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演讲活动是为了祝贺余华先生的两本小说《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英译书在兰登书屋正式出版而举行的。
余华先生今年8月携妻儿来到美国做访问学者。先在爱尔华访问了两个月，完成了一些写作计划。现在开始四处走走看看。他准备明年三月份结束访问回国。
余华先生是11月2日来到新泽西州的，在新州他连着做了四场演讲。
11 月8日，余华先生朴实的演讲持续了约一个小时。他讲了这两本书的写作和翻译出版过程，以及《活着》一书改编为电影的过程。之后，回答了与会者十四个问题。从余华先生的演讲和答问过程中，看得出来余华先生很随和坦诚，而且颇有人情味和幽默机智。他的演讲赢得了听众的一致好感。
据余华先生介绍，《活着》早在六年前就已经译成英文。《许三观卖血记》则是在96年翻译完成。一直被很多出版社拒绝，这是因为许多出版社认为余华书中的人物只承担家庭的责任而不承担社会的责任。余华先生认为这大概是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制度决定了的吧。他认为，90年代前，中国人作为个人，很难体现社会价值，所以，社会价值就转化为家庭价值了。
他说，《活着》讲的是人和生命的关系的故事。92年的一天清晨，一觉睡醒后，脑子里出现了“活着”这个词，很感动。就将这两个字做了小说的题目。最初《活着》这本书是从一个农民的形像开始的。他以第一人称写，书中的语言很朴实，用的是农民的语言。因为书中的主人公富贵没有什么文化，他定了书中的生字不得超过三千。但是，语言要准确而且丰富。他说在这本书之前他写作的语言一直很华丽。年轻时喜欢写得复杂，年长后就喜欢写得简洁。
余华先生说，写长篇就和人生一样，不能预料。并不知道会有那么多人死。他是哭着写完这本书的。写了一段，才突然发现又有一个人死了。写到富贵埋有庆于树下时，他真是热泪横流。几年前去德国，听众要求他朗诵他的书。翻译读德文，他朗诵中文，读的是有庆之死，读了两段他就哭了。
进入到一定写作状态后，人物是活生生的。会自己思考，开口说话。富贵也似乎成了他生活中的一个朋友，而不是一个人物。许三观也是一样。
他说，活着是最有力量的，这种力量不是来自呐喊或者其它什么，而是一种忍受。人的忍耐力是惊人的。人就是为了活着而活着，而不是为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而活着。
《许三观卖血记》讲中国人是怎么生活过来的。也是从一个中国人的形像开始，主人公冬天时穿着一件大棉袄，没有皮带，就用一根绳子系着。这本书是用对话组成。写到一万多字时，他才意识到可以全部由对话组成这本书。在这本书里，对话不仅是人物的发言，也推动故事前进。所以，对话要有节奏感，要有旋律。为了找到这种节奏和叙述的风格，他借用了浙江的越剧，用了唱词和台词的腔调，戏剧的方式。95年发表后，获得一片好评。他很开心，他说人其实很脆弱，作者是需要鼓励的。
95年以后，他很少写小说。给《读书》杂志写专栏文章，后来也在《收获》上面写专栏。文章都是随笔式的。现在他已经停止写随笔，这是为了合理安排岁月。写随笔对记忆力和身体状况要求不高。写小说则要求身体好记忆力强。趁着现在还有体力，他想再多写一些小说。
听众的提问包括问他的写作状态，想象力与生活经历谁更重要？外国作家的作品对他写作风格的影响？与哈金作品的比较？作家应否承担社会责任？等等。
余华先生说，对他影响最大的两位外国作家是卡夫卡和川端康成。他是一位江浙少年，生长在一个温和的环境，23岁时开始写小说。川端康成教会了他写细部。川端的文字很细腻，细部表达很丰富，他的文字有一点儿虚，但是又摸得着。川端永远用温和的语言，但表现出来的东西可以很激烈。卡夫卡则是给了他写作的自由，让他知道民间故事的写作方式。他说，任何作家都会受别的作家风格的影响。这就好像阳光的照耀会影响树木，但是树木本身还是以树木的方式生长。
余华先生认为，写小说想象力和生活经历都很重要。但是，生活经历并不等于生活经验。心理上的经历更为重要。心理经历异常丰富的情况下，才会有敏锐的洞察力。没有洞察力，想象就是胡思乱想。
他是这样评论哈金的作品的。他说，出国前刚好在书店里看到了哈金的作品《等待》。买回家来，原只打算读一两页的，结果一气读完，从深夜一直读到早晨。他很喜欢哈金诚实的写作态度。他评论哈金的写作方式是“推土机”方式，写得很诚实很辛苦，一点儿也不投机取巧。这在当今作家都商业化的情形下，很不易。而且，哈金离开中国多年，写中国的生活依然扎实，是知而言的。
余华先生说，没有一个作家能够回避社会责任感。只不过，有人是有意识地表达，有人表达得比较隐蔽。象卡夫卡，哈金的作品，都有强烈的社会现实力量。他打了一个有趣的比喻，写小说就象是农村里的村长，什么事都得管，顾不过来社会责任了。
全部演讲在下午三点半结束。之后，听众纷纷购书请余华签名，并合影留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