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在一个实行权威主义铁腕统治的主权国家框架下，如何实现地区性的真正民主，在世界政治发展史上还缺少先例，权威的民主化研究也往往认为这并不可能。民主化必然是国家权力的民主化。换句话说，香港民主化的关键，在于北京。因此，无论香港民主化的诉求如何平和、低调，尽量不刺激北京，但是，北京对香港市民的游行和诉求，最最感受到刺激，最最害怕，也最最头疼。所以，从香港到北京，这是一条无法切断的逻辑通路：香港市民提出了要求，请号称‘执政为民’的北京给出响应吧！
其实，不必那么受刺激。一个大国的领导层，即使不喜欢民主，也不必像深宫里的小娘子，见不得广大的人群。七月一日，香港游行了；七月九日，香港有集会；一月一日，又有大规模的游行。这不是都很平和、理性、秩序井然吗？这不是在行使宪法赋予的公民基本权利吗？这不是人民在表达他们‘当家作主的愿望’吗？中南海与其在这种事情上受刺激，不如在重庆井喷、河北矿难、辽宁爆炸这些事情中多感受点儿刺激，激发更多的‘执政为民’的热情和真诚，认认真真为老百姓解决这些真正的灾难。香港民众上街不是灾难，不必要北京和它在香港的代理人如丧考妣吧？
因此，更不必害怕。现在香港有一种舆论，大多是什么‘港区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之类的人物放出来的，不外是说香港人越是上街争取民主，中央政府就越害怕香港形势失控，于是更加不敢给香港人民主权利。结论很简单：你越游行要求民主，你越不会得到民主。这种说法显示，这些自以为了不起的‘代表’或‘委员’，总在心底里看不起中央领导人，认为他们既懦弱又无能，不像自己是在香港徒手打下的万贯家财，所以，就为了自己的利益，一个劲儿地在那里吓唬北京。他们不懂得，胡锦涛、温家宝、曾庆红固然不如这些‘港区代表’或‘委员’有钱（我们知道，这是这些有钱的香港人衡量人的价值的唯一标准），也可能不像他们那样能潲几句英语，更不可能像这些人物那样有在美国、欧洲豪华度假的自由，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胡、温、曾他们没有见过世面，更不意味着他们不如这些‘代表’或‘委员’有能耐，也不意味着他们可以被这么几个香港地头蛇吓唬住。几十万人上街，那又怕什么？
还是那句老话：可怕的事情天天在中国内地发生着，事故，矿难，爆炸，自杀，瘟疫，农民工讨钱无门，官僚腐败贪婪，这些东西，我相信，才是国家领导人必须戒慎恐惧、勉力以对的真正危机所在。香港就是今年七一再有五十万人上街，我看北京也不必紧张。你紧张，要拿这么多人当敌人，说得轻一点，那叫正中香港‘代表’或‘委员’们的诡计。想一想，中国共产党自己的地方官员，有几个不是为自己利益而是为党的利益、全国利益着想的？等而下之，这些只认钞票的香港统战对象，就算地下党员们在内吧，难道他们的说话是为北京着想不成？所谓‘代理人’ 从中谋取私利的问题，从来都是政治或管理当中最为突出的一个严重问题。我看，北京在香港应该害怕的，不是上街游行的市民，而是这些戴着‘代表’或‘委员’ 桂冠上下其手从中牟利的北京代理人。
对于香港市民上街及其所表达的诉求，北京感觉头疼，这当然是难免的，也是应该的。既然‘执政为民’，对这么多民众如此强烈的诉求，总要有个响应、给个说法吧？七一游行之后，撤销了‘二十三条’立法，强化了中港经济联系，这就是一种响应。当然，这种响应可能并没有得到北京原来期盼的结果，北京在香港的代理人在区议会选举中依然失利，元旦依然有大游行要求‘还政于民’。那么，是不是应该进一步思考：为什么这些代理人在选举中失利？难道仅仅如他们自己所说是因为紧跟北京路线吗？如果他们紧跟北京路线而有此失利，那么为什么不能要求中央调整路线？‘单纯经济观点’ 的对策并不能得到市民在政治上的积极响应，为什么还有人一味坚持‘单纯经济观点’？这难道仅仅是为了香港整体经济发展，而不是为了某些人的私人经济利益吗？这些特殊利益集团，究竟准备把北京的对港政策引导到哪里去？既然温家宝总理以民众教育水平为是否实行民主选举的最重要根据，在香港这个平均教育水平甚高的社会，那还为什么不能实行普选？到了今天这个地步，中央政府如果对此还没有认真的通盘的反省和大幅度政策调整，且让我们看看香港回归的七年之痒在 2004年如何总体发作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