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句话，百年之后又一场“新政”让我们看见的魄力，不过是独裁者的魄力。一部分大陆知识分子和海外观察家们在盲目寄望于新的双头政治，在为SARS危机和孙志刚案件中民间议政和政府妥协的所谓良性互动而短暂亢奋，以及在梦想“把红地毯铺往中南海”之后，真实的现实开始突兀出来，这个现实就是：我们在胸无大志的江泽民时代挨过了十三年政治僵局，然后最可能的不是遇上了一个更有魄力的改革者，而是遇上了一个更有魄力的独裁者。
让我们看看最近大陆人权与言论状况的迅速恶化：
1、在中共三中全会讨论修宪建议的前后，封杀与修宪和宪政讨论有关的网站、论坛。大陆民间自由主义网站几乎全军覆没。中共更下令不许媒体讨论、报道修宪话题。这一对公共言论的禁锢达到了49年之后的一个高峰。在君主制时代，连帝位的继承尚且不能被完全视为帝王的家事，而允许适当的公开讨论。清末立宪改革中，上海等江浙商会和民间团体就曾公开上书讨论帝位继承人问题。而到了今日，独裁者修改被视为天下之公器的宪法，却不允许老百姓议论。此等拙拙怪事，使“共和”二字污面蒙垢，形同虚设。难怪中共连一部《走向共和》的电视剧都要下令禁播，在独裁者面前提“共和”，就像在婊子面前谈贞操。这样修出来的宪法绝不是民权的保护神，更不是什么制衡国家权力的母法，这样的宪法不过是独裁者包下的二奶。
2、何德普、欧阳懿、罗永忠、郑恩宠、一个个因言获罪的政治案件一个月以来令人应接不暇。随着民间言论自发的开放程度，官方对“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入罪底线越放越低，从“采取造谣、污蔑或其他手段”的界定上迅速后撤。何德普、欧阳懿二人以中国民主党党员的身份发表言论，尚且涉及中共长期以来自行掌握的“组织化”的入罪界限。但从何案的庭审看，却并未直接以他的党员身份构罪，而是以他发表的文章内容为证据，这就直接将单独的言论视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行为，这意味着对个人言论的内容进行实质审查，也就等于彻底取消了言论自由。罗永忠因在互联网发表言论于6月被拘捕后，被迅速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他未参与任何组织化活动，也无任何组织化身份。这个案子是非常彻底的因言获罪，对文章内容进行实质审查的定罪特征更加凸显。
3、最近，上海十几位前往北京的上访者被公然拘捕，这意味着上访制度的彻底破产。上访制度本身就意味着司法制度的无能和部分的破产，以行政化的上访制度来弥补司法制度的不足，这本来就是一个专制社会最滑稽可笑的事情。但容许上访毕竟具有一种释放社会政治压力的意义，但现在鉴于天安门广场已经成为中共统治的“性敏感地带”，警方公然拘捕上访者，禁止所谓“越级上访”，这已经将一个专制政权的无赖性质暴露无遗。拘捕上访者的那一刻，就是中共政权撕破脸皮、以赤裸裸的流氓暴力维系特权的、最无耻的一刻。紧接着，被拆迁上访户维权的上海律师郑恩宠，因向海外人权组织邮寄国内公开资料而以泄露国家机密的罪名被判刑。这是对言论自由和通讯自由的进一步打击，也使上海成为一切以国际都市自居的城市中最无耻的、最野蛮的一个。
再接着，就是独立作家杜导斌在三天前被湖北孝感地区警方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拘捕。我在今天早上得知了这个令人震惊却又在意料之中的消息，下午和杜兄的妻子联系，她告知警方至今不允许她去会见丈夫，同时杜兄的律师会见当事人的请求也被拒绝了。当我第一次打通杜兄家中电话时，他年幼的儿子异常平静的告诉我，“我爸爸已经被抓了”。那种平静的语气使我震动，我从他的话里相信他了解他的父亲是为什么被抓的，他心中也一定知道他的父亲正义而无辜。因此小孩子的话里绝没有羞耻感，没有独裁者面对民间言论时那种内心的紧张和慌乱。正是那种紧张与慌乱让独裁者手足无措，让专制的国家机器盲目而愚蠢的转动。我因此更愿意相信当局最近的一系列高压举动，并非出于什么魄力，而仅仅是面对合法性危机与压力的神经质的失态。
统治崩溃的一种前兆就是歇斯底里。
漫长的十三年，钱袋里挣下了半壁江山的羊群必将再次觉醒，再次萌生呼吁政治改革、突破言论禁锢的热情。这热情在今年的SARS危机、孙志刚案件和香港反二十一条大游行这三大标志性事件中，以及在中共双头体制带来的想象空间下开始明显升温。部分的倚重互联网，大陆逐步出现了一个“民间议政”的浪潮和作家群体，出现了一个围绕宪政转型和修宪讨论的公共空间。杜导斌先生无疑就是这个民间议政群体中一位突出的代表人物。一些人善意的以为这种局面会与当局的改革派形成一种互动，会有助于中共党内的改革派在决策中取得更大的权重。这种看法显然忽视了一个尖锐的事实，那就是从1989年之后到现在，中共决策层中从来就没有形成什么政治上的“改革派”。这种看法也过分夸大了中共党内的利益分化和派系争斗可能在政治上带来的契机。
赢弱的羊也许不再是羊，但狼却依然是狼。这应该是一个最基本的清醒判断，无论是七匹狼还是九匹狼，无论老猴王还是新猴王，面对被宰制的羊群，它们的共同底线和反民主反宪政的基本立场是没有差异的。大陆的宪政民主之路，绝没有良性互动这回事，没有来自庙堂的秋波可言。中共如果要变，一定是来自民间、来自党内外、国内外的压力到达了某个临界点。在此之前，民间的每一次压力、每一次发言和每一次维权，都将被独裁者视为必须扼杀在萌芽状态的不可容忍的对立面。大陆的政治命运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只有反复的萌动和反复的打压，没有暗通款曲，也没有改革派的倒戈相向。就在前一周，我在北京和朋友谈论起未来的政治转型，说千万不要有“烈士”，不要有英雄。不要有再一次的仇恨和对抗，不要在这个民族一百年的戾气和上下之间的怨恨上再去添加化不掉的悲情和怨怼。大陆争取民权与民主的过程，应该是一个争取和解的过程。然而这样的对话刚过去一周，我却接连看到了至少三起因言获罪的良心犯案件（罗永忠、郑恩宠和杜导斌）。
一场没有烈士的宪政民主转型是可以期待的吗？令人悲观的看法是专制的统治者总是愚不可及。共产党”其实是一个虚拟的主体，在专制者的决策中，根本没有共产党这回事。有的只是一个个狡猾无比但却鼠目寸光的理性动物，他们维持特权与自身安全的“理性”，最终导致共产党这个概念在整体上的非理性和神经质。他们一次次徒劳无功的打压民间的声音，一次次制造烈士和怨恨，就等于一次次为今后撕开更大的裂缝。他们掩盖昨天的真相就等于拒绝明天的和解。
所以真正的问题是，如果他们真的愿意打，我们是否愿意去挨？良性互动是一厢情愿的，大陆的宪政民主最大的可能是压力施变，危机转型。在变故来到之前我们争自由，在变故来到之后我们争民主。争自由是一场民权与宪政的运动，争民主是一场民主与政治的运动。杜导斌、郑恩宠等人，是因为争民权而入狱的，不是因为争民主而入狱的。这一点非常重要，大陆民间社会在近年互联网时代的权利觉醒，其基本的倾向是从89年整体性的民主运动方式退回到个案性的民权运动方式。我和杜导斌先生一样也通过海外媒介发表政论，如果说我们这样的发言者是某种“民运人士”，我们是希望呼吁民权运动的人士，而不是呼吁民主运动的人士。一场自发的、分散的和渐进的民权运动，它的的中心内容只有两点，一是针对个案的维权，二是坚持拓展言论自由。
但中共最近的打压倾向表明，它的底线也开始从防止民主运动退到了打压民权运动上。这一退步的代价是沉重的，这将使它的道义资源迅速的消耗殆尽。在这场势必长期持续的争取和打压民权的拉锯战中，自由与民权的诉求将围绕一个个案件而展开，而扎根，而逐步获得民众的低调但有力的支持。争自由的民权运动，是一种法治主义的展开方式，对这一方式的任何打击都将使极权体制遭受同等份量的道义上的打击。因此自由主义的民权运动，打的就是一场消耗战，消耗极权体制残存的合法性资源，同时积累民间的和自由民主的道义资源，并法治主义的方式下保留未来政治和解的可能性。
这样一种争民权的道路是温和但是坚决的。因为它不需要诉诸任何崇高和整体性的价值和政治理想，它仅仅出自一个公民捍卫个人自由的秉性。今天发生在杜兄身上的，明天就可能发生在我身上。消除这种恐惧的方法只有两个，一是闭嘴，二是为身陷囹圄的杜兄的权利而抗争。我关注杜导斌先生，只因为我还想说话，我还不想闭嘴。杜兄迄今为止以一位作家的身份参与的所有维护民权的举动，无非是发表政论和参与签名活动。他的几乎所有言论我都读过，我不认为里面有任何超过了最起码的言论及表达自由范围的论述。如果说他的言论本身构成了“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行为，就是无稽和无耻之谈。我和杜兄一起参与过许多签名信。今年初，我们并一道发起了关于刘荻案致两会代表的公开信，公开征集到700余人的签名。这份信的文本是我定稿的，它针对一个明显违法羁押的个案。我也不绝认为拟订和发动公开的签名信超过了言论及表达自由的边界。
我强烈抗议湖北孝感地区警方拘捕杜先生的像狗熊一样愚蠢而错误木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