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离上帝、拥抱灾难的20世纪

掀开2004年的日历，人类跨入21世纪第五个年头。回首过去的两千年，刚结束的20世纪可以说是人类最血腥、最灾难、最荒唐的100 年：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共产主义蔓延大半个地球，结果导致1亿2千5百万人死亡。这个数字超过了20世纪前1,900年间人类非正常死亡的总和！

20世纪是人类物质文明高速发展、科技腾飞、教育普及、工业发达的世纪，但却是人类最灾难沉重的世纪，人类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英国历史学家保罗．约翰逊（Paul Johnson）在他那本知名的专着《当代》（Modern Times）中，对此进行了总结。他指出，主要原因是人类在20世纪远离了上帝，丧失了信仰，没有了精神导引。和上帝之间的缆绳被砍断之后，人类之船，就漂浮在迷茫的大海，于是列宁、斯大林、希特勒、毛泽东、波尔布特、萨达姆们等各类狂热者（zealot），成了各种“伟大舵手”，把人类之船，开向了革命、屠杀、浩劫和无边的苦难……

20世纪初兴起的三个思潮，是人类远离上帝、走向灾难的主因之一。第一个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1905年，在中国结束清王朝之前6年，德国科学家爱因斯坦发表了“相对论”。本来这是一个物理学上的理论，但经过媒体的渲染，欧洲知识界的哄抬，使其成为可以诠释人类社会各种现象的理论，并风靡了整个世界。

相对论的大普及，给人类带来的灾难是，它导致人们不再相信人世间有绝对的精神价值和道德准则；正确和错误，正义和邪恶，道德和不道德，什么都是相对的。这种道德相对主义，首先腐蚀了人们对上帝的信仰，对基督文明的尊崇。人们举着“道德相对主义”的旗帜，开始把原罪、原始欲望、贪吃禁果的一切行为合理化、合法化、公开化，开始了文明的瓦解……

爱因斯坦是个信仰上帝的犹太人，他对自己的理论被滥用，相当焦急。他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说，“就像童话中那个点石成金的人一样，什么事和我连到一起，都成为报纸渲染的对象。”在爱因斯坦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曾三次说，希望自己只是一个简单的修表匠。

在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风靡知识界的时刻，另一个德国犹太人的理论也开始走向世界舞台。1920年，在相对论被天文观察证实之后的第二年，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开始大红大紫。这位奥地利心理学家提出，主导人们行为的不是意识，而是潜意识，其核心是“性”欲望。在弗洛伊德的世界，人的一切行为都来自“性”的冲动；人的梦中所有意像都是“性”的显示：凸出来的形象都是男性生殖器，凹型的形象都是女性生殖器。而世界基本是由凸、凹两种形象组成的，于是弗洛伊德的梦理论解释了一切。当把“潜意识”说成是（并推崇为）人的行为主体动机，那么人类最重要的辨识是非，判断善恶，区别对错的“理性意识”则被疏远，甚至否定了。结果是，需要用道德意识、用上帝影像来遏阻、克制的原罪、原始欲望、性冲动等，则被合理化、合法化、放纵化了；于是人类脱离道德约束，远离精神世界，和上帝的关系进一步隔绝、断裂。

文学艺术界首先拥抱潜意识理论，各种推崇潜意识的小说、绘画、戏剧应运而生。这些作品的共同特点是否定19世纪的英雄主义文学，宣扬“反英雄”。古往今来，所有被称为英雄的人，共同特征是：具有道德力量，承担道义责任，扬善抗恶。而宣扬潜意识、反英雄，其实质就是反道德，反道义，反对基督文明中最重要的每个人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的原则。把放纵、享乐主义合理化之后，人就不再看重信仰，不再有属灵生活。而人和动物的本质区别是人有精神世界，道德力量。道德相对主义和潜意识学说，实质上是鼓励人的动物化，而不是精神化、人化、上帝子民化。正是这种“道德无政府主义” （moral anarchy）导致了希特勒的兴趣，纳粹建立了奥斯威辛，把人类文明送进了毒气室。

道德相对论、潜意识这两股风潮还没有过去，从伦敦大英博物馆漂出的那个“欧洲的幽灵”马克思主义开始弥漫世界。它比道德相对论和潜意识更来势汹汹，因为它要用一揽子的乌托邦计划，来改造整个人类。经过列宁的upgrade，马克思主义成了屠杀、改造、极权的同义词。仅在中国，根据西方学者的估算，就可能有8千万人死于这种共产试验。

马克思等共产党人的根本错误是冒充先知，要重新设计人类和世界，提出计划经济，计划军事，计划政治，计划文化，一切都纳入计划的轨道，由此极端地扩大政府的权力，最后统治者成为掌握绝对权力的撒旦。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是反文明、反上帝的；按照毛泽东们的“人定胜天”理论来改造世界和人类，结果一定是灾难。因为人的能力是极为有限的，既无法掌握什么历史的进程和宇宙的规律，更无法按照某个模式设计世界的未来。人类，就像自由经济理论奠基人之一的哈耶克所说，只能按照已有的经验，一点点地向前小步挪动，并不断地修正错误。连昆德拉也用“人类一发问，上帝就发笑”来表达人的有限性，和上帝的无限性。

但马克思并不孤独，在欧洲以至全球知识界，他有很多崇拜政府权力、试图通过国有化来计划社会的同路人。据保罗．约翰逊的数字，在1914年之前，全球的国营成份只占10％，但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仅在西方民主国家，就上升到占45％，而在共产国家，有的甚至高达100％。仅在美国，就有罗斯福的“新政”，约翰逊总统的“大社会”等意在扩大政府权力、通过政治来改变人的乌托邦举措。

在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被天文观察证实的1919年，全世界绝大多数知识份子相信扩大政府的功能，能够增加人类的幸福。即使今天，在那种政府万能论被共产国家的计划经济和政治奴役推展到古拉格的程度，已经完全破产之后，西方的大学校园，还有数不清的左派教授们，在相信、宣扬政府的力量，计划的功能，极力推崇高税收、大政府、高福利的社会主义理论，还在向往《勇敢的新世界》那种乌托邦梦想。

保罗．约翰逊认为，在20世纪初，只有一个作家具有远见卓识，保持清醒的头脑，他就是小说家康拉德。这位虔诚的基督教徒在写给罗素的信中说，马克思主义只是一个辉煌的胡说，只能导致魔鬼般的极权；而弗洛伊德的学说，只是一种“魔术表演”。针对罗素的最后一本书《中国的问题》（The Problem of China），康拉德写到，“对中国人和我们所有人来说，唯一的救赎疗法是人心的改变。”他这里“人心的改变”只有通过修复和上帝的关系来达到。

而 20世纪的政治动物们，却狂妄地认为，通过政治和革命，以及整体的一揽子计划，可以改变世界和人类。马克思的杠杆是“经济”，弗洛伊德的杠杆是“性”，第三个是尼采，高喊“上帝已死”，宣扬“权力意志”（Will to Power）。保罗．约翰逊说，这种“权力意志”产生了一种新类型的撒旦，他们不受任何宗教的束缚，有着巨大的权力欲望，他们认为人类的疾病可以通过政治来治疗。约翰逊列出了20世纪政治狂热者的名单，第一个是中国的孙中山，最后一个是罗马尼亚的齐奥赛斯库，中间是：马克思、列宁、斯大林、希特勒，墨索里尼，毛泽东，赫鲁晓夫，胡志明，波尔布特，卡斯特罗，尼赫鲁，苏哈托，阿连德，纳赛尔，巴列维，卡扎菲，萨达姆、霍尼克（东德）等。

约翰逊总结说，20世纪的教训是：道德相对主义的兴起，个人责任的下降，对基督文明的抛弃，导致男人和女人们，相信凭借人类的智力，可以解决整个宇宙的奥秘。而随着上述名单中狂热者的试验一个接一个地失败，已经证明了，人不能成为上帝，人的能力是极为有限的；人类必须修复和上帝隔绝的关系。20世纪作为“政治的世纪”已经被终结。21世纪，也许是人类“希望世纪”的开始……

曹长青 2003年12月30日于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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