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自由选择，自我追求的土地上，虽然人数不多，可也开出了不少能永不萎谢的奇花异葩，为中国和世界创造了一大笔文学财富。
可惜好景不长，在这百花争艳的花园里，忽然竖起“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的大旗”。这样就吸引了多数知识菁英，被他们认为，他们要找的就是这个，这就是终极真理。更看到了当时社会的昏暗：阴霾和腐败，他们想到的就是向人民揭示社会的黑暗和人性的丑陋，从而助中共推翻旧政权建立“新中国”。
就在这年代，中国出现了如鲁迅、郭沫若、矛盾、巴金、老舍、冰心等文学家，写出了不少能传谕后世的不朽著作，以自己的信念和作品来助中共推翻旧中国，建立“新中国”。
到49年，这些菁英的愿望终于实现了，“中国人民终于站起来了”。可“新中国”带给他们的是什么？首先是一顶顶官帽，而后是吃穿不愁的生活待遇。但这些不是白给的，就是要你歌颂共产党，歌颂毛泽东，歌颂“新中国”。可这些人的眼里是找惯了社会上的垃圾，口里是骂惯了人的，现在让他们歌颂什么，就显得手笨脚拙。这就使恩赐他们“幸福”的施主极为不满，对他们一次次批判斗争，斗掉一批，又打掉一批，让他们自相残杀。他们中有的确实是相信只要“党”讲的，一定正确，党指到哪里，就咬到哪里；也有是看风使舵，知道现在可不比往昔，只有俯首听命，永远归顺才能生存。他们长着一个非常灵敏的鼻子，随时准备转向。这如中国著名的大文豪、考古学家郭沫若，他在50年代，就“认清了形势”，写了不少吹捧中共领袖毛泽东的颂诗，并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当时这些诗把读者看得目瞪口呆，想不到这是出自于大文豪之手，恐怕连写作水平较好的小学生水平都比这高些。但他名气大，又是歌颂领袖的，我看《人民日报》社长、主编也不敢吃了豹子胆，而不把这些“诗”登出来。我想如果让不知情的小学语文老师来判，恐怕连打60分及格都勉强。
在66年初，他已年过古稀，但嗅觉仍超人的灵敏，竟在人大会议上提出不要再看他以前写的书、文章，一定要把这些东西烧毁或扔进垃圾堆，因为他的这些东西对人民只有毒害，没有好处。他能把一生心血都舍弃，实在使人叹为观止。从另一方面来讲，他确实是成功了。在中共统治下生活了三十多年的文化名人，一点也未受过冲击的，仅郭一人而已，如果我们列举中国文化界名人的话（科技界也如此），除他外，不仅是100%都在不同时期受过严重冲击，而且不少是被长期劳改关监狱的。数十年来一直官居高位而平稳的仅他一人而已。
这些在旧中国写过不少传世之作的作家，1949年以后，似乎一个个江郎才尽地沉默了。而“解放”时，他们不少人还是青年人，如被称为“少年才俊”的吴祖光才32岁，著名的剧作家曹禺才38岁，就连老一点的巴金、夏衍等也才45岁，还是正当盛年，另外，如49年前有过大量巨著的老舍、沈从文、张天翼等也都小于50岁。就连20年代就成名的郭沫若、矛盾才50多岁。应该说他们中的大部分生命是在新社会渡过的，但为什么他们的才思会衰老得如此过早呢？莫不是得了“群体痴呆症”，或成了病蚕，肚子里再也吐不出丝了。
再来看看他们是如何早慧的。郭沫若写长诗“凤凰涅媻”才28岁；谢冰心写“超人、繁星”时才22岁，写文学之心的“寄小读者”时才25岁，矛盾写“子夜”时35岁；老舍写“骆驼祥子”36岁；巴金的“家、春、秋”完成时35岁；曹禺写“雷雨”时22岁；张天翼写“包氏父子”也只41岁；沈从文写“边城”时是31岁，夏衍写“上海屋檐下”才32岁；吴祖光写名剧“风雪夜归人”时24岁；田汉写“名优之死”也只30岁；连极具左倾思想的丁玲写“莎菲女士日记”也只二十出头。
而这些名作家大部分时间是生活在“幸福的新社会”，可是他们连香屁也放不出一个。就是写了点东西也是上不了台面的“御用”作品，至多象巴金这样，在文革后“开悟”了，，才写出较有分量的忏悔录式的“随想录”这样的篇章，但已非能与年青时写的“灭亡”、“寒夜”、“爱情三部曲”和“家、春、秋”同日而语了。
现在，这些作家大部分已经消失在世上，带着他们的遗憾、忏悔和不安走完了自己的人生旅途。即使少数还活着也已是耄耋的风烛残年，再想拾回风华年代已不可能了，我们的新社会就这样把这一代智慧群悄然地集体埋葬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