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镇压异议人士
２００３年，是被中国异议人士普遍称为“白色恐怖”的一年。据《２００３年中国民间人权报告》统计，２００３年有５０位异议人士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颠覆国家政权罪”、“间谍罪”、“泄露国家机密罪”、“刺探国家机密罪”、“非法为境外组织搜集情报罪”或者“密谋进行恐怖活动罪”等“危害国家安全”的罪名，被秘密拘捕（绑架）、拘捕、逮捕、起诉、审判或者执行刑罚，他们是：北京的何德普、姜力钧、徐伟、靳海科、杨子立、张宏海、杨建利、徐永海、刘凤刚、张胜其，上海的戴学忠、韩立法、桑坚成、郑恩宠，四川的黄琦、欧阳懿、李志，陕西的颜钧、赵常青，湖北的杜导斌，辽宁的姚福信、肖云良，河北的蔡陆军，广东的王炳章，吉林的罗永忠、贾伟，新疆的陶海东，重庆的罗长福，福建的李江凡等８人，江苏的张玉祥，山西的邸天贵，以及在四川被执行刑罚的西藏活佛阿安扎西（丹增德勒仁波切）、洛让邓珠、次仁邓珠等１２人。
这５０位“危害国家安全”的异议人士中，有大量网络异议人士和民主运动人士，也有普通的上书公民和宗教人士，几乎每一位异议人士的命运都受到中国民间网络媒体、海外中文媒体以及世界各国人权组织、新闻组织、宗教组织的关注。
但是很显然，由于对异议人士实行秘密拘捕的动向已愈演愈烈，当局严密封锁拘捕详情，因此还有许多异议人士正在失踪但并不为人所知。
在当局大量镇压异议人士的过程之中，湖北著名网络作家杜导斌于２００３年１０月２８日被捕一事体现得尤为典型，他的被捕显示着中国知识分子目前所面临的巨大恐惧和挑战。日前已有包括多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和国际知名作家在内的将近２０００名各界人士联名签署《关于网络作家杜导斌因言获罪一案──致温家宝总理的公开信》、《保障言论自由，维护基本人权──关于湖北警方拘捕作家杜导斌的声明》，要求中国政府立即释放杜导斌等因言获罪者，落实公民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及其他相关人权保障，并重新界定和明晰《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零五条“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颠覆国家政权罪”，这一条款被认为是“反革命罪”的现代变种。作家郭飞熊预测：温家宝访问美国之后，中国当局将很可能还有一个更大的抓捕计划和抓捕行动。其抓捕对象的条件不定，诸如类似我编写这个《民间人权报告》，与当局发出截然不同声音的行为，亦在“危害国家安全”之列。
二、镇压底层维权
由“圈地运动”所导致的房屋拆迁等土地纠纷，以及由企业削减退休金、买断工龄等所导致的劳动纠纷，是２００３年底层维权的首要导火索。在北京市，２００３年２月２６日（人大政协两会召开前夕），２１８４２名居民因房屋拆迁等土地纠纷，联名上书胡锦涛并政治局常委，举报贾庆林；在上海市，２００３年５月１日１４时３０分，拆迁房屋中遭受财产和人身侵害的１３２名被拆迁户代表聚集上海市康平路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地抗议；在四川省，２００３年４月２２日中午，遂宁市纺织厂约１０００名工人，由于不满新的劳动合同条款，而在遂宁市中心交通要道堵路示威；在陕西省，２００３年６月２日８时，西安市雁塔区五个村的村民因不满官商勾结企图以低价收买地皮再高价炒卖，１０００多名村民到省委抗议；在湖北省，２００３年１１月８日、１１月９日，襄樊市襄阳汽车轴承有限公司７０００多名工人上街示威，抗议不合理的“工龄买断”，并强力抨击企业负责人贪污等现象；在河南省，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１１日上午９时，漯河市约１０００名居民由于房屋拆迁纠纷冲击京广铁路河南省路段铁轨，这当中还发生了４人死亡、５人重伤、２人轻伤的恶性事件；等等。
《２００３年中国民间人权报告》记录了２５次底层民众的维权活动，但这些维权活动大多遭到秘密警察、防暴公安及政府官员的镇压。其中，２００３年４月底，上海市静安区拆迁户控告发展商和有关部门迫迁收地，并因此将“上海首富”周正毅和静安区政府告上法庭，从而导致上海著名律师郑恩宠于２００３年６月６日被拘捕一事。
郑恩宠以专门帮助被拆迁户进行法律诉讼著称，他代理过的被拆迁户诉讼官司超过５００件。由于这些诉讼牵扯建商和官员甚至政府部门勾结，郑恩宠因此成为各级官员的眼中钉，被官员们说成是“上海十个区长九个不满郑恩宠”。２００３年６月１８日郑恩宠被正式逮捕后，２００３年９月３０日凌晨，上海８５名上访民众被上海警方在北京抓捕，被近１００名警察用四辆大型警用巴士，途经上千公里一直押解到上海，将他们分别关入上海蒙自路４３０号的原上海收容遣送站、上海青浦政法休养所。警方告诉这些被关押的民众，他们将在这两个地点关押１５天，期间要给他们办改造思想的“学习班”。此后，２００３年１０月２８日，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便以“非法获取国家机密罪”判处郑恩宠三年徒刑。判决书指其涉及两条罪：一是他曾向某记者打听新华社在２００３年４月３０日内参第七期关于上海非法占地拆迁的内容；二是指他将上海某厂下岗工人因补偿不公平引发示威的消息向海外媒体透露。对郑恩宠的宣判和监禁，在海内外激起强烈抗议，此判决被称为“国家诬陷”的典型案例。
三、清洗宗教信仰
在中国，不接受当局领导的宗教信仰必定遭到残酷清洗，其管制与清洗的方式有四：１、残酷镇压法轮功；２、推行少数民族汉语化运动；３、以“从事非法宗教活动罪”为名大量逮捕地下宗教人士；４、拆教堂、拆庙宇。
关于第１点，在《明慧网》、《明宇网》、《大纪元》、《新唐人》、《全球审江大联盟》等媒体有大量记载。第２点，关于西藏、新疆等地推行汉语化运动的事情亦有相关组织记录详尽，如２００３年６月当局要求新疆各学校、党政机关、有声广播和公共活动等都要使用汉语等事例。第３点，《２００３年中国民间人权报告》中记载，被突袭、搜查或拘捕、逮捕的宗教人士有４６人以上，他们是：上海家庭教会领袖徐国兴，辽宁家庭教会领袖李宝芝，辽宁家庭教会领袖钮中芳，河北罗马天主教神父康福亮、陈国振、庞光照、尹若瑟、李书君，浙江天主教神父陆小宙，江西天主教地下教会主教曾景牧，山东女基督徒张洪美，云南农村家庭教会成员王启由、黄玉廷等１２人，以及２００３年５月江西、福建拘捕的２０多名天主教地下教会神职人员和２００３年４月２７日半夜广西西林地区公安侵入民宅搜查圣经和宗教用品并抓走的两个村内的三个人。其中，值得注意的是，２００３年６月１７日，云南省富宁县公安局甚至还通过广西百色县公安局到百色县淡水乡抓捕家庭教会信徒。
关于第４点，不仅在西藏、新疆等地体现得很明显，并且在大陆内地也干得比较疯狂，主要集中在江苏、湖南和浙江等地。比如江苏省，２００３年７月，该省委副书记任彦申主持了江苏省“治理基督教私设聚会点”工作会议，布置镇压地下基督教会。７月至１１月，宿迁市取缔了基督教家庭教会聚会点５７处，栗水县取缔了３６处，丹阳市取缔了３２处，使大约３０００名教徒无法从事礼拜等活动，江苏省约有１２５处基督教家庭教会聚会点被取缔。又比如湖南省，２００３年１０月２８日，隆回县出动了１００名公安及县民族宗教局干部到雨山乡丁搪村庙拆迁，但遇到１０００名信众包围阻止，冲突中推土机坏掉而停止拆迁，但１１月中旬当局仍将该庙完全拆除，丁搪村庙是２００２年由２７村１０００名佛教信众捐钱１５万元人民币修建的，可容纳１０００人，由于当地很穷，村民平均年收入才５００元人民币，所以建造此庙极不容易。２００３年８月至１１月，隆回县关闭了３１间庙宇，其中５间已被拆除。又比如浙江省，２００３年９月至１０月，德清县以“清理整治非法宗教活动”为名，关闭了３９２座庙宇及１０间小型教堂，部分庙宇及教堂已被拆迁；被封查的１０间小型教堂中，有４间已被拆除。德清县各乡村都成立了“村宗教工作小组”，发动“结对帮教”活动，即每一个党员监视一个地下教会活跃分子或其他活跃人士，当局将他们称为“非法宗教活动骨干分子”。２００３年１０月３１日上午，当局还出动了２００名公安将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坎山镇一间大型教堂拆毁。
四、控制媒体舆论
网媒、纸媒、声媒、视媒均在当局控制之列。以网媒为例，除了大量逮捕网络异议人士，另一方面则是当局存在大量的网络警察、严密的网络封锁、连续的网络关闭、频繁的网络通讯拦截以及强调媒体党控的《互联网暂行管理条例》、《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自律公约》、网吧上网要办网卡或出示身份证等约束网络公民权利的法规和政策。《民主与自由》、《不寐之夜》、《自由联邦》、《北国之春》、《自由中国》、《学而思》、《宪证论衡》、《大地网》、《汉语文学》、《文化先锋》等中国民间网站被一次又一次地强行关闭，当局监视、跟踪、记录这些有着浓厚议政氛围的网站及其言论，网友常因普通至极的政治言论而被指控犯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与海外政论媒体和组织进行通讯交流或者直接投稿发表言论的中国作者，也在被指控犯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颠覆国家政权罪”、“泄露国家机密罪”之列。虽然网络时代已经到来，但由于当局的严密控制，国际信息和国内信息在中国的真实流通受到极大阻碍，近期竟演变为网友聚会也被注意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