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司法笑话

这些日子对于宝马案我也有些糊涂了。一面是高官背景与财富背景对于判决结果不正当影响的言之凿凿的传言，一面是黑龙江省大员的或气极败坏的、或正气凛然的种种辟谣，一面是苏夫的欲盖弥彰的表白和公检法方面的前言不搭后语的澄清。善良如我者已经不知要相信谁了。也许苏秀文真的没有高官背景，对她的如此判决也与财富的影响无关。

　　那么，这么一个漏洞百出的案子，可能的解释就只有一个：那仅仅是公检法办案质量偶尔露峥嵘的一个真实表现，是他们办案的常态。只不过这次遇到的是农用车与宝马车这样对比鲜明的境况，人们不由地联想和质疑，把问题放大了。

　　今天（8日）的《北京青年报》，《兰州晨报》，昨天的《兰州晚报》，都以大量的篇幅报道了发生在兰州和青岛的一个案子。甘肃的一个女子，在甘肃状告青岛奥柯玛公司，甘肃两级法院都判该女子胜诉，获得1500万元的赔偿；但是青岛方面对这同一案子也进行审理，这位女子被判处无期徒刑。同一个案子，在同一法律管辖下的不同地方，居然结果是如此不同。得到1500万元赔偿，与坐终生的监狱，相差何其巨大！

　　我无法认定是甘肃的法院错了，还是青岛的法院错了。总之这就是我们面对的司法环境。这种司法环境让生活于其中的良民刁民都不会有安全感：法律比橡皮泥更稀松酥软任人拿捏。

　　这样的可笑可悲可恶的例子，还可以举出许多。在甘肃，有个叫作马进孝的毒贩子，分别与甘肃临洮公安局、临夏公安局和西固公安分局通力合作，制造假贩毒案，然后马进孝得钱，警察得奖，皆大欢喜。再然后公安方面将案件交给检察院，检察院将案子起诉到法院，法院于是隆重开庭，审理这些惊天毒案。贩毒的惟一证据就是当场缴获的不含毒的“毒品”，公安认为是毒品，检察院不作鉴定，也认为是毒品，法院不作核实，也认定是毒品。于是，两个出租车司机被判处死刑，等待执行，一个坐台小姐被判处死缓，投入大牢。只是苍天有眼，忽一日，马进孝落网，把他与几个公安局合作陷害良民的事如数抖出，使坐牢数百日的几个无辜百姓才得以见天日。在湖南，2000年8月，茶陵县警方在省道上查扣了重达28公斤的黄金，公安局就把7块金锭送到省里去熔化掉了，以208万元的价格卖给了株洲市人民银行。钱款分给公安局30％，检察院30％，法院40％。如果不分给检察院，检察院就不起诉，不分给法院，法院就不审判。（11月11日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

　　这就是我们的司法机关的水平，公检法就是是这样互相配合的？

　　其他发生在司法机关的笑料也足以让我们一乐，不妨再举几例神圣的代表国家强制力量的判决书是如何写成的。刘勇案子中辽宁高院的判决书无疑是人们见识的荒唐判决书的代表，地球人都知道了，这里不用说了。

　　江苏省南京市的吴进文，在武汉江汉区法院打了一场官司。判决书写明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五项、第六十条第五款的规定” 作出判决的。但是《民法通则》第六十条没有第五款。于是他提起申诉。法院作出裁定。裁定书写道：“……法律引用上有笔误，应予补正，现裁定如下：将判决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条第五款’补正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第一款第七项。’”但是《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并没有第一款第七项。原来又一次错了。（2003年5月1日，《南方周末》）。

　　如果说这荒唐的错误是出于业务不精，把关不严，出现了并非主观故意的疏漏的话，另外一些有关判决书的笑话，就不是这么简单了。也是武汉的江汉区法院。武汉公民关玲2001年打官司追借款，向江汉区法院经济庭法官陈胜云交了一万元诉讼费，陈胜云后来给了她一份判决书。但关玲查遍该庭2001年全年的案子，也没有发现这个案件。再查法院的电脑系统，也没有该案记录。经举报后，陈胜云承认，他给人家的是假判决书。判决书原来可以从法院花钱买。（《法律与生活》半月刊2003年4月下）。发生在广东茂名法院的又是另一情形：盖有人民法院大印的法律文书交由原告亲笔填写，法官的签名由原告代劳，甚至属于保密材料的审委会的讨论笔录也落在原告手中。而原告拿着自己填写的裁定书送达银行，致使银行冻结了与原告没有关系的茂名水电公司的银行账户，扣押业务、财务章，“执行”走68万元，而按照这份裁定书，水电公司应付原告本息390 万元。判决书原来可以由当事人自己写。（见2002年9月8日《羊城晚报》）。

　　……

　　但愿宝马案确实是受到了来自高官与财富的压迫，这样我们的公检法至少还可以开脱说，我们是出于不得以，其实我们本质上还是好的。而如果没有受到任何外来的压力或诱惑，却把一桩案子办成这样，那么，哈尔滨的公检法确实是无颜立于人间给百姓指手划脚了。(稿源：红网)(作者：梁发芾)(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看中国网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返回正版看中国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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