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人们对胡温的期待，在策略不同的声音背后，无不流露出对政治现状的焦虑和变革要求。而胡温执政以来所表现出的相对开明，与其说出自他们个人风格，倒不如说来自于他们对这种危机的认知和担忧，来自于对民意汹汹的清醒觉察。
不错，中国经济延续着发展的势头，并且在舆论一律的渲染下，上演着表面繁荣的场景。但在高楼入云的表象背后，是另外一种更广泛的真实：赤贫人口大量存在，失业率继续上升，社会保障系统萎缩，社会公正荡然无存，侵犯人权事件比比皆是，局部性抗议示威事件频繁，治安恶化，巨额资金外逃等等。这些深层次矛盾已经不止一次发出清晰信号：新闻封锁造成的sars传播、孙志刚事件引发的网络抗议运动、拆迁户自焚，银行抢劫案等事件，无不暴露出中共稳定压倒一切的幌子下背历史潮流而动的行为，其实正给整个社会带来极其不稳定的风险。
当此之际，中共若持有一份对民族未来的责任心，必应未雨绸缪，拨乱反正，胡温若要担当其历史责任，也正在于此。
我们能够感受到民间舆论和部分新闻从业者的对这种历史责任的共识，以及建立在这种共识之上的各种策略性呼吁。然而，罗永忠、翟羽佳、杜导斌等人的相继被抓，使这些呼吁成为一厢情愿的空谷绝音。对呼吁中的政治变革，尚难判断胡温是不愿还是不能。但是，异议作家的相继被捕已经宣告在目前阶段民间舆论与中共党内健康力量策应的不现实。
中共的表现说明：在承认事实和掩耳盗铃两种选择中，它宁愿通过囚禁思想者肉体的方式，继续遏制思想的声音；它宁愿让整个民族在黑暗中徘徊，以保护特权者的私利。
而异议作家被捕的理由，不外乎“涉嫌煽动颠覆政权”这类根本站不住脚的罪名。这些纯以言论犯禁的互联网作家的被捕，只能证明中共政权似乎越来越脆弱，以至于担心任何批评性的言论都能够“颠覆”这个政权。但是，当这种言论被视为颠覆性力量，那可绝不是杜导斌这些网络作家的责任，反倒是那些把该政权弄得弱不禁风的当权者应该思考的问题了。
来自于批评者的言论本应当成为各种社会力量对话的组成部分，只有建立在理性协商的基础之上，持久的社会正义和稳定才有可能实现。就在当局抓捕罗永忠、翟羽佳、杜导斌的同时，这些作家们一直批评和讽刺的对象，那些受到官方及新闻控制体系包庇的人权罪犯，再次粗暴执法致死人命，酿成山东邹城民变。愤怒的民众以暴力反抗暴力，捣毁了当地政权机关。这可不是杜导斌他们煽动起来的，煽动这起颠覆当地政府事件的，不正是那些代表着国家权力的执法者吗？
抓捕作家以求“稳定”，真可谓南辕北辙!
(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