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况真的如泛美亚公司所说的那样吗？为了搞清事实真相，本社记者费尽周折，找到了解这次球员出国内幕，并与球队在智利和乌拉圭生活了很长时间，而且目前仍在乌拉圭的投资方代表A先生。他认为，这件事从头到尾充满了欺骗。
打着“足球希望工程”名义立项
A先生是北京证通投资公司董事长和下属沈阳证通投资公司总经理。他说，２００１年上半年，泛美亚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张小雷找到他，向他推荐“足球留学”项目，希望他参与投资。张小雷介绍，建立少年球员海外训练基地是中国青少年“足球希望工程”的一个项目，得到中国足协青少年部认可。由于张小雷动用各种关系，请到中国足协个别官员、国家足球队主教练米卢和中央电视台某节目主持人进行私下游说，A先生在研究了国内外足球市场后，对泛美亚公司产生信任感，认为“足球留学”非常有市场，是一个具有潜力的投资项目。
于是，沈阳证通投资公司与泛美亚签定合作协议，由北京和沈阳证通投资公司分５期向泛美亚共投资４２０万元人民币，其中第一期３０万元，第二期５０万元，第三和第四期各１００万元，第五期１４０万元。协议规定，投资回报双方共享。
A先生说，证通公司本来计划：第一，从南美国家引进外援，提供给中国甲A和甲B俱乐部。但是，由于当时中国忙于备战世界杯预选赛，淘汰赛制暂时取消，各俱乐部对外援没有兴趣，引进外援工作没有开展。第二，建立海外训练基地，组织少年球员到南美练球。实际上，证通公司的４２０万元全部投到了“足球留学”项目。
在资金到位后，泛美亚扩建了海南少年球员训练基地，并在全国著名媒体大做广告，招收出国少年球员。凡被选中的球员每人交了保证金和培训费等１３万元人民币，作为出国两年的费用。
从智利落荒而逃
中国第一批少年球员１１人于２００１年８月带着满怀希望开赴智利“取经”。智利的合作方是米卢智利朋友胡利奥的朋友弗朗西斯科，绰号潘乔。这位仁兄早年在智利西班牙联盟俱乐部踢球。为了与泛美亚联合办学，潘乔注册了一家足球学校。泛美亚就是与这家单人足球学校签定训练合同，并付给他每月１０００美元工资，外加场地费和训练费。
A先生说，他作为投资方代表于２００２年元旦后被派到智利中国少年球队，一方面是了解球队运作情况，另一方面是监督资金的运用。A先生了解到，由于随队翻译作鬼，泛美亚与潘乔签定的是两个不同版本的合同。中文版本说，中国球队是与智利西班牙联盟俱乐部签定训练合同，西班牙文版本明确规定是与潘乔足球学校联合组织球员训练。
事实上，中国少年球员与智利西班牙联盟俱乐部毫无关系，只是潘乔本人租了西班牙联盟队主球场边角上的一小块地方，作为中国小球员的训练场地，该场地坑洼不平，踢球时小石子乱飞。开始，潘乔聘请了一名２０多岁毫无经验的当地人指导小球员练球，偶而也组织当地一些非常不起眼的小球队与中国球员切磋技术。但是，球队领导欺骗孩子们说是参加了智利第几线的联赛。只要与外单位进行一次练球，领导就要向每位球员收一定数量的所谓联赛费。
当时球队的管理人员有付先生和他的妻子，还有厨师庞先生。A先生认为，付先生是比较认真负责的，与球员基本上相安无事。但是，泛美亚打到智利的资金太少，以至于管理人员长期领不到工资，球员们的伙食也越来越差，每天只有两顿饭，有时面临无米下炊的尴尬局面，只好老着脸皮向智利邻居去借钱。
A先生认为，泛美亚有证通公司的巨额注资，又收了球员家长这么多的钱，活动资金本来不应该如此拮据。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完全是张小雷挪用资金造成的。张小雷用公司的钱给原妻子购买了房子，后来又在海南给情人买了房子，而且自己出手大方，挥霍无度，应酬打点费用高昂，结果公司坐吃山空。
球队收不到公司的款项，首先停发潘乔的工资，然后进一步扣克球员伙食。潘乔与球队领导层的冲突日益尖锐，最后闹到不愿继续向西班牙联盟俱乐部交纳场地租金，拒绝帮助球员续办签证，辞掉智利教练员。结果，球员不能走进西班牙联盟队场地半步，而且签证也已过期。可以说，球队在智利已是寸步难行。
４月下旬，领队带着球员在没有结清驻地水电费和电话费的情况下就企图硬闯海关出境。潘乔得知后向警察报了案，圣地亚哥警察火速赶到机场，将球员和球队管理人员全数截回。球队只好老老实实地补交了驻地水电费和电话费，请人帮忙补办了签证，于５月１日落荒逃离智利，转到乌拉圭弗洛里达省的一个原水库工棚、后来改为自来水公司的所谓度假村。
A先生认为，泛美亚公司说，“从智利搬到乌拉圭是因为乌拉圭接待能力强，足球水平高”云云，全是不实之词。
故伎重演，又赖房租
泛美亚在乌拉圭的合作方是前球员内尔松个人注册的国际足球学校，该校除了名字，一无所有。内尔松当过乌拉圭足协下属少年球队教练，与乌拉圭足协关系捻熟，于是顺利地获得足协同意他成立国际足球学校的授权书。内尔松就是身攒这份授权书到中国与泛美亚搞联合开办足球学校的。
这样，本来说定要去智利的球员到了北京机场才知道临时改变去乌拉圭。到乌拉圭球员一共是５批，最晚的一批是今年８月份到的。最多的时候球员总数曾达到５２名。
A先生说，他们到乌拉圭后，随队翻译如法炮制，又和内尔松签了两份不同版本的合同书。根据西班牙文合同，球队每月应该交给内尔松１０８００美元，内尔松负责租房，提供场地和２名教练员，另外组织与当地球队一起训练。在付先生负责时，球队从周一到周五坚持半天训练，因为场地差，训练也是跑跑步之类的体能锻炼，踢球并不太多，有时也和附近村庄十二三岁孩子组成的球队练练球，但领导都骗球员是什么线的联赛。
球队经济非常困难，领导想尽办法弄钱，所以把球员带来的零用钱全部收上来，口头上说是统一保管，实际上是充到伙食费里去，全部吃掉了。２００２年６－７月份，张小雷派他的二姨蔺彗云和一位性韩的先生到球队来担任管理工作。付先生夫妇和厨师庞先生被调回国内。据说，这些管理人员一直没有领到工资。付先生曾到海南讨债，结果分文未拿到，还倒贴了旅馆费，告状无门，最后不了了之。
A先生说，球员们叫蔺女士为“老姨”。韩和蔺推行的是武力政策，收买一批球员对付另一批球员，动不动打人。打人分两种，一叫自打，即命令你自己打自己耳光；另一种叫互相打，即几个人把一个人架起来，其他人拳打脚踢。打的非常毒，最触目惊心的是去年国庆节期间，有一个广东球员被打的惨不忍睹，口吐鲜血，脑袋肿的象熊猫的头。另一名球员被藤条抽的遍体鳞伤。平常小打和漫骂那是家常便饭。
球队财政几乎揭不开锅。为此，“老姨”只好买些成堆落脚菜，最无法忍受的是她居然到附近牧场，从病死的牛身上割肉回来给球员吃，肉都发黑。周围老乡们知道后，纷纷到驻地指责球队领导虐待青少年。村民们说到激动时，痛哭流涕，问道：“你们中国人为何如此残忍”？后来，“老姨”把韩先生也排挤回国，她一人更加专横跋扈。
开始，球队还能按时向内尔松支付费用，后来发现内尔松付的房租只有２８００美元，大呼上当，从此月月赖账。内尔松大为光火，也就停付房租。去年１１月，忍无可忍的度假村管理人员把中国球员赶了出来。A先生说，他在那个度假村住了一段时间，因自身工作需要离开驻地，到蒙得维的亚忙自己公司的事，但仍经常与球员接触。
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蔺女士带领球员转移到蒙得维的亚北面石头城郊外。这里的房租是每月２０００美元。蔺女士说，球队为了能参加石头城青年队五线队训练，每月也要向该俱乐部交３０００美元。又是资金问题，球队几个月后就停止支付房租。蔺女士了解到，当地有法律规定，即使不交房租，房东也不可以把未成年人赶出去。就这样，球队８个月不交房租。房东气愤不过，４个月前把这所房子的水电全部停掉，以至中国少年球员落得如此悲惨结局。
如果不是１２月１日“老姨”的打手们再次动粗，把一名广东球员打伤和仗义的邻居报案。中国球员会继续在这“人间地狱”中煎熬。１２月２日，早些时候离队的原球员何欣熠的乌拉圭女朋友家长实在看不下去了，把当地一些记者和法新社记者召集到家里，介绍了中国小球员“非人”生活，并带他们到驻地照了相。几天后，乌拉圭各主要报纸和电视台连续报道中国小球员的新闻，引起当地社会强烈反响。
A先生说，本来“足球留学”是件不错的事，但被泛美亚搞得一塌糊涂，感到很遗憾。他作为投资方，自己的资金打了水漂也很心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