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话与北京话--近代国语之争

2003-06-19 19:16 作者: 赵里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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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初成,众议员共商治国大计,民国国语几被定为粤语,盖因国会议员过半粤人也。然孙文先生顾全大局,力劝同乡,国语终被定为京话

  

   不说不知道,知道吓一跳──原来当年广州话只差那么一点点,就成了中国的法定官方语言。帝制崩塌,天下共和,首届国会曾提议奉粤语为中国“国语”,当时的国会议员广东人刚好过半,通过这一法案不成问题。然孙文先生顾全大局,(在当时背景下,南方已初定,而北方,尤其是东北地区仍然不在民国有效势力范围内 )力劝同乡,便去逐个说服,劝那些粤籍同乡改变初衷,放弃具有九个音阶、抑扬顿挫的广州话,奉北京话为国语。国语终被定为京话,粤语以一票之差败给京话而未能晋身成爲国语. 凭着孙中山的威望,总算力挽狂澜,粤语遂与“一统天下”的至尊地位失之交臂。否则,全体中国人都须讲粤语,到如今讲了快一百年了,自然也就成了南北同胞的“母语”。

  

   真是如此的话,江青就无从改革京剧,也没法积累其政治资本,说不定文革就

   搞不起来了。盖因粤剧早在二、三十年代就乐于演“现代戏”,当年粤剧界有位名重一时的大角色叫薛觉先,他的思想意识与其名字一样,十分前卫,当年巴金就慕名去看他的戏并写过文章,巴金还记载薛觉先曾捐款给一份鼓吹社会革命的《春雷》杂志,这在梨园这一行中,极为罕见。薛觉先主演的“先锋戏剧”,居然在道白时改用国语(据巴金写道,薛的国语发言极糟,想来与今日流行的港腔普通话近似),回到唱腔中才用粤语。如此过激的“文艺革命”,只怕江青都要踌躇不前。在薛觉先那个年代,粤剧已经上演甚改编过的莎士比亚的剧了。试想之下,连“哈姆雷特”都能开口讲广东话,其他省份的中国人改操粤韵又有何难?

  

   两语历史

  

  

   广东另有两种语言,客家话和潮洲话。潮洲话和闽南话。学者普遍认为客家话是古汉语的活化石,是在中原变乱时期(如:五胡乱华时)被北方游牧民族驱赶到南方的汉族人说的语音。明代国语大概是和现在西安一带说的官话相似。有语言分类学家研究结果,广州话和西安话相差大概两千二百年左右,客家话大概是一千八百年,这刚好是秦征服岭南(秦始皇三十万大军收归南越后长驻),和五胡乱华驱赶汉人的时期。广府官话是秦音演变过来,这类语言分类的技术还是比较可靠.

  

  

   尽管广东三种语言互相听不懂(但实质上本省民众互相交流基本用广州话),但有会两种语言的朋友高诉我,它们之间非常相似。都高度保留了古汉语的特点。相对来讲,现在的北方话差别大得多。

  

  

   北话一共四大片。

   吴粤湘赣紧相联。

   客家还有平和晋,

   闽话要分北和南。

  

     

   一.北方方言,以北京话为代表,其内部分为四片。

  

   1,华北片:北京、东北、山东、河南为一个部分,或称为北方话。也有将东北话分立一个次方言区的。北京地区自古就是北方游牧民族和汉人混居的地方,唐代胡将安禄山就是据北京起兵的,五代后更是让于契丹族。北京一带的方言是在辽、金、元时期,汉、满、蒙及其它游牧民族的语言混合而成的,这一时期变化较快。明朝,其受南方汉语影响较大,相对稳定。清军入关后,“疑ng、微v”声母消失,入声消失定型。因此,北方方言是和古汉语差异最大的方言。

  

   北方话不是高于其他方言的语言,其他方言也有普通话不能取代的文化功能。普通话不是完美语言(事实上普通话是"人造语言",建国后在北京话基础上修改而成,中国人自古以来就不是说普通话的,但现在许多人都误解),所以才有赵元任殚精竭虑设计带入声国语的事情(民国)。

  

   其语言特点是,最大特点是不保留入声;其他还有无全浊音,分平翘舌音、前后鼻音,但是没有唇鼻音“m”(混入了前鼻音),不能根据古汉语的声韵书籍推导读音,和南方汉语声韵体系差异大。

  

   2,西北片:分布在西北地区。

  

   3,西南片:分布在西南地区。其语言特点是,平翘舌音、前后鼻音不太分,原来带有“疑ng”声母,南部地区甚至有“n,l”不分、“f,h”不分以及“z,c,s”和“j,q,x”不分。

  

   4,江淮片:分布在扬州、南京、盐城、镇江一带。扬州城历史上遭到不下七次屠城和洗劫,近几次多是满蒙军队所为,其它江淮方言区情况大致如此。所以,这个地区历史上是吴方言区,现在语言发生变化,成了江淮次方言区。江淮次方言历史上曾经是明朝时期的官话。其语言特点是“n,l”不分,带有入声,平翘舌音、前后鼻音也未必分。

  

   二,吴方言,分布在苏南、浙江和上海。

  

     吴越地区一直是北方汉族导入区,在东晋、南宋有两次大规模的北方移民浪潮,另外范仲淹、王安石、王羲之、苏东坡、白居易等历代文化人都长期生活在这里,或晚年定居于此。东晋、南朝、南宋时期曾经是南方汉族政权的官话(南京历史上也是吴方言区)。近千年来,吴越地区文化发达,昆曲、弹词皆是以吴方言为载体的。所以,其语音面貌较多的保留了古汉语的特色,为中国文学的贡献也大。但是,解放后吴方言受政策限制、文化歧视相对闽、粤方言大,使用人口比例下降较快。其语言特点是,保留有全浊音、保留入声,不分平翘舌音、前后鼻音,可以根据古汉语的声韵书籍推导读音。

  

   三,粤语或称广州话,汉语方言,其口音自历史上几次大规模中原人士为避战乱南迁而成,历秦汉,南北朝,隋唐及五代十国至元数代.有人称之为汉语活化石之一.原来分布在广东省广州地区,解放后政府相对重视,加之香港不在中央政府治下而又确立广州话为官方语言,所以保存较好,使用人口数稳重有升(使用范围可及两广海南,湘赣南部,港澳地区及海外华人圈),使用人数粗略算应该过亿。广州话内部原来也有差异(分4片),但以广州城广府片为准,省内也在推广。其语言特点是,全浊音清化,但是一般属于阳类声调与清音不相混;保留入声的“p,t,k”三种促音、鼻音的“m,n,ng”三种韵尾。能根据古汉语的声韵书籍推导读音。

  

   四,闽方言使用人口和粤语相当,分为南北两片,也有将其分为两大方言区的,闽北话主要是福州一带,闽南话分布较广,包括厦门、潮州、台湾、海南,东南亚侨民也多使用。和普通话差异最大,内部差异也最大。其语言特点是,全浊音清化,但属于阳类声调与清音不相混;部分次浊音变为“[g][dz]”三个浊音声母;入声有“p,t,k,?”四种促音,鼻音有“m,n,ng和鼻化音”四种韵尾。声母“f,h”不分。能根据古汉语的声韵书籍推导读音。

  

   五,湘方言分布湖南,原来老湘语也有全浊音,推普后基本清化。保留入声,不分前后鼻音,无翘舌音,声母“n,l”不分,甚至“f,h”不分。

  

   六,赣方言分布江西,全浊音清化,但属于阳类声调与清音不相混;保留入声,不分前后鼻音。声母“n,l”有时不分。

  

   七,客家话是早期北方移民后裔的语言,带有较多唐代以前北方话特征。原来全浊音清化,但是全部转为全清音,并且属于阳类声调与全清音不相混;保留入声;没有“f”声母;也没有翘舌音。

  

   八,晋语:山西一带的一种方言,不等于山西方言,其与周围北方话的不同在于,保留了入声。推普后入声也在趋于消失。

  

   九,平话:分布在广西,是新被确定的方言区之一。

  

  

   ★古人讲什么话?

  

  

   古人讲什么话?

  

   现代人各说各的方言,如果需要互相沟通,就要说普通话;古代人也各有各的方言,他们互相交往时讲什么话呢?

  

   方言的分歧是因为人群受到地理的阻隔而形成的。中国北方的黄河流域因为地势平坦,东西部交往比较方便且又频繁,所以整个北方虽有方言的分歧,但仍然可以归为一个系统,即北方话系统,而江南地形复杂,山岭河流造成的隔阂比北方要大得多,所以可以划分为吴语、赣语、湘语、闽语、粤语和客家话六个方言区。

  

   中国传统的经济方式是农业,农民安土重迁,不肯轻易背井离乡;中国传统的社会组织是宗族,人们聚族而居,“死徙无出乡”。在家乡生活只须讲方言就行,即使当个村长乡官,也只要用方言就可以了,可是,如果有人被推荐选拔或考取进士到朝廷去做官,那末用方言就无法与人交谈了,那就必须学说官话。

  

   官话是官场上讲的话,朝廷设在哪里、皇帝讲哪种方言,那种方言就成了官话。中国古代的都城,周秦汉唐主要是在长安(西安),东汉魏晋迁到洛阳,所以,长期以来黄河流域的方言便成了通行全国的语言(注:由于历史原因,当代北方话与古代北方的有很大差别.或者可以说,古代北方话与当代南方话更接近如粤语,吴语等)。东晋南朝迁都建康(南京),大量北方人移居江南,不仅把宁镇一带的方言改造成为属于北方话系统的下江官话,而且洛阳方言也成为当时朝廷上的工作语言,南方士人入朝为官无不争相学之。河南方言对官话的影响极其深刻,直至后来徽班进京形成京剧后,京剧的道白仍用中州韵而不用北京话,只有丑角才讲京片子,即北京方言。南宋迁都临安(杭州),大批官员和士兵涌入杭州,把杭州话改造成为一种以吴语腔说北方话的特殊的方言,使杭州成为吴语区中的一个官话岛。元明清三代都以北京为都城,于是北京话又成为当官必须通晓的语言,以至于现在我们的普通话也成为既不同于河南话、又不同于北京话,而是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语音的一种语言。

  

   现在的普通话并不是汉代的汉语,也不是唐代的唐语和宋代的宋语,它和元代以后的官话最为接近。由于历代因战乱或移民而南迁的汉人不断地把当时的中原方言带到南方,并沉淀在南方的方言之中,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在南方各种方言中找到数量很多的古汉语语音。同时,由于北方自汉代以来不断地有胡人南下入居塞内或入主中原,胡人和汉人杂居在黄河流域,也使得北方的华夏古音逐渐胡化变成了今天的北方话。 (注:为一部分读者误会,这里的胡化是语言学术意义上的胡化,而非骂人的胡化)

  

   现在的北京话是女真满洲人向汉族满洲人学说汉语时用的口音。由于满族后来成为统治者,所以离得近地区的权贵都放弃自己的当地口音说这种新的清朝官话,否则难免官途不顺,生意难做,久而久之,也就变成在北方应用广泛的普通话,与满清暴力强制不同,孙中山建国首先考虑的是和平和民族团结,避免因官话改变引起大量民众讨厌民国,所以坚持用清朝官话做国语。

  

   推广普通话,其积极意义在于全国各族人民有一件交流工具。但不等于,南方话、南方文化比北方话、北方文化下贱。希望大家也了解南方话也有普通话不可能替代的文化功能,特别是南方继承了真正的古汉语。请大家尊重南方汉语。

  

   普通话是外地人学北京话的口音,北京土话和满清官员更接近。有很多满族词汇夹在里面,比如凄历喀嚓(迅速),勒里勒特(不整洁),猫腻(黑幕),瞎勒乱侃(勒是女真语说的意思,侃不知道是不是汉语),倒腾(挪动),据说央求的央在满语里也是求的意思。另外,北京话也可能受其他北方游牧民族语言影响,比如胡同在蒙古语中是小巷的意思。估计“恣扭”“地道”等很多再古汉语中见不到的词也不是汉语。王朔一再强调北京语言的活泼,并在小说中大力推广,相信是和他的满族民族自豪感有关的。

  

   粤语常识

  

   其实我们常说的广东话其是指广州以及其周边区域所说的广州话(大部人叫"白话").事实上广东也有累似于全国的普通话标准化一样,以广州话作为标准.语言学上,粤语包括:广州话,潮州话及客家话.但一般我们指的粤语是广州话.

  

   香港和澳门在开埠就明确规定以当时省城--广州官话作为官方语言推广,所以广州香港澳门基本是异口同声,差别可视为无.当然,学广州话最好还是在广州,因为广州人既操标准粤语又能以你们所懂的普通话解释给你们听,香港澳门人就比较困难了.

  

   大部份的广东人都或多或少会讲一些广州话.他们一般在听方面没什么问题,但在说方面就不一定很标准,乡音比较重.就算在广州周边的城市的人说的广州话亦有这种情况.在广西亦有超过1000万人会说广州话,他们的情况与广州以外的其他广东人一样,听力强于说!澳门和香港人说的话也是标准的广州话,港澳虽然是两个不同的城市,但他们的语调和用法,还有习惯用法几呼可以说是一模一样.

  

  

   关于母语

  

  

  

   母语最合适的表达方法

  

  

   在语言学上,我认为母语最合适的表达应该是:

   中国人的母语是汉语;

  

   北方人的母语是汉语北方方言;

   北京人的母语是汉语北方方言北京次方言(即北京话);

   广州人的母语是汉语粤方言广州话;

   上海人的母语是汉语吴方言上海话;

   厦门人的母语是汉语闽方言闽南厦门话;

   福州人的母语是汉语闽方言闽北福州话...

   诸如此类.

  

   这样才是比较完整,正确及科学的表达母语的概念.而不是不分情况,将所有中国人的母语都定义为普通话. 那样的定义根本只是服从死的法规而丧失了作为人所应拥有的权利和灵活.

  

  

  

  

   母语、口语和方言

  

   巴金

  

     

   什么是口语,中国真的有“口语写作”存在(就象是否真的有“知识分子写作”一样)吗?      

  

   当一个当代诗人自称是在用口语写作的时候,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他可能只不过是一种普通话的口语写作(连一个北京人的口语都不是)。而这种“纯粹口语”的幻觉使他们将两个层次的母语混淆了。   

  

   我们说汉语是我们的母语在很大程度上是从文字的角度上讲的,而不指语音。在语音上,普通话仅仅提供给我们一种标准的交流用语而不是母语。真正的母语是指上海话、四川话、广府话甚至是川沙话、成都话或是佛山话。简单讲,就是街坊邻居间的方言和土话。(最简单的衡量标准就是,一个人在家里和家人说什么话,那就是他的母语了。)   

  

   方言之间的差异是足以和两个不同的语种之间的差异相比。当一个诗人写下“调羹”一词时,他使用的是最地道的口语,因为上海本地就管那种喝汤用的小“勺子”叫做调羹。(你说“勺儿”,在上海本地的小店里很可能没人听得懂)。而当一个北京人看到“调羹”一词时,他产生的不是一种口语带来的平易近人的亲切,而可能是一种装腔作势的滑稽和可笑。在北方,管“勺子”或“勺儿”叫调羹确实是一件让人恶心的事--一种误读就这么容易产生了。   

  

   再举一个例子,萧开愚在早年(大概是1987年)写的一首诗《奇迹》里有这么一句:“月亮象迅逝的闪电/照亮江中鱼和藻类”。我个人大胆猜测,这是用四川话写下的,因为在普通话中,最自然流畅的写法应该是:“照亮江中‘的’鱼和藻类”。在四川话中象原文的写法确是最自然流畅的。在作者的本意中,这可能是再自然、再口语不过的一句,在外乡人看来却有了一种奇特的顿挫感。   

  

   萧开愚曾不无嘲笑的指出,上海的诗人用上海话交谈而用普通话思考和写作。这确实是个有意思的现象。   

  

   或者我们可以莽撞的下一个结论,真正的“口语写作”在中国诗坛(如果真有这个坛子的话)似乎还没有出现过,每一个写作者在写作时都不可避免的受到某种标准交流语言的修改和删节。(就象一个四川籍的诗人在描写一个漂亮女人时从不说“粉”或“粉头”)。但一个人又总是在他的文字中流露出这种真正母语的痕迹,这些痕迹又经常造成了一些非常奇特的效果。(前一阵子RUA诗人倒是用地道的口语写过一首“关关抓阄”的诗,也算一个新的探索吧,可惜一般没有渊博的方言知识的人--如我辈,又难得其中的三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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