弹”－－－－－《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以下简称《评》），于1965年11月10日在上海“基地”发射，直轰北京。
《评》一发表，立即掀起轩然大波，先是华东六省一市，尔后是全国其他省市的党报纷纷转载。十天后，又被印成单行本。思想文化界陷入空前混乱之中。
彭真出台《二月提纲》
彭真凭着正义和良知，一面拒《评》于京门之外，一面安慰已被巨大压力搞得神情恍惚的吴晗。
北京各报顽强对抗至第十八天，彭真突然接到周恩来的电话，要求北京各大报刊立即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原来，毛泽东见《评》文公开发表后北京各报毫无动静，十分震怒，便下令出单行本，全国发行。
1965年11月29日、30日，北京各大报纸先后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
27日，在巨大的压力和彭真的劝说下，吴晗违心地写了《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刊登在《北京日报》显著位置上。江青发射的“重磅炸弹”终于在北京“全面开花”。
1965年12月22日，毛泽东向前来杭州汇报工作的彭真揭了“秘”：
“姚文元的文章，好处是点了名，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彭真感到事态越来越严重，他郑重地对毛泽东说，根据调查，吴晗同彭德怀没有联系，《海瑞罢官》同庐山会议没有联系。毛泽东说，吴晗的问题两个月以后再作结论。
1965年2月3日，彭真根据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的意见，在北京召集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会议。会上，彭真不顾康生的反对，要求今后的学术批判不要提庐山会议，不要谈《海瑞罢官》的政治问题，学术批判不要过头，要慎重。彭真的意见得到了其他同志的一致赞同。会议形成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亦称《二月提纲》)。2月5日，在京的政治局常委审议并同意将《汇报提纲》上报毛泽东。
2月8日，彭真率五人小组全体成员到武汉向毛泽东请示。毛泽东看了《二月提纲》后没有表示不同意见。2月12日，经在京的政治局常委讨论通过，《二月提纲》就以中央的名义下发全党。《二月提纲》是想将这场大批判尽量加以限制，以避免发展成为严重的政治斗争，避免引起更大的社会混乱。
密会当代“海瑞”
1966年2月中旬，彭真出现在成都永兴巷7号。这里住着已被“罢官”的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彭德怀。
彭真向他介绍了吴晗的情况，然后郑重其事地对彭德怀说：“现在不是吴晗一个人的问题，也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而是牵扯到一大批人。所以我这次来是想请你配合一下。”
“我？我能配合你什么？”彭德怀瞪大了眼睛。
彭真盯着彭德怀说：“第一、建议你辞去三线副总指挥的职务，从此埋头一些室内的研究工作，不再出头露面，这样可以减小目标，少引起别人的注意；第二、我劝你向毛主席再写封信，收回你的申诉书，把自己的功过是非留待后人去说，你服从党的决议就是了；第三、你向中央写个报告，实事求是地说清楚你和吴晗的关系，帮助我们解脱你和他的关系。”
听完彭真的建议，彭德怀厚实的胸膛急剧地起伏着，他一边喘着粗气，一边激动地说：“彭书记，我是准备忍辱负重的，也准备委曲求全。但我这个人你知道的，宁可让别人把我打倒，自己绝不倒下。第三条我可以照办，我不能让吴晗同志无辜受牵连。第一、第二条我坚持立场！”
彭真这才明白他和毛泽东之间的历史误会有多深！
彭真下台引发“文革”
1966年3月6日，忧心忡忡的彭真回到北京，立即拨通毛泽东在武汉住所的电话，可一接通马上就被掐断，反复多次都是如此，这在以前还从没发生过。彭真仿佛突挨一记闷棍，痛，又说不出话来。
4月16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了彭真的问题，决定撤消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
4月28日、29日，毛泽东再次对彭真和北京市委进行了严厉批评。
他说：北京市委一根针也插不进去，一滴水也泼不进去，彭真要按他的世界观来改造党，事物走向反面，他已为自己准备了垮台的条件，对他的错误要彻底进攻！
在1966年天安门的“五一”庆典上，往年主持庆典的彭真消失了。
江青却春风得意，一路高歌猛进。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在中共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会议对彭真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批判，还将他和原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因所谓“窃听器”事件蒙冤)、刚挨批判不久的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中宣部部长陆定一捆在一起批判，打了个“彭罗陆杨反党集团”。这次会议最具标志性的“成果”就是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著名的《五一六通知》。该《通知》是由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十人组成的文件起草小组起草，毛泽东亲自定稿的。
《通知》向全党全国宣布：中国共产党要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通知》下达之后，彭真被停职，三个月后被撤职。被解职后的彭真身陷囹圄13载，直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1979年1月才得以恢复人身自由。
摘自《党史文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