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华文是这样回忆的：“大学生红卫兵当中也有觉醒者，尽管为数不多。大学生思想深一些，阅历广一些，这些觉醒者，不像中学生中的老红卫兵那样是因为自己的老子成了运动的打击对象，而是看到了毛发动文革的真正动机。他们中的一个代表就是北京地质学院的学生朱成昭。现在的文革史提到文革中有名的“五大领袖”都是指北大的聂元梓，清华的蒯大富，北师大的谭厚兰，北航的韩爱晶和地质学院的王大宾。其实地质学院“东方红”的早期领袖是朱成昭，他也是大名鼎鼎的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的最早的“司令”，当时的名声不在蒯大富之下。但是不久之后朱成昭这个名字便消失了，换上了现在大家都知道的王大宾。其中原因，据当时流传的故事说，是因为当时地院“东方红”从四川把彭德怀押回北京，红卫兵的头头们在大会批斗前秘密预审彭德怀，彭将自己同毛在庐山会议上交恶的前因后果和盘托出，竟然说服了朱成昭等几个人，使他们幡然认识到，文革的源头是批判《海瑞罢官》，而'海瑞'就是彭德怀，朱成昭走上了“反革命”的道路后，还同另一个造反派学生领袖叶向贞（叶剑英的女儿）企图偷越国境，被周恩来派人抓了回来。据知情人说，实际情况是，朱是调干生，对大跃进以来的中国社会现状早有自己的看法，彭德怀的一席谈话只不过是印证了他久存在心中的怀疑而已。叶向贞受到周恩来的保护，在文革后似乎还出来拍过电影，朱成昭则不知所终。”
正巧，我因为研究文革中的异端思潮，1998年8月11日在澳洲记者晓涵和美国《时代杂志》北京记者米雅的安排下采访了朱成昭先生。在长达3小时的访谈中，对他的觉醒、叛逆和受迫害的全部过程有了第一手的了解。本来，我与朱先生相约来年在北京再畅谈一次红卫兵运动，但不料不久就传来了他因心肌梗塞而粹然逝世的噩耗，目下在我办公室中的3卷录音竟成了我能听到的他最后的声音。
朱成昭，安徽人。其父在文革前是上海建工局一个副局级老干部。他1960年毕业于上海市上海中学，当时是整个上海乃至全中国最好的中学之一。在上中，他是品学兼优的团干部，好学生。以至一毕业，中国科学院因一个在计算机方面尽快赶上西方的秘密计划，直接把他抽到上海的计算机研究所工作，作为未来的专家培养。朱在那里工作了两年，已经担任了课题组组长。然而在工作中他感到了自己在科学基础知识的贫乏，决定再去读大学。受到当时在上中最为流行的《勘探队员之歌》的影响，他报考了北京地质学院。因为他是从工作岗位上再来都大学，就变成了“调干生”。1962年入校后，正值阶级斗争之风盛行，朱和不少同学一起被两次派出参加“四清”。
1966年6月文革爆发，朱是水文系四年级学生。他和一些有独立思考精神的同学一起给以邹家尤为首的地院工作队提了一些意见。被划为“第三类学生”，在工作组整的黑材料中已经定下“送去劳改”。当时的工作队付队长边固在一次对“第三类学生”的训话中竟骂他们：“共产党养你们比养一群狗还不值！”朱和蒋良朴、田春林、梅建明等同学一起被逼上梁山，7月份揭竿而起“造反，”8月8日成立了地院“东方红公社”。因为朱和他的伙伴们在组织路线上不搞“血统论”，东方红公社很快成为地院的绝大多数派。1966年9月6日，由朱牵头，在北京成立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首都三司”）。据朱在采访中告诉笔者：首都三司从来没有设立过“司令”一职，但他当时是实际上的“第一把手”。当时蒯大富仍然在清华大学受压，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多次要他设法支持蒯大富，以“减轻中央压力”，他当即派过一支地院东方红的战斗队去清华帮助蒯组织队伍。后来，朱又请蒯担任三司的副手，这便是蒯大富是三司“蒯司令”的流传的由来。
对三司和地院东方红公社这样主要的造反派红卫兵队伍，中共中央的各派当时都想要利用。毛泽东自7月起便一直派他的女儿肖力（李纳）任直接的联络员；周恩来有一个秘密联络员“老李”；中央文革的关锋、阎长贵等都担任过观察员和联络员。1966年9－10月间，叶剑英的女儿叶向真，当时中央戏剧学院造反派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头头来地院求援，认识了朱成昭。两人在不少政治观点上非常一致，不久又坠入情网。这对朱的思想有不小的影响。另外，文革的深入把许多老干部，包括朱的父亲都打成了“黑帮”，也使他对文革有新的思考。
1966年11月，地院东方红公社接受周恩来的秘密命令，把彭德怀从四川抓回北京。另外，江青、戚本禹也在同时对他们和北航红旗有过抓彭的指示。朱曾派了三批人去抓彭。第一批王大来、钱信等人在12月15日进入彭的住处，与彭就文革以及党史上的一些问题有过长谈，结果被彭感化，认为彭讲的都是“真话、实话”，又支持文革。最后对彭同情到了“毛主席和党中央可能现在不了解彭现在的情况，他们有责任把彭目前的情况和他们的看法向毛主席和党中央和中央文革汇报”的地步。第二批是当时东方红公社的第三把手王大宾，于12月18日到达成都，又和第一批抓彭成员一起回京与朱商量。因为朱的安徽老家
“三年自然灾害”中也饿死了成千上万的人，朱对彭一直持同情态度。他们把在四川时与彭的谈话记录交给了中央文革，被训斥为“严重政治错误”。中央文革又马上派了北航红旗赴川抓彭。在这一情况下，朱派出第三批胡乐成等100余人，从北航红旗手里抢回了彭。12月27日，彭德怀到达地院后，住在朱的房间，不过朱成昭和他没有过外面流传的“秘密预审”、“彻夜长谈”等接触，甚至没有说过任何一句话。然而，彭德怀当时有一套绝密材料，放在他随身携带的小箱子里。是他对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决议的逐条反驳，以及对大跃进的保留看法等等。朱成昭仔细地看了这些材料，受到震动。这对他和他的伙伴们转变对文革的看法无疑有极大影响。他们一致认为：彭说的都是“实话”。
1966年底到1967年初，朱成昭、叶向真、蒋良朴、王大宾等人在梅建明家连续开“黑会”，准备公开炮打中央文革。不料王大宾偷偷向中央文革告密，67年1月23日，陈伯达写批示给朱，警告他：“不要掉到茅厕里去，成为茅厕里的石头”。为了有一个机会公开阐述自己的观点，朱成昭决定以“检查”为名公开自己的政治观点。2月4日，朱在地院作公开检查，因为这是首都三司“司令”的检查，共有3万人参加。朱在会上谈了他的“八大观点”：1〕大串联搞乱了全国；2〕整风军训实无必要；3〕中央文革运动群众；4〕中央文革抓人太多，比如联动；5〕中央文革对老干部打击面太大；6〕中央文革太左；7〕在军委和中央文革之间，站在军委一边；8〕大联合大夺权早了。由于朱借“检查”为名系统“放毒”，这反而影响了很多对文革有怀疑的群众。2月8日，阎长贵到地院宣布这是“炮打中央文革，反对中央文革”。
1967年2月后朱被勒令“闭门思过”。7月，他因为和叶向真南下广州玩，被戚本禹诬蔑为：“偷了地质部国家机密，企图偷越国境”。被周恩来派公安部副部长于桑抓回北京。开始隔离审查。在他8月15日所写的中，担心全国武斗以及两派分裂将会在文革后造成经济和人心两方面的“极大后遗症”。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当时难得的真知灼见。
8月20日左右，朱被公安部正式拘留。与叶向真一起被打成“叶朱反革命集团”。1975年被送到湖北某劳改农场作为反革命分子劳动改造。叶向真在1972年林彪事件后即被周恩来释放，先去解放军的301医院学医，当了军医。文革后重操戏剧导演的旧业，当过电影《原野》的导演。她在1972年释放后便向朱成昭的朋友们表示，周恩来要她不要再和他们来往。但是据朱的朋友们向叶选宁（叶剑英的儿子）核实，周没有此说。而朱在他长达10年的牢狱和劳改生涯中，一直把叶向真当作自己心中至死不渝的恋人，还写了许多动人的情诗。这大概也是一个高干的女儿和一个普通干部的儿子难以成婚的常见悲剧吧......
朱成昭在1980年6月正式平反。当时据说中组部准备树两个反文革的典型。一是死去的张志新，二是活着的朱成昭。但是最后被叶剑英一笔勾去，理由是活着的树典型不好。据朱成昭说，他和叶剑英文革中失之交臂，一直没有见面。1966年1月19日，叶向真安排父亲与朱成昭见面。一是军委的几个老帅也想拉拢利用造反派红卫兵，二是叶剑英也想见见“未来的女婿”吧。但是因为那晚发生了几个老帅和中央文革小组冲突的“京西宾馆事件”，最后叶剑英叫秘书撤销了会见，此时朱在叶家已经等到半夜。此事，朱一直感到非常遗憾。
1985年朱成昭被分配到苏州江苏省第四地质水文大队工作。90年代初他在上海下海，组织过私人的建筑公司，负责地基打桩。据他说：“一开始事业做得比当年地院东方红公社还大”。但是最后被“三角债”活活拖垮。在我采访他时，朱已经退出商界准备潜心研究文革了。据朱在接受我采访时说：我是“世界上第二个采访[他]的人，”第一个自然是指晓涵和米雅。他之所以接受我的采访，还因为我也毕业于上海市上海中学，是他的“小校友”。当他听说我准备就他的思想觉醒过程作专论研究，嘱我将来一定寄他看看，要和我“讨论讨论”。可惜的是，他不久粹死，我这些年忙于其他的一些研究，对“叶、朱反革命集团”的研究也一直没有成文。现在华新民先生提到了他的名字，使我感到我应当把当年访问的大要先告诉世人，因为朱成昭实在是一个红卫兵运动史和文革思想史上的一个不应当忘却的名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