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中共三代领导人共商民主--美国前总统卡特推进中国民主发展10年路

作者：玛雅发表：2003-10-15 04:16

2003年9月8日，北京又一次迎来了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

一个心愿的三次表达

在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的会晤中，卡特表达了一个真切希望：“主席先生，据我们了解，在中国70万村庄中，有40％村民委员会选举是依照法律进行的，40％做得很一般，另外20％做得不好甚至没有做。我个人有一个要求，希望你能够关注村委会选举这件事，通过你和政府使中国所有的村庄都能依照法律进行选举。”

这是卡特第三次向一位中共最高决策者表达渴望中国民主进步的心愿。

早在1981年，卡特应邓小平邀请访问中国，小平问卡特有什么个人愿望想要提出，卡特表示，希望中国能让人民选举他们的领导人。1982年，中国修改宪法，卡特惊喜地看到，新宪法提出农村实行村级民主选举。5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颁布实施。同年，邓小平在一次讲话中预期：“大陆在下个世纪，经过半
个世纪以后可以实行普选。”

1996年，斯坦福大学教授、中美建交的重量级人物奥克森伯格博士告诉卡特，中国正在广泛推行村民委员会选举，卡特随即给江泽民主席去信，表示愿意帮助中国宣传民主，把中国基层民主选举的成绩介绍给国际社会，江泽民接受了卡特的好意。翌年3月，中国国家民政部迎接了第一个卡特中心中国村民选举考察团。美国《基督科学箴言报
》报道了这次考察，在美国社会引起关注。正在北京访问的美国副总统戈尔听取考察团的情况介绍后，在记者会上以村民委员会选举的事实，称赞中国在人权上取得的进步。

同年7月，卡特在北京会见了江泽民主席，切磋村民自治的伟大意义。1998年，江泽民到安徽五河县考察村民代表大会。在那里，他将村民自治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相提并论，称之为共产党改革20年中国农民的三个伟大创造。这一年的11月，《中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正式颁布实施。

“这些发展与卡特总统的努力都是分不开的。”民政部一位多年与国际组织合作进行村民自治项目的专家说。

此次卡特在中国新一届政府施政后访问北京，向胡锦涛主席表达对中国依法推进村民自治的热切期待。

“我们是依法办事。”胡锦涛回应，“我们将通过执行法律，通过执法教育、培训，把村委会选举做好。”

胡锦涛并且告诉卡特，中国要搞民主，要搞政治体制改革，村委会选举就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部分。中国国家大，人口多，经济发展不平衡，文化历史包袱沉重，中国的改革必须根据国情精心设计，一步步地探索。

“胡锦涛的回答很贴切，符合实际，看得出他对村委会选举、村民自治的情况是了解的。”一位卡特随行人员这样说。

卡特亲自打电话“化缘”

1997年7月，卡特在北京会见民政部长多吉才让，商讨改进村委会选举，迈开了双方的合作之路。翌年3月，卡特中心与民政部签署了双方谅解备忘录。迄今，卡特中心已投入人民币1000多万元，帮助民政部开展各种村委会选举项目：

对完善选举提出意见。自1997年以来，卡特中心代表团先后多次在福建、河北、辽宁、吉林、湖南、湖北、江苏、重庆等地考察村委会选举和乡镇选举。考察中，他们及时不断地和民政部、全国人大以及地方官员讨论选举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办法。

1998年，全国人大修改并通过了《村委会组织法》，新法吸纳了卡特中心的一些建议。

建立选举数据统计系统。卡特中心在美国筹资，帮助民政部在福建、湖南、吉林、陕西四省建立选举数据统计系统。电脑数据采集使各村的选举程序及结果通过网络迅速传送到省厅和民政部，帮助他们及时掌握情况，判断各地选举的合法性。这一系统也为民政部和卡特中心研究选举程序标准化、开展选民教育提供了相对可靠的依据。

培训地方选举干部。1998年11月，卡特中心协助中方在湖南长沙培训了158名市、县选举工作干部。第二年，他们又在河北保定举办培训班，组织220名市、县选举工作干部学习村委会选举组织法和选举规程。

安排中国官员到美国观看选举。从1998年开始，卡特中心先后数次安排中国官员到美国观看总统大选、国会选举以及地方选举。到访的官员亲眼目睹了美国选举的生动场面，从中借鉴到不少选举程序方面的做法。

宣传介绍村民自治。卡特中心研究人员多次在《纽约时报》、《亚特兰大政宪报》等报刊发表文章，在美国政府和国会发言，介绍村民自治给中国人权带来的进步，反驳极右势力对中国的抨击。2002年7月，卡特中心建立了“中国选举与治理”网，用中英两种语言广泛介绍中国村民自治，网站目前已收集文章近3万篇，日点击量最高可达
6000次。

开展基层选举学术研讨。近两年来，卡特中心和国家民政部、中央编译局、深圳大学等单位先后多次就基层选举举行研讨会。近日，作为《村委会组织法》正式颁布实施5周年纪念的一项重要活动，卡特中心发起并出资，和民政部共同召开了村级选举及自治机制征文颁奖典礼暨研讨会，共评选出一等奖3名、二等奖5名、三等奖10名，奖金分
别为人民币5000元、3000元和1000元。这次活动“不惜以高价买大家的智慧和策略”，推进村民自治再上一阶。民政部一位官员说。

6年来，卡特在美国亲自打电话“化缘”，找企业、基金会为中国村委会选举项目筹集资金。他还三次来到中国，与国家最高领导人会晤，出席村民自治有关活动。2001年9月，卡特亲自率团到江苏周庄考察村委会选举。那次考察，卡特中心印发了5万册《中国村民委员会选举规程》给地方政府，借以宣传选举程序，推动选民教育。卡特并前往北京，为“村民自治与中国农村社会发展”国际研讨会揭幕并讲话。此次卡特再度来华，为村级选举及自治机制征文颁奖典礼暨研讨会致词，并为征文获奖者颁奖。他还会见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兼秘书长盛华仁，双方签署了备忘录：加强互相交流，在规范乡镇人大选举上互相合作。

“双方默契得就像一家人”

在9月8日的颁奖会上，民政部长李学举称赞卡特中心与民政部长期合作的成功：合作形成合力，合力才能大众受益。

然而，合作并非一帆风顺。双方最初互有保留，中方一些官员对卡特中心代表团频频前来考察不无疑虑。“一开始彼此不太信任，”民政部基层政权司副司长詹成付坦言，“我们担心美国人居心不良，看他们政治斗争的观念还比较强。他们有人表现出咄咄逼人的架势更加重我们的疑虑，在心理上有一种排斥。这很正常，如果没有我倒觉得是
假的，因为谁也不可能超越历史。现在我们在原则问题上也不会让步，但在心理上亲和了很多。”

卡特中心中国选举项目副主任刘亚伟同样坦率：“一开始有戒备，互相搞不清对方。大家都知道要做事，但在做的过程中怎么才能相信对方？我们资助你们，但事情能不能做好？合作了几次知道他们真的在认真做，感到放心了。”

还有中美关系大气候的影响。1999年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被炸事件和2001年中美撞机事件都给双方合作带来了一些不利。“虽然我们是非政府组织，使馆被炸后也还是受到一些影响。那年6月我来北京，整个情况都不太对付。”刘亚伟说。

1999年卡特在出访途中顺路去了台湾，美国媒体借机炒作，却因卡特拒绝与台湾官方接触而不了了之。然而，原定民政部一位高级官员的赴美访问还是因此被取消。

尽管如此，经过不断的切磋、磨合，双方慢慢取得了互信。一方尽心尽力地推进村民自治，另一方诚心诚意地给予支持。

合作分为两个阶段。中方开始是出于对外宣传的考虑，透过卡特中心把中国的情况真实客观地介绍给世界。“当时美国舆论不断诋毁中国，国会一年一度审议中国的最惠国待遇，我们需要通过有国际声望的组织来化解矛盾，增进共识，团结朋友，为经济建设赢得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詹成付副司长介绍，“卡特中心的地位是别的NGO组织比不了的，本身的地位高，又是搞民主的机构，有民主问题专家，到全世界各国观察选举。这种角色决定了他们的权威性，他们说的话别人认为货真价实。他们不断派团来中国看选举，把真实情况介绍给国际社会。不要以为共产党中国只是闹革命、吃饱肚子，中国还要民主。尽管我们的民主是不全面的、低水平的，但还是在做、在追求。在做就是一个好开端，就能说服很多人。”

2000年，双方的合作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中方借助于卡特中心的经验和提供的资金，规范村委会选举程序，提升选举质量，到美国观看选举。“美国200年，在民主机制、技巧上已经比较完善，有这样一个政治文明可供借鉴，我们为什么不去看看，不去学学。”
詹成付说，“就中国村民选举投票站的程序而言，跟美国的总统大选是一样的。他们的秘密划票间挺好，是资本主义的吗？搬到中国来照样适用，不影响选举的性质，却能制止宗族势力操纵。我跟老百姓说，他贿选，给你钱你就拿着，给你饭你就吃，给你酒你就喝，但走进划票间坚决不要选这种人。这种人不把当选放在诚实上，放在平常为老百姓办事上，竞选动机是不纯的。现在给你两块钱，上台后变本加厉，200块、2000块地捞。秘密划票间起到保护你的作用。”

民政部的官员认为，双方的合作之所以能持续下来，取决于三个原因：第一，起点比较高，是江泽民和卡特互通信件后交给民政部来做的。第二，项目有成效，成为中国民主的一个窗口。6年中，透过卡特中心的考察，CNN、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美国主要媒体都来中国，看到底有没有民主，回国后发表了大量正面报道。美国国会和民众了解到中国在变，在农村搞民主选举，朝野上下支持中国最惠国待遇的力量强势。“第三，与卡特本人、卡特中心主任哈德曼、项目主任斯特里布、副主任刘亚伟的不懈努力是分不开的。”詹成付说，“他们给我们带来了各方面的效益和良好的宣传效果。这个成功是一个综合体，是多方面因素促成的一个共同结晶。部领导见到卡特说话非常敞开，非常好。”

“双方默契得就像一家人。”民政部一位村民选举专家说。

对于中共高层的开放度，双方的评价都很正面。“民政部很开放，民政部开放到这种程度高层不会不知道，高层不让他们做他们也做不成。” 刘亚伟认为，“这和中国的整个大气候有关系。现在全国人大、民政部跟这么多国际组织合作，世界银行、UNDP（联合国计划开发署）、欧盟在中国都有无数个项目，这些证明我们过去闭关锁国的那个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詹成付说：“倒退10年、20年这种合作是不可能的。部里态度是积极的，但部里不是孤立的。能够合作6年，除了有成绩以外，也说明高层认可这件事。江泽民主席到布什家乡访问，短短一两千字的讲话，中美之间那么多事情，还把村民自治作为一项重要内容。站在更广阔的国际视野来看，不管是上届政府还是这届政府都需要一个安定、宽
松的国际环境。这种环境从哪来？除了政府之间的合作交流沟通外，也需要通过非政府组织、美国前政要多做一些争取理解的工作。通过这样一些合作达成共识，对我们的其他工作都有好处。有好处政府为什么不支持？自然是持积极、开放的姿态。况且中国加入WTO后，国际合作的趋势不可阻挡。”

卡特最可贵的是愿意去理解

熟悉美国外交史的人都知道，第一个把人权作为美国外交核心的总统是卡特。1977－1980年卡特主政白宫时，即把美国外交的重点由东西对抗转为南北对话，把人权同发展中国家人民的命运相联系，努力改善西方发达国家与第三世界贫穷国家的关系，以求建立一个和平的国际秩序。退任后，他建立了卡特中心，继续促进世界和平与人权。他
认为世界各国人民都有吃饭、医疗、享受和平以及选择国家领导人的权利。他出访的第一个国家就是中国，十亿人民的权利成了他的使命。

1993年，克林顿入主白宫，将人权作为对华政策的重中之重，导致了他第一任内中美关系的多事之秋。中国官方、民间对美国国会和媒体的打压、鼓噪强烈不满。1996年，中国偏激的一代青年激言：“中国人可以说不！”《中国青年报》调查显示，80％的中国青年认为，美国在世界上真正想要的不是民主而是霸权，90％认为美国对中国采取
了霸权主义政策。

然而，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卡特投入中国村民自治，为9亿中国农民行使民主权利风尘仆仆上路。

在此前后，另有一些国际组织与中国合作推进村民自治，但都没有产生卡特中心的影响。欧洲某官方机构投入巨资，以“人权对话的一个桥梁”为由寻求参与，被中国政府婉拒，不得不换一个说法重新叩门。卡特中心为什么能在众多国际组织中一枝独秀？

卡特这位人权外交的开创者何以能够成为北京中南海的贵宾？

首先是卡特对中美关系的突出贡献。卡特常说自己和中国有缘，生日是10月1日，第一次随军舰到中国是1949年。据他说，第一次听说中国时，他还是个四五岁的小男孩。在他家乡乔治亚的教会里，最受尊敬的人是去中国的传教士。那时他每星期捐给教会5分钱，为中国办学校和医院。从那时起，他就对中国产生了好感和浓厚兴趣。

入主白宫后，卡特顶着朝野上下反华亲台势力的重压，迈出了尼克松和福特未能迈出的一步，与中国正式建交。“每每提及这些卡特自己都很高兴，我们也有一种亲切感，毕竟他是中美外交的奠基人，历史情结对我们的合作肯定有影响。加之他这些年的诚实守信，包括在台湾和一些国际问题上对中国的支持。”一位中国官员说。

据介绍，卡特称中国的村民自治“很伟大的事业”。每次卡特中心开员工会或是董事会，他都要谈村民自治，以及它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东亚乃至世界和平的关系。中心每次新来实习生，卡特也都要介绍中国选举项目及其意义。

对于人权和民主，卡特深信不疑。但他不仅有民主理想，还有民主品格。他不惟我独尊，更不强加于人，而是以宽容理解的态度去倾听，再以实实在在的善举去争取。

“他最重要的理念是和平、友善、平等，最为可贵之处是willing to understand（愿意去理解）。”卡特身边一位工作人员说，“虽然有很强的信念，但他尽可能地去理解别人的处境。这次在北大演讲，有学生问他，你是怎么令人信服的？他是尽最大努力去劝说别人做一件事，在别人还不接受的时候，以宽容、理解、大度来对待。”

对于中国和中国领导人，卡特抱持充分的尊重和理解。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后，卡特中心向民政部致电表达歉意，支持中国政府的正义立场。胡锦涛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时，卡特向他致信祝贺。“要不是他提醒，我们想不到一个非政府组织要给中共换届送贺信。”那位工作人员回忆。“胡锦涛回信说，中国将在今后20年，全面建设惠
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请卡特有机会到中国来看看。回信很快，很亲切。”

“这次在北大，学生在提问中几次逼他，想让他说中国没有这个，没有那个，”工作人员又说，“卡特说，我来这里不是要批评中国，我觉得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发生了很大变化，可以做得更好，但是已经取得了惊人的进步。他讲到美国当年的种族歧视，说那是一个令人厌恶的系统，但都是在法律之下，都有法律规定。‘你们不是要法制吗？
我们美国当时有法制，有完美的法律，但却是完美的不正义。’讲得循循善诱，而不是咄咄逼人，更不是高高在上。”

对于中国和中国领导人，卡特有一个了解的过程。1979年邓小平访问美国时，卡特问小平，能否让美国牧师到中国传教，小平拒绝了他的提议。1981年他应邓小平邀请访问中国，再次提出宗教信仰自由，允许《圣经》和传教士进入中国。小平承诺了宗教信仰自由和解除对《圣经》的限制，但是明确表示“我们不要外国传教士”。

此次来访，卡特在同民政部李学举部长的谈话中反复提及乡镇改革问题，问能否把村委会选举向上再推一阶。李学举回答，对乡镇选举目前尚未达成共识，学者们在讨论。中国乡镇体制改革目前主要是乡镇合并，已经将7万多个乡镇合并为4万多个，还要再合至两三万，以减少官员，减轻农民负担。在随后与胡锦涛主席的会谈中，卡特没有
提及乡镇选举的问题。

卡特正是以对中国国情的充分理解，对改进村民选举的积极建议，以及在经费和技术上的大力支持，赢得了中国合作者的尊重。

“他确确实实是个平民总统，平易近人。”詹成付称道，“今天吃饭专门把厨师叫来一起照相，想得很周到，对人很尊重，而我们一些退休的县长还摆架子。说人家资产阶级政治家那一套是虚伪的，他虚伪你不虚伪，你把人家那套拿来做做行不行？他和我们合作很平等，从来没有附加任何的政治、经济条件。而且事实上都是由我们来操作的
，他只是建议，这样做行不行？而不是说你必须这么做，不然我就终止合作，从来没有。没有强权、威胁，这也是我们的合作能够坚持下来的一个重要原因。与卡特中心的合作可以成为所有项目合作的楷模。”

卡特不止一次说过，中国的村民自治是一个“很伟大的事业。”这事业造福于9亿中国农民，也凝聚着一大批中外追求者。

中国人民感谢一切为他们踏踏实实做事的人。

来源:《凤凰周刊》总124期 2003年9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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