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长青:提高了中国女性形象的宋美龄


宋美龄以106岁高龄在纽约去世,成为海内外一条醒目的新闻。连美国大报《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也分别发表了讣告式的专稿,美联社以第一时间发出的通稿,则被多家大报和电视台使用。

美联社的通稿,基本是相当肯定这位百岁老人,但上述美国两大报的专稿,却有褒有贬。其中《华盛顿邮报》对宋美龄的负面评价部份,主要引用罗斯福总统夫人的回忆录;而《纽约时报》的负面评价部份,则显得不那么专业,引用的资料竟有来自野史类的《宋氏王朝》等书,包括什么宋美龄以美貌勾引了美国高官等多处没有准确事实根据的野史。作为有盖棺定论意味的讣告专文,如此滥用道听途说的资料,实在令人为具有国际声誉的《纽约时报》汗颜。该报大概后来也发现了自己的严重非专业化失误,在没有通知读者的情况下,悄悄改动了10月24日已经发表的专文,今天读者可以在《纽约时报》网站上看到的文章,已经删掉了先前发表的许多资料不确切的内容。 (博讯boxun.com)

  连日来中外媒体对宋美龄的评价褒贬不一,当然是因为她纵贯三个世纪的、反映出中国二十世纪历史变迁的传奇经历。她的一生,客观地说在四个方面特别值得肯定,同时也有三点缺憾: 值得肯定的第一点是,她在西安事变中临危不乱,以相当的政治能力和智慧,促使这场危机和平解决,解救了她的丈夫──后来领导中国人抵抗日本侵略的领袖人才。

  西安事变发生第二天,当时中国学界领袖之一的胡适就给张学良发去电报指出:中国形成一个领袖不容易,如果蒋介石出现不幸,中国将倒退20年;中国当时最有影响力的报纸《大公报》主笔张季鸾则撰写社论,发出中国知识界的呼声,直指张学良是“国家民族之罪人”。

  就连斯大林也认知蒋介石是领导中国抗日的领袖人才,当时苏共《真理报》和《消息报》都发表社论抨击张学良的举动,认为这将导致中国内战,日本坐收渔翁之利。美国记者斯诺在《红色中国散记》中引述宋庆龄的话说,这期间她“曾替斯大林转过一封很凶的电报给毛泽东,内容是要求中共必须(对张学良)施加压力放蒋。”

  除此之外,宋美龄对张学良的特殊制约力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张学良在91岁高龄时对东北同乡祖炳民说:赵四小姐赵一荻(他夫人)对他最好,将一生都奉献给他,但不是他最爱的女人,“最爱的女人在纽约”。台北《中国时报》解读说,这个最爱的女人就是后来定居纽约的宋美龄。在1991年张学良如此高龄时还这样痴情,可想而知当年宋美龄亲临西安,对张学良最后同意释放蒋介石的特殊作用。(但这只是一个土匪头子的单相思,张学良来纽约,宋美龄都没见他,连对他去世都没说一个字。)

  第二点是,宋美龄一直全力辅佐支持蒋介石抵抗日本侵略。中共官方媒体向来说,是西安事变促成蒋介石抗日。但事实并非如此,蒋介石只是不想提前抗日,想尽量赢得时间,发展工业,建造军队;因为以当时中国那种农业社会现状,没有抵抗已初具现代化的日本的能力。具有远见的胡适也看到这一点,因而也强调尽量和日本周旋,以赢得准备时间。但由于张学良的鲁莽和愚蠢,发动西安事变,促使日本提前侵略中国,国人只得仓促应战,由于国力相差太悬殊,中国人损失极为惨重。

  在中国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中,作为第一夫人,宋美龄全力支持丈夫领导抗日战争。她亲临前线,指挥运输弹药,为伤兵包扎伤口,鼓舞前线官兵士气;尤其是帮助建立了中国空军,并力邀陈纳德等美国飞行员,组成了空军“飞虎队”抗日。路透社当时曾拍摄有宋美龄身着军服、在前线的照片,给人巾国英雄的强烈印象。因而美国有褒有贬的两家大报的专稿,都非常肯定宋美龄坚定抗日的民族气节。1938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的第二年,美国《时代》周刊把蒋介石和宋美龄评选为《时代》周刊的“年度风云夫妇”。这是该刊迄今76年“年度风云人物”评选中唯一一对夫妇获选。

  第三点是,宋美龄到美国国会成功地演讲,不仅为中国的抗日战争赢得了援助,而且在美国重塑了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女性的形象。1943年,宋美龄成为自英国女王之后,第二位受邀到美国国会演讲的女性。她以那次演讲征服了美国人。《纽约时报》的讣文说,当时“无数的美国人被她的热情、果断和美貌而着迷,因而为中国的抗日而捐款。她在国会的演讲如电击般影响了参众两院,为中国赢得了亿万美元的援助。”

  无论从史料记载,还是从文学、电影等艺术作品中,西方人了解的中国女性形象,就是裹小脚的,被侮辱被损害的,即使善良,也多是无知的村妇(无论是当年赛珍珠笔下的欧兰们,还是今天张艺谋影片中的菊豆们)。而宋美龄以她受美国一流女子学院的教育、流利的英文、落落大方的举止言谈、果断坚定的抵抗侵略者的精神,一扫中国女性在西方的晦气形象,以一种有文化教养的、和西方人心理很接近的现代女性形象,横扫美国人心。无论中国曾经和今后有多少比宋美龄更优秀的女性,但如她一般一举拔高中国女性形象的机会和条件恐怕是空前绝后了. 第四点值得肯定的是,宋美龄一生坚定地反对共产主义,从没有动摇。1948年,在国共内战、共产党军队占上风之际,宋美龄再次临危受命,到美国游说,希望得到自由世界领袖的支持,来遏阻受斯大林大量援助的中共军队。但她这次美国之行失败了,因为左派已在美国朝野占了上风。当时主导中国问题研究界的是费正清(还有美国国务院的中国问题专家们)等对中共有浪漫情怀、敌视国民政府的“中国不通们”。在那些美国左派眼里,共产党代表了中国的未来(从今天美国左派们反对铲除萨达姆政权,就可看出当年他们对共产邪恶的知识几乎等于零)。当时《纽约时报》的社论曾劝告美国人不要对共产党将领导的中国持有偏见。一生正面评价共产党的费正清,直到北京“六四”屠杀,才感叹“中国是深不可测的,根本无法弄清”。

  蒋介石夫妇和国民政府面对的是苏联直接援助和武装的中共军队,以及美国为代表的自由世界的冷漠和疏远,他们要孤军抵抗共产主义,可想而知他们的悲愤。但宋美龄没有退却,她留在美国一年多进行游说,后来推动成立了支持中华民国的“美国百万人委员会”,该会主席、联邦参议员周以德(Walter Judd)有一名言:20世纪教给我们一件事:共产党永远是共产党;不能对它有幻想。

  《纽约时报》的专稿说,回到台湾以后,蒋夫人也多次到美国游说,她表示,只要共产党存在,亚洲的安全就没有保证(这是至今仍没有改变的残酷现实)。在1950年的一次访美中,她表示,“无论你们是否帮助,我们都必须战斗,我们没有失败。”“她始终保持着对共产主义的绝不妥协的立场,呼吁国民党去‘拯救我们十亿大陆同胞。”

  即使到了高龄,宋美龄仍头脑清楚,立场坚定。1982年,中共对台统战,由国民党元老廖仲恺之子、中共对台统战负责人廖承志出面,给台湾领导人写信。当时已85岁高龄的宋美龄则给这个廖承志“世侄”回信,义正辞严指出,如果当年廖仲恺是假信三民主义,潜伏国民党内,则“有亏忠贞”;如果是真正的孙中山总理信徒,则是“世侄有亏孝道”。宋美龄在信中痛斥中共暴政,并写道:“郭沫若宣称‘斯大林是我爸爸’,实无耻之尤,足令人作三日呕。”

  陈纳德的遗孀、共产党的说客陈香梅近日撰文说,当年她曾提出见宋美龄,转交宋庆龄的亲笔信,但遭到蒋夫人的拒绝。可见她对那位一向为中共说话,经常是北京座上宾、没有灵魂的女人的反感。

  在台湾政局发生变化,很多国民党的将军、大老都开始以朝拜北京、谄媚中南海权力者为荣时,宋美龄始终保持了自己的晚节,没有因为她对台湾政局变化的不满,而接受中共的任何统战。据前中共铁道部长吕正操的秘书张友坤根据录像整理的文章“吕正操纽约秘晤张学良”,1991年6月4日傍晚,张学良被邀到纽约中共驻联合国大使李道豫的别墅,和吕正操密谈,准备以治疗眼疾为名回大陆。当时中共使馆外面是悼念六四遇难者的集会,而张学良则在里面和中共官员握手交欢,可见中共的统战几乎无孔不入;但对宋美龄,却从没有起过作用。

  但纵览宋美龄的一生,她也有很多局限。首先是,她虽然很小就受到西方教育,但始终不是一个自由主义知识份子,而从本质上,仍是一个蒋家王朝独裁专制的支持者。《纽约时报》曾引用她的话说,她只有长相是东方的。言外之意,她是西化的、亲美的。浅薄的美国记者在报道时,几乎都是强调她是基督徒、会说英文,喜欢西方生活方式等外在的东西,来强调她是西化的。但实际上宋美龄不仅长相是东方式的,她的思维,她的思想,仍基本是东方君王统治型的。罗斯福夫人曾在自传中说,宋美龄“可以美妙地谈民主,但她不懂得怎样生活在民主制度中。”

  如果说蒋介石在中国大陆期间由于内忧外患,很难实行民主还有情可原的话,那么到了台湾之后,蒋介石仍是实行王朝统治,死时还像皇帝那样,把权力传给了儿子,继续家天下。而在这个过程中,从没有看到宋美龄这位在西方民主国家受过教育、被认为“西化”的人发出任何抗议的声音。包括五十年代台湾主张多党选举的自由派知识份子代表人物雷震被逮捕、判重刑,后来作家柏杨、李敖等入狱,更不要说大批民进党人士被关押、迫害等,宋美龄不仅从没有出来捍卫自由的价值,反而一直是蒋家统治的维护者。

  其次,当台湾解除党禁、报禁,走向民主时,宋美龄却感到无法在台湾呆下去了,选择永久定居纽约。她不仅没有成为推动台湾走向民主、自由的革新力量,还成为阻止这一历史进程的守旧势力的代表之一。当然,以宋美龄的经历和在中国曾有过的地位,以她对国民党丢掉大陆的痛心疾首,以她80多高龄还有“光复大陆”之心,如果她能跨过这一步,那真是一个奇迹。

  最后,宋美龄走了,没有留下任何回忆录等文字。徐志摩曾有诗句说,“挥一挥手,不带走一片云彩”。现在蒋夫人是“不留下一片云彩”。如果她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没有权衡利害之心,真的对历史和真实负责,应该给后人留下点什么,关于她的经历,她的人生伎迹(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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