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反对全盘私有化商业化是我们的一贯立场
北京之春发表我反对医疗教育全盘商业化私有化的文章，主编胡平决定把标题放到封面。结果搞封面设计的人把它变成“反对全盘西化”。其实，我那篇文章，恰恰是以美国及西方先进国家作例子，来反对伪精英伪改良伪改革派的这种主张，恰恰是倾向西化的一篇文章。这件事可能一定程度反映了全盘私有化全盘商业化造成的广泛影响，以致不少朋友无意中把西化与全盘私有化商业化等同起来。甚至有不少人无视国内官僚以私有化商业化侵吞国家和老百姓公共财产的惊人腐败现实，当私有化商业化成为官僚侵吞国家财产标志的时候，当官僚太子党急于为自己的非法掠夺合法化，寻找宪法和法律保护的时候，仍然错误地把它们当作改革、开明和西化的标志，大加赞扬，为他们的官僚“私有化”大肆鼓吹，使自己站到官僚太子党一边，站到老百姓的对立面。
我一直主张合理程度私有化、市场化和商业化。根据我的新人本主义理论，认为所有制不起决定作用，反对无限夸大所有制的作用，因此，既反对全盘公有化，也反对全盘私有化商业化。早在农村搞大包干时，我就说，如果我们的政治是民主的，本来我们应该有更合理的改革处理方式，而不是这样一哄而起一刀切，牺牲农业未来发展的后劲，但现在农民别无选择。后来事实证明了后劲不足这一点。1984年，邓小平头脑发热，鼓吹“一包就灵”“让保字进城”，伪改革派伪改良派立刻群起鼓噪。我在狱中，见到后，立刻写了一篇文章，设法带出监狱，送给有关方面，对这种断言进行嘲笑和批评，指出城市情况与农村完全不同，“保”字不可能解决城市问题。再后来就是当局搞“以经济为中心”，鼓吹“生产力标准”是“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检查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凡是对生产力有利的，都是允许的”等等，我仍然是在狱中，仍然是见到后立刻写文章带出监狱，指出，按这种说法，“开设妓院，或输出妓女去赚外国人的钱”，“出售领土”，“破坏风景名胜以求经济发展”甚至“以希特勒式的杀人工厂来处理痴呆残废，老弱，患烈性传染病和不治之症者”都是合理的了。并指出，“生产力标准只是经济标准之一，从属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标准”。（很遗憾这些预估后来大多兑现了！）（见拙着香港出版《批判四个坚持》论文集以及其他许多论述），1995年到98年，尤其是中共15大结束那几天大吹私有化股份制改制风时，我曾经在海外电台等处公开发表文章（以及对官方公安部门询问我的意见的人表示），反对“一股就灵”及所有制决定论的思想，特别反对盲目强制职工搞股份制，指出这将成为贪官败家子掠夺侵吞职工财产的又一次机会，建议工厂可以暂时交给工人经营，指出因为政经一体，中国的经济问题实际上是一党专制的国家管理问题。后来这些意见为一些学者接受，官方的报纸也在不久以后公开制止“一股就灵”，强制搞股份制的做法。上述这些一贯态度和一贯论述，其基本的意思，就是：1、坚持新人文主义人本主义和人的决定作用，反对经济决定论和所有制决定论；2、一切从实际出发，反对一刀切，既反对全盘公有化一刀切，也反对全盘私有化一刀切；3、坚持人道人性自由进步和老百姓利益的立场，既反对“杀富济贫”，也反对伪改良派伪改革派“杀贫济富”伪进步真反动的立场。
治国艺术，是全面综合协调平衡的艺术，要顾及千头万绪，平衡协调，然后才能在合理范围内优先考虑某些问题，例如合理范围内优先发展教育事业。象毛泽东那样，一会大炼钢铁，一会大办农业，一会大跃进，一会文化大革命，国家非乱套不可。必须坚决反对极端化，必须在坚持以人为本的基础上，既反对守旧顽固派，也反对伪改良派，他们站在经济决定论同一基础上，使用简单化极端化的同一方法，得到表面相反的两种极端结论。
二、哪些地方不能私有化，哪些地方应该私有化？
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可以参考西方先进国家和全世界的经验，但必须一切从中国及全国各地区各单位各企业的实际出发，必须非常认真慎重，千万不能从全盘公有化或全盘私有化的抽象理论出发，匆忙、盲目、轻率、一刀切。
这里我只能大致谈少量可以肯定的看法：
1、所有人所必须的公共生存条件，如阳光，空气，生活必须的大江大河湖泊海洋等水源和大水面，不应该私有化。国际有公约的地方包括外层空间，当然更是属全人类所有。
2、土地问题及附属水源非常复杂，绝不象现在轻率主张全面私有化的人想象的那样简单，不能用简单化的头脑简单化的思想来处理。一定要与有关的老百姓商量，尤其农村土地，必须与农民商量，听取他们的意见，才能作出适当决定。没有搞清他们的意见以前，千万不要盲目采取行动。当然，这里也有一些可以大致肯定的看法，例如：公众直接赖以生存或事关国计民生的公共土地，事关国计民生的地下矿藏，不能私有化。有关国家重大建设如公共交通用的土地，不宜私有化。而私人生活用地和生产用地，是否应该私有化，应该与老百姓商量，分别不同情况，作出不同决定。一般说来，私人生活用地，比较适于私有化。但这里的私有化都有眼前和长远是否公平的问题，有时为了公平，宁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保持所有权的公有。仅仅合理条件下移交使用权，以便今后有调整的余地。
3、教育，医疗等事关千家万户，事关人的生产和救治，事关人的生命和民族未来的行业，我们坚决反对全盘私有化商业化市场化的做法，这种做法曾经为一些伪精英伪改良主义大力提倡，但现在它的危害，已经为实践所证实，并且几乎为全国绝大多数人所公认。这些行业必须保留关键部分的公有化，在这个条件下努力发展私立医院和私立学校，调动社会力量发展教育医疗事业。
4、工业、农业、商业、金融等各种经济行业，小型企业，宜于私有化；大型企业，尤其是关系国计民生的企业，私有化宜慎重，私有化时国家也应该有适当的法律加以制约。不过，西方和东方，这些些大型企业，尤其是国营企业的管理，问题都比较大，象美国的邮局，是国营的，其服务和效率，有时还不如中国。有些企业，虽然是私营的，但因为大，又有工会等制约，效率也与中国国营企业大集体企业差不多。美国有民主制度，社会的民主监督，否则，问题更大。
5、文化及艺术行业，可以以私营为主，但国家及社会对一些重点项目，应该捐助支持及保护。娱乐行业，则以私营为主。赌博及彩票等行业，则应严格控制。体育行业，可以学习西方国家做法。
6、在中国，那些主张全盘私有化的人中，甚至有人主张国家管理由私人承包，商业化经营。这显然是不行的。这样做的最终结果，就是君主专制或者接近君主专制。全盘私有化走到极端，就是极端的君主专制。我在1973到75年，及其以后的大字报和文章中就一再指出，狭义民主就是国家权力的公有化，广义民主就是管理权力的公有化。私有化不是为了民主，而是为了效率。以为民主就是搞私有化，这纯粹是伪精英伪改良主义的可笑误解。尤其是军队，必须坚决禁止建立私家武装私家军队。军队必须坚决实行国家化。象解放军这样的共产党私家党军，未来民主社会必须坚决取缔禁止。但国家和政府的公共管理，最严重的弊病就是官僚主义。政府机构中，美国和西方的官僚主义，不比中国差多少，西方的公务员制度，最早是从中国的科举制度学来的，有优点，也有缺点。只是西方国家有民主制度制约，不至于太离谱，不会有制度性贪污腐败，贪污腐败仅仅是少量个体行为。中国没有制约，国家就从理论上的公仆成为骑在人民头上与人民为敌的老爷，成为贪污腐败的官僚集团，贪污腐败成为普遍的成文或不成文的制度化行为。如何解决大企业，国营企业和政府机构的官僚主义和效率低下的状况，看来还得全世界共同努力，找出更好的解决办法。
三、反对盲目私有化问题
合理范围的私有化也必须反对盲目进行，而必须以合理合适的方法进行。在目前的中国大陆，私有化已经成为历史上少见的，官僚们对公共财产肆无忌惮的掠夺。官僚们通过各种手段，仅仅依靠权力，依靠白手，就迅速把国家和集体的各种企业和财产，变为个人所有，而经营并没有什么改善，伪精英伪改良主义鼓吹的私有化“一私就灵”“一股就灵”并没有出现，并且私有化以后，有的财产被败家子败掉了。工人，老百姓更加沦为一无所有的奴隶，更加受到各种各样的欺压，更加处于随时失业，下岗，失去医疗和各种社会保障的弱势境地。事实再一次说明，起决定作用的不是所有制，而是人。无论什么财产，到败家子手中，都会被败掉，私有化只是败得更快。私有制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能起决定作用。
在农村，当农民处于各种土皇帝，处于成千上万真正的而不是艺术作品中创造的新黄世仁欺压之下的时候，匆忙搞土地私有化，就一定成为官僚，贪官污吏和这些土皇帝及新黄世仁对农民的又一次掠夺。农村土地私有化问题，应该在民主制度建立，全国民主法制健全以后再行决定。并且，一定要与农民商量，听取农民意见后再作决定。匆忙搞私有化，很可能激起农民民变。
在目前大陆一党专制贪污腐败情况下，我建议，在政治改革实现民主以前，所有制问题上的进一步私有化应该暂缓进行。目前仍然应该主要在不触动所有制的条件下，主要搞私人经营（或者交给职工集体经营）。包括城市和农村，都是这样。不宜匆忙，不宜盲目冒险。中国不能再缓的事情不在这里，而在政治制度的改革。
徐水良
2003－11－26日
(《网路文摘》，徐水良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