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十点五十分，BBC的记者给我打来电话，向我询问对北京昨天正在进行的区人民代表选举的看法。国内的媒体吹嘘今年出现了若干独立候选人，海外的某些媒体也被中共的这一“选举秀”所迷惑，给予大篇幅的正面报道。于是，我谈了自己的几个看法：第一，普通民众对此次选举极其冷漠，大家对独立候选人的出现没有表现出多大的兴趣和惊喜。无论是我身边知识界的朋友，还是我所接触到的普通工人、售货员、出租汽车司机，没有一个人参加了投票。第二，寥寥无几的独立候选人的出现，不过是中共表演给西方人看的民主把戏而已。就在几天之前，中共统战部部长刚刚宣布，中共绝对不允许成立反对党，成立反对党违反宪法。没有反对党的选举还叫选举吗？对比台湾的各种选举，大陆一党专制的实质昭然若揭。第三，此次选举中，尽管出现了少数的几位独立候选人，他们也遭遇到了各种压力和困难。这些压力和困难远远大于八十年代初期胡平等人在北大参加选举所遭遇的压力和困难。比如北京著名的维权律师秦耕，刚刚宣布参加竞选，就被自己所在的律师事务所强迫辞职。比如中国政法大学独立参选的学生，其助选团的二十多名成员全都被校方找去训话，威胁取消保送研究生资格、在分配工作的时候不予留京指标等，结果最后只有五人敢于继续此项工作，候选人本来准备好的竞选演说也被故意刁难而多次推迟。比如北京大学的参选学生在目睹了选举过程中的各种违法情况之后，毅然发表声明表示谴责，并退出竞选。
BBC的记者很重视我谈话的内容和观点，于是我们约好在二十分钟以后进行正式的采访，此采访是直播的形式。然而，我一直等候到十一点三十分，家中的电话却再也没有响起来。我想，对方不会失约的，那幺究竟是什幺原因呢？我疑惑地拿起电话，立即发现电话与平时大不一样：电话听筒中什幺声音也没有，只有轻微的电流的声音。
我分别使用我自己的手机和我妻子的手机拨打自己家的电话，手机迅速反馈出“联系失败”的声音，屏幕上显示的文字是“无联系”。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十二点多。在我睡觉前，家中的电话依然没有恢复正常。到了今天早上我起床的时候，电话却像一个病人一样，没有经过任何的医治却自动复原了。
世界上没有这样“巧合”的事情。我恍然大悟，这不是电话的自动罢工，而是安全部门对我的“特别关照”，他们切断了我的电话，故意破坏这次采访。如此赤裸裸地被切断电话，于我而言还是第一次。他们既是要破坏这次采访，更是企图给我造成某种心理压力，让我“知难而退”。以前，刘晓波曾经告诉我，他已经多次经历过这样的情况了。近几年来，我也明显地知道我的电话被长期地窃听，别人给我打电话，经常出现的状况是：我去接第一次的时候，听筒中什幺声音也没有，直到对方第二次打来，才有声音。但是，我从来就不把特务们的窃听放在心上，因为我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话，都是可以放到阳光之下的话，没有一句是见不得人的话。无论是接受BBC、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法国广播公司等媒体的采访，还是与刘晓波、包遵信等所谓“敏感人物”通话，我向来都是有什幺说什幺，从来不会因为“隔墙有耳”而吞吞吐吐。我已经习惯了在窃听中生活。然而，这一次被切断电话，则是特务门更加肆无忌惮地对公民的个人生活进行干涉和破坏。
我不得不愤怒。我不会被他们吓倒的。尽管我的采访被破坏了，但特务们的丑恶行径并没有获得完全的成功。在文章中、在日记中，我会把这一切都原原本本地记载下来。特务们这几年的每一桩行为：窃听、跟踪、切断电话、扣押信件、向各大学施加压力取消我的学术演讲、向各出版社和报刊施加压力禁止我著作的出版和文章的发表……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在黑暗中、阴影里进行的。在愤怒之余，我对他们是那样的蔑视，一个执政党沦落到搞这些地下阴谋的地步，这不是我的悲哀，而是他们的可耻。他们像是洞穴中的老鼠、垃圾中的蟑螂、粪坑中的蛆虫，尽管有“忠诚于党国”作为幌子，但不足已支撑他们内心的虚弱和卑琐。我曾经当面对他们说：你们应当向普京学习，他虽然是一个克格勃头子，却第一个拿起斧头砍断彼得堡苏共的旗杆。世界民主大潮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你们真的心甘情愿地做专制制度的殉葬品吗？他们不敢应和我的话，只能尴尬地笑笑而已。
我相信在我的有生之年能够看到一个民主的中国的诞生，那时我将对这个丑恶政权的所作所为提起诉讼，让每一个参与过罪恶的特务们曝光于天下。至少他们应当享有他们东德同行的待遇：因为他们的所作所为，从此以后不得在任何国家机关担任公务员职务。我不寻求报复，但我们必须让正义得以彰显、让邪恶成为历史。
十二月十日，是世界人权日，我家的电话却打不通。中共政权所拥有的尖端的技术手段和邪恶的用心，固然可以一时掐断我的电话，却掐不断我发誓要永远说真话的喉咙；即使他们使用各种手段终于使得我的声音无法被别人听到，但他们无法消灭千千万万中国人追求自由和民主愿望，也无法割断千千万万中国人言说真相、表达真理的舌头。
－－两千零三年十二月十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