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刑“人性化”并未照亮中国司法的天空

这是因为，中国司法的不独立，使得它从来就不是一个公正执法的权力机构。其次，中国司法缺乏一个有效的监督机制，使得它成为一个滥权的执法机构，是个王下之王。再有，执法人员整体素质低劣，使得本来就有限的司法公正难以贯彻执行。如此算来，中国司法，既是一个被侮辱的受害者，也是个流氓成性的恶棍。在很大程度上，它本身就是个犯罪机器。

有鉴于此，中国的司法是名副其实的党法，而不是民法。因此，中国司法在改革上，存在着民间与政府南辕北辙的呼声。民间要求的司法改革，是要求党、法分立，要求废除不合理的法律制度，及要求公正的判决。而政府倡导的司法改革，是“中国特色的司法改革” ，在坚持“一府两院制下，司法机关在由人大产生、对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的前提下，进一步明确权力机关与司法机关的职权划分。”（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陈国庆访谈录）问题是，共产党政府对人大拥有绝对的控制权，这个人大，对政府根本没有约束力，对司法机构的监督权力也虚有其表，司法机关“由人大产生、对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倒不如说是“由共产党产生、对共产党负责、受共产党监督”。

司法，这个没有尊严，没有约束力的机构，从中共建国以来，制造了无数的冤假错案，谈起中国司法，无人不是“叫司法太愤怒”。就说建国第一年，全国镇压地主富农，各大军区公布的枪毙人数约200万，目的是为了打掉地主威风（1950年《新华月报》建国一周年特刊以及薄一波1952年写的《新中国的经济成就》）。又例如，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所划的55万右派中，除少数真右派外，绝大多数或者说百分之九十九都是错划的（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6月出版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 。如果说这些都是历史的错误，那么，如何看待这种“历史的错误”还在中国延伸？现在没有镇反了，但现在有“镇法”（法轮功），现在没有反右了，但有反颠覆，比反右的罪名更大，更重。被镇压的颠覆者，无非都是有意无意地探求民主改革道路的自由派知识分子。这些新右派，有新青年学会四君子、网络异议人或言论不慎者如：黄琦、郭青海、蒋识华、齐炎晨 、迟守珠、李红民………，这个月在狱中度过23岁生日的不锈钢老鼠刘荻，其祖母是个被平反的老右派，如今又看着同样的历史在孙女身上蔓延，三代人54年中国，共同承受相同的灾难，情何以堪！祖孙两人不同的待遇是，入室搜查刘荻的罪证时，警察出示了搜查证，这是文明执法的进步。但另一方面，刘荻被抓时警察没有拘捕证，事发一二个月也不通知家人。刘祖母当年被抓还有个通知，现在倒是连最基本的执法手续都免了，抓你没商量。王炳章、杨建利案就更不像话了，绑架、密拘，一年半载都不让家人知道，开庭还是关着门来审判。司法改革，真是万变不离其宗，除了弄些噱头、搞些不影响案件实质的“人道”花招，中国的司法界并没有实质的改变。

在中国，一条不成文的真理是：靠司法公正，不如靠关系保护，靠关系保护不如靠金钱魔力，什么都靠不住时，就靠运气了。细数中国的官场、商场的风流人物，锒铛入狱或被送鬼门关的，都是失去保护网的倒霉鬼，从成克杰到慕绥新，从李纪周到赖昌兴，从杨斌到周正毅，无一不是官商勾结的范例。

三中全会马上就要在北京召开了，这无疑又是走投无路的市民上京请愿的大日子，据说数千个拆迁户将要云集北京，直接向党中央示威请愿。这些人被新兴地主圈走了地，拆掉了房子，又得不到法院的公正裁决和保护，只得用死来抗争。前不久才发生过拆迁户在天安门广场自焚和跳水的事件，“亲民”新政府不是没看到，但有作为吗？他们对逼迁事件的沉默，就是对逼迁施暴者的认同。这次即将爆发的大规模请愿示威，很可能又是以“颠覆罪”收场，然后法院会再次将他们逼迁，迁入不见天日的大监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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