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潘岳是中共党内著名的理论家，曾经尝试以民族主义取代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国家意识形态。民族主义，是潘岳最根本的政治主张。
民族主义并不是潘岳的发明，在中共之中早有传统。实际上，在中国，共产主义--在中共的话语中，共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经常相互置换，所指的是同一个意思--与民族主义，有如一对兄弟。
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以资本家阶段与工人阶级的矛盾成为社会主要矛盾的前途下诞生于中国的，而是中国面对列强入侵、受帝国主义瓜分危险的时候，由"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送来的，换言之，是西方殖民主义打出来的。这一大前提，决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与民族主义注定难以分割。
自十九世纪以来，世界上有两个著名的"病夫"，一个是被讥笑为东亚病夫的中国，一个就是欧洲病夫俄罗斯。十月革命使俄罗斯出现了新气象。苏联红军东征西讨，逐渐扩大俄罗斯的版图，一洗欧洲"老大帝国"的衰退形象，重新成为世界强国。十月革命的新气象鼓舞了中国人，孙中山提出了"以俄为师"，而更加激进的知识分子则干脆到苏联朝圣，希图重复俄罗斯的道路，以马克思主义振兴中华。这些激进的知识分子，就是后来中国共产党的主要成员。这一过程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以民族主义思潮为背景的，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就是当时有中国特色的民族主义。中共之所以能够在一九二一年成立到四九年建国的短短二十多年内由弱转强，最终成为中国的领导这，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中共成功地把共产党与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毛泽东就是中共民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典型。
即使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共的稳固执政，依然依赖于民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中共能够在不经过任何选举的情况下成为中国唯一的执政党而得到人民的拥护，其合法性有两个：一是社会主义制度相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二是领导中国人民"从今走向繁荣富强"。前者是马列主义的教条，后者则是中国民族主义的诉求。
在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由于毛泽东推动极左的社会主义政策，中共的民族主义的色彩略为冲淡。自七十年代末期邓小平复出后，极左路线遭到抛弃，取而代之的是'不管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的实用主义思想。
在经历了近25年的经济体制改革之后，中国又一次面临着困境。经济的危机、社会两极分化的严重、阶级矛盾的重新出现以及贫困人口的激增使得共产党赖以维系统治的合法性之一--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遭到了质疑。不用说人民、甚至有多少共产党人信仰或者明白共产主义亦成疑问。
在这种情况下，民族主义已经成为中共维系其执政党地位的唯一合法性来源，以民族主义作为意识形态的支柱，已经成为中共唯一的选择。潘岳的那份著名的《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思考》，实际上可以视为中共理论家以民族主义取代马克思主义的尝试。
说道这里，回过头再看潘岳的新文章《环境文化与民族复兴》，才能读出其中的引人注目之处：在这份出自于中共高官的国家文件中，贯穿全篇的，竟然并非共产党借以立党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文章通篇居然没有一次涉及"社会主义建设"，连"三个代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官话也不过是蜻蜓点水，理直气壮的宣布了文章的目的性--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浓郁的民族主义气息跃然纸上。
不要忘了，在那份以叛逆和激进著称的政改报告《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思考》中，潘岳尚需躲躲闪闪，借助了大量的马列主义话语来包装其"民族主张"。而在经历了十六大丢官失意以后，潘岳居然敢于在新文章大谈民族主义之而不顾任何忌讳，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在今日的中共之中，民族主义已经完全取代了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政治精英的主流话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