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交往史上的第一回合--------英使谒见乾隆

英国使臣马戛尔尼到北京觐见乾隆皇帝，到去年正好二百年了。
我取来了两本书对着读：一本是故宫博物院掌故部编的《掌故丛编》，其中收录了《英使马戛尔尼来聘案》(以下简称《聘案》)，是民国时从清朝军机处辑录的档案汇编；一本是英国人斯当东着的《英使谒见乾隆纪实》(Sir George Staunton：An Anthentic Account of an Embassy From The King of Great Britain to the Emperor of China，以下简称《纪实》)的中译本。读完后，说不出是可笑，可气，还是可叹，但还是有不少话要说－－无论如何，这是中国外交史上值得我们永远记取的一页。

文革后期听说过一件事：文革高潮中百业凋敝，但一位日本小商人与中国的贸易却一枝独秀。原来这是一位“无限热爱毛主席、坚决支持文化大革命”的“国际友人”，他胸佩宝像(毛主席像章)，手持宝书(《毛主席语录》)，入境先高呼“毛主席万岁”，谈生意前先“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比之国内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毫不逊色。与这样一位友好人士做生意，自然要先算政治帐，不要说少赚钱，就是赔钱也是对世界革命有利的，所以此人不久就发了“世界革命”财。

我本是以为日本人毕竟与中国“同文同种”，接受革命影响特别快，现在才知道这专利至少要归于二百年前的英国人。当时英国迫切希望能打破清朝的闭关锁国政策，消除英国对华贸易受到的限制，争取能在北京派驻常任使节，但他们深知，直接提出这样的要求的使臣是不可能进入北京的，更不会得到重视，所以找了一个非常堂皇的理由－－向乾隆皇帝祝寿。由于外国船只能停靠广州，英国人又找了一个很得体的借口：英国国王的礼物“体积过大，机器灵巧，从广州长途跋涉至北京，恐怕路上招致损伤”，因此特使的船只将在离北京最近的天津港口上岸。(《纪实》38页)他们通过东印度公司人员正式将信件递交给两广总督郭世勋，但不等中国方面批准，船队就从万山群岛北上。这一招果然有效，郭世勋明知这样做不符合惯例，但事关向皇帝祝寿大事，岂敢怠慢？所以立即上奏。

乾隆得讯后，果然龙颜大悦，于五十七年(1792年)十月二十日(农历，以下同)下达圣旨：“阅其情词，极为恭顺恳挚，自应准其所请，以遂其航海向化之诚，即在天津进口赴京。”并命令浙、闽、江苏、山东督抚，“如遇该国贡船到口，即将该贡使及贡物等项派委妥员，迅速护送进京，毋得稍有迟误。”至此，马戛尔尼一行被清朝方面正式当作专程来向皇帝祝寿的“贡使”了，他们的船队成了“贡船”，所带物品成了“贡物”，接待他们也成了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之所以要天津和各地预作准备，就是为了保证贡使和贡品能在皇上万寿前赶到北京。

尽管如此，各地官员还是没有深刻体察圣心，遇事拘于常规，以致皇上不得不一次次亲自过问。可是圣意多变，弄得臣子们诚惶诚恐，无所适从。

五十八年六月，当英国船队经过舟山群岛时，曾与镇海总兵马联系，要求派熟悉至天津航线的引水，马派出两人后就让船队开行，宁波知府克什纳也无异议。浙江巡抚长龄以马、克二人“不待咨覆，擅令开行”，上奏折要求对他们“严加议处”。乾隆见“素尚晓事”的长龄竟然“冒昧若此”，觉得这批督抚“非失之不及，即失之太过”，办事“殊属过当”。“外洋各国如至海口滋事，私自遣人前来窥伺，即应孥究。今英咭利国差人进京具表纳贡，系属好事”。长龄竟不加区别，实在糊涂。最使乾隆担心的是，长龄还将此事通报了江南、山东、直隶各省督抚，要是“各海口纷纷截查，致令该夷官误疑为盘诘拘孥，心生畏惧，成何事体？”看来，乾隆最担心的还是万一把贡使吓跑了，所以严令在“该国探船”经过时，“行止听其自便，不得稍涉张皇，致令外夷心生疑惧，此为最要”。

六月十七日，乾隆估计贡使不久可到天津，又对接待的原则作了具体指示：“应付外夷事宜，必须丰俭适中，方足以符体制。……此次英咭利贡使到后，一切款待固不可踵事增华。但该贡使航海远来，初次观光上国，非缅甸、安南等处频年入贡者可比。(直隶总督)梁肯堂、(长芦盐政)征瑞务宜妥为照料，不可过于简略，致为远人所轻。”六月二十日，根据山东巡抚吉庆报告，英船已在十四日到达登州庙岛洋面，“经登州府及游击上船犒赏宣谕，贡使情愿敬赴山庄叩祝”。乾隆又指示：“该国贡物甚多，辗转起拨，尚须时日。况现在天气炎热，贡使等起岸后自天津来至热河，尽可令其缓程行走，以示体恤。”“俟该贡使到时，必须整列队伍，以肃观瞻。”

第二天，又传来了英船在登州上岸的打算，乾隆表示准许，“但其贡物甚大，且极细巧，拨船尚恐磕碰，则用车拉运更易颠簸，必须人夫抬运，方为妥协”；并要吉庆赶到登州“亲为照料”，选择好“稳便”路线，“即饬沿途驿站，并飞咨梁肯堂、征瑞速为预备。所有正副贡使品级较大，酌与肩舆(轿子)，其随从员役止须与车乘”；令吉庆送至直隶交界，与梁、征接替。同日，军机处又致函山东巡抚，要求打听清楚贡品的具体尺寸，以便决定是放在北京，还是运往热河。

二十二日，乾隆令军机处指示征瑞向英使传谕“大皇帝因尔国王差尔等前来祝嘏，曲加体恤至意”：“尔等如瞻觐情殷，或携带表文及轻小物件先赴热河，以便于初十边到热河，值万寿日叩祝，更合礼节。”其余贡物或随后缓行，或留在北京。

二十五日，乾隆认为沿途及天津已对英使颁赏牛羊米面等物，到热河后还要与其他贡使一并赐宴，所以指示征瑞“其自天津登陆时不必再加筵宴。”“盖款接远人之道，固不可稍事苟简，致阻向化之诚。然加之体恤则可，若过为优待，隆其礼节，转使外夷不知天朝体统尊严，为其轻忽。征瑞于应接款待之间，务宜加倍留心，不卑不亢，以符体制而示柔远，此为最要。”至于对英使及其随从的供应，完全可以宽裕，从官项中开销。

二十七日，乾隆传谕梁、征，由于英使从天津换小船至通州上岸，时间充足，所以全部贡物都可运至热河。“该贡使等航海远来，经过天津，地方官设筵款待，亦礼节所当。如该督等接奉此旨，该贡使业经过津则已；如尚未过津，仍着就近先行筵宴。”“若该贡使于进谒时行叩见之礼，该督等固不必辞却；倘伊等不行此礼，亦只要变顺其国俗，不必加之勉强。”他再次叮嘱他们要“留心款接，不可过于优待，转为所轻，以示怀柔而符体制”。估计梁肯堂接到上谕时，已来不及安排在会见英使时宴请，所以连忙将筵席送至船上，令英使“始终不明白”“总督大人为什么采取这种特殊方式待客”(《纪实》266页)。次日(原书作二十九日，按内容应为二十八日)，乾隆见征瑞关于二十三日上船与英使会面的报告上没有说明具体“行礼情形”，指示他们立即上报。前天才说过“不必加以勉强”，这时却说：“外夷遣使入贡，其陪臣与天朝臣工相见，礼节自有定制。即如阮光平系安南国王，其与同知王抚棠接见时礼貌尚极恭敬，何况马戛尔尼等不过该国使臣，而征瑞系钦差前往照料，该使臣进谒时自应倍加恭敬。”“若过为优礼，夷性贪得便宜，待之愈厚，则其心益骄，转使外夷不知天朝体统尊严，为所轻忽，关系甚重。”

于是在梁肯堂与征瑞在天津会面英使时，增加了一个新的礼节，《纪实》云：“总督引导特使通过大厅顶端一个阴暗深处，据云那里代表皇帝陛下御座，必须对之敬礼。虽然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要求，而特使也不得不对之鞠一深躬。不可理解的是，总督单独一人在大沽接见特使的时候，并没有提出这种礼节来。”(272页)

可是到二十九日，乾隆接到征瑞报告，说由于英使坚持要平行相见，怕上船与他们会见“有失体制”，准备派一位属员上船；又下了另一道上谕，指责“所办又未免太过”“殊属矫枉过正”，说自己前一道谕旨“原不令该盐政自居尊大，与远人斤斤计量”；又说：“试思该使臣向征瑞行叩见礼，亦无足为荣；即不行叩见礼，亦何所损？梁肯堂若亦计较至此，更成笑话。外省习气，非过则不及。况该使臣航海远来，至一年之久始抵天津，亦当格外体恤，岂可以此等相见礼节与之较论？殊非怀柔远人之道。若该盐政如此拘泥，不能体会联意，转难向汝等降谕矣。”三十日，乾隆在翻译出的“贡单”中发现了钦差字样，下令军机处一律改为“贡差”或“敬差”，并要征瑞将底稿也改正。“此事原不值与之计较，但流传日久，几以英咭利与天朝均敌，于体制殊有关系，征瑞等不可不知也。”

七月三日、五日、八日的上谕都是指示“贡品”如何装运，装在何处，但随着接见时间的临近，乾隆的注意开始转向具体礼节。在八日的上谕中，乾隆责问道：“梁肯堂、征瑞折内俱称筵宴时该使臣等免冠叩首等语，前据梁肯堂奏，与该使臣初次相见，敬宣恩旨时，该使臣免冠竦立，此次折内何以又称免冠叩首？向闻西洋人用布扎腿，跪拜不便，是其国俗不知叩首之礼，或只系免冠鞠躬点首，而该督等折内声叙未能明晰，遂指为叩首，亦未可定。着传谕征瑞：如该使臣于筵宴时实在叩首则已，如仍止免冠点首，则当于无意闲谈时婉词告知，以各处藩封到天朝进贡觐光者，不特陪臣俱行三跪九叩首之礼，即国王亲自来朝者，亦同此礼。今尔国王遣尔等前来祝嘏，自应遵天朝法度。虽尔国俗俱用布扎缚，不便拜跪，但尔叩见时何妨暂时松解，候行礼后再行扎缚，亦属甚便。若尔等拘泥国俗，不行此礼，转失尔国王遣尔航海远来祝厘纳赍之诚，且贻各藩部使臣讥笑，恐在朝引礼大臣亦不容也。此系我亲近为汝之言。如此委曲开导，该使臣到行在后，自必敬谨遵奉天朝礼节，方为妥善。”皇帝不惜亲自为臣下设计诱导英使拜跪叩首的方法，真是用心良苦。八日，乾隆在接到征瑞关于“贡使等十分恭敬”的报告后，仍不放心，怀疑他“恐不无代为粉饰”，“传谕征瑞留心察看，该贡使究竟是否实系恭顺，抑或不免稍露矜傲情形，女据实具奏，以便该贡使到时酌量接待，不必回护。”当天又通过军机处致函工部尚书金简和侍郎伊龄阿筹备接待英使一行“在圆明园、万寿山等处瞻仰，并观玩水法”，“进城时敬瞻太和殿、保和殿、干清官、宁寿宫之壮丽。所有水法等处届期预备”；还要他们预告疏浚昆明湖，以保证湖水充足，贡使乘龙船游湖时“临时不至有误”；圆明园观看演龙舟前也要“留心修饰”。

十二日，根据征瑞报告：“使臣等深以不娴天朝礼节为愧，连日学习，渐能跪叩。”乾隆十分得意，传渝：“该使臣等奉伊国王差遣，远来祝厘纳赍，其敬奉天朝，自系出于至诚，断不敢稍愆礼节，致蹈不恭之咎。今该使臣等经征瑞告知，途次敬谨学习跪拜，其瞻觐时自必能恪遵仪节。”对英使也显得格外关怀，恐他们“不习劳苦，于乘骑不便”，要征瑞“沿途照料，缓程行走，即于八月初间来到热河，亦不为迟。”但当天军机处通知征瑞，由于“该贡使到后，亦须先为学习礼制，倘有不合仪节之处，尚应逐一指示，拜跪娴熟，方可带领瞻觐”，所以应在七月二十八九日到达。

但实际上，英使马戛尔尼在这个问题上从未作过让步。他虽然不得不在御座前鞠过躬，并对中国官员在载运使节团的船和车上插上“英国特使进贡”字样的旗子视若无睹，却始终拒绝单方面向中国皇帝跪拜叩头。对征瑞的用心，英方是完全明白的，《纪实》写道：“过去俄国使节关于觐见礼节也曾有过争执，钦差虽然完全知悉，但他仍然对英国特使可能无条件迁就他的要求抱有此希望。假如办得成功，这将是他的一大功劳。……他除了自己出马而外，还通过经常和特使有接触的中国官员从旁劝说。这些官员在这件事上确下了不少工夫。他们委婉地向特使解释，各国有各国的风俗，外人按照当地国家的风俗办事，对外人有利。他们假装认为特使已经同意行磕头礼，他们对特使说，为了避免不习惯，临时失仪，最好预先做充分演习。”(321页)自然，英国人不会想到，这一切竟都是出于皇帝本人的指示。在北京时，英使通过征瑞向当朝首相和申递交了一份备忘录，表明：“为了避免失仪，和向尊敬伟大的皇帝陛下表达地球上最远和最大国家之一的崇高敬意，本特使准备执行贵国臣民和贵国属地君主谒见贵国皇帝陛下时所行的一切礼节。本使准备在下述条件下这样做：贵国皇帝钦派一位同本使地位身份相同的大员穿着朝服在英王陛下御像前行本使在贵国皇帝面前所行的同样礼节。”文件交给征瑞时，“他似乎并不反对信中内容，答应立刻转递”。(325页)但到达热河后，征瑞突然将文件退还英使，显然他和和申都不会有胆量向乾隆转达这样的要求。直到英使向和申面交备忘录时，和还做出毫不知情的样子，在英使的坚持上才表示考虑后再答复。次日，征瑞又带两名官员来劝英使无条件行跪拜礼，英使明确表示谒见乾隆时只能与谒见英王时一样，行单腿下跪礼。当天，英国人发现“承办事务的下官员突然把使节团的伙食标准大大降低了”。

其实这也是乾隆亲自过问的结果，八月初六的上谕说：“此次英咭利国使臣到京，原欲照乾隆十八年之例，令其瞻仰景胜，观看伎剧，并因其航海来朝，道路较远，欲比上次更加恩视。今该使臣到热河后迁延装病，观望许久，不知礼节。昨令军机大臣传见来使，该正使捏病不到，上令副使前来，并呈出一纸，语涉无知。当经和申等当面驳斥，词严义正，深得大臣之体。现今令演习仪节，尚在托病迁延。似此妄自骄矜，朕意深为不惬，已令减其供给，所有格外赏赐，此间不复颁给；京中伎剧亦不必预备，俟照例筵宴，过万寿节后即令该使臣等回京。伊等到京后，着留京王大臣(亲王和大臣)在中左门之东值房收拾三间传见。王大臣等应照行在军机大臣传见之礼，按次正坐，使臣进见时亦不必起立，止须预备杌凳，令其旁坐。所有该国贡物，业经装好按设，自可毋庸移动。其发去应赏该国王物件，即于是日陈设午门外，王大臣等当面传旨赏给，令其下人并差人送至伊等寓所，仍着征瑞照看。其正使臣求进贡件，已谕知征瑞不必收接代奏，候其在寓收拾一二日，妥为照料，赍发起身。该使臣等仍令征瑞伴送至山东交代接替，亦不必令在京伺候回銮接驾。朕于外夷入觐，如果诚心恭顺，必加以恩待，用示怀柔；若稍涉骄矜，则是伊无福承受恩典，亦即减其接待之礼，以示体制。此驾驭外藩之道宜然。”但英使远航朝贡的事早已尽人皆知，乾隆大概无论如何没有料到竟有如此难题，而此时如再驱逐英使，或不让他觐见，丢面子的只能是他自己，所以最后只能允许英使按本国礼节觐见。而且他大概也感到这样的结果张扬出去，对自己在臣民中至高无上的威望并不有利，所以第二天又给留京的王大人发了一道上谕：“今该使臣经军机大臣传谕训戒，颇知悔惧。本日正副使前来先行谒见军机大臣，礼节极为恭顺。伊等航海远来，因初到天朝，未谙体制，不得不稍加裁抑。今既诚心效顺，一遵天朝法度，自应仍加恩视，以遂其远道瞻觐之诚。该使臣祝庆先行回京时，王大臣等毋庸传见，仍令在馆舍住宿，所有京中各处前拟令其瞻仰处所及筵宴赏赍事，俱俟回銮后再行降旨遵行。”由于乾隆始终将英使来华的目的当作祝寿朝贡和兼作买卖，所以在英使拒绝以属国使臣地位拜跪叩见后就不再有兴趣了，十八日和十九日他两次下谕，安排结束英使的活动，准备尽快打发他们上路，英国国王派使节常驻北京的要求被断然拒绝。

三十日，乾隆下达了最后一道上谕，对英使的返程安排作了指示，也对这次“祝嘏瞻觐”作了结论：“此次该使臣等赍到该国王表文，并递呈禀，有越分妄请施恩之事，已颁给敕谕，明白详晰驳斥。此等外夷本属无知，今不准其所请，未免心怀怨望。虽经过省分，见天朝体制森严，断不敢妄滋事端，但所欲不遂，沿途或观望逗留，别生枝节，亦未可定。此次派出松筠及接护各提镇大员，原为催趱弹压，俾贡使等知所畏慑，趱程前进。所有经过省分，营汛墩台自应预备整肃。倘松筠等有稍需兵力弹压之处，即应听檄调遣俾资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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