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波刚平，另一波又起，最近，“宝马撞死农妇案”，再次成为网民关注的热点，点击率和发贴率远远超过刘涌案。
面对网络民意的愤怒和质疑，以法学家为主的部分知识分子充满忧虑。所以，他们呼吁尊重司法独立，防止民意舆论干预法律；他们批评普遍的仇富心理和法治意识淡薄，警惕民意的非理性癫狂和民粹主义泛滥。
然而，即便排除他们拿人钱财、替人消灾的利益动机，仅就这种忧虑的现实针对性而言，也免不了欺软怕硬之嫌。事实上，两案的判决之所以引起民间的强烈质疑和愤怒，尽管与二人的身份有关，但主要原因是司法判决的迷雾重重和斑斑疑点。
一平民百姓中存在着对权贵和富豪的憎恨是事实，但更重要的事实是权贵和富豪的“为富不仁”。也就是说，造成底层民意仇富的主要原因，绝非单纯的嫉恨心理，而是权贵们靠特权的暴富，是富豪与权力之间的共生共荣，是知识精英与权钱之间的暧昧关系，是强势阶层对弱势者的欺压，是官场的普遍腐败以及精英们为权贵腐败做辩护……而那些指责民众仇富的知识精英，为什么不指责权贵阶层的滥用权力和“为富不仁”！
二中国的法治建设应该把保障人权作为核心目标，防止刑讯逼供和维护程序正义也是理所当然，但必须是平等地保护所有人的“人权”，而不是仅仅保护权贵们的“人权”。中国的官权与民权之间的巨大不对称和中共司法黑暗，乃为基本制度常识，弱势百姓因刑讯逼供而被冤枉者绝非个别，比如，在新青年学会案中，四君子在法庭上都讲到他们遭受的刑讯逼供；再如，女教师黄静残死案，死因鉴定仍然迷雾重重，显然有多处警察机关不遵守的疑点；为什么专家学者不为普通老百姓所遭受的刑讯逼供出具意见书，不提出程序争议的质疑，而偏偏以维护人权和程序正义为借口而替权贵出具意见书呢？
三强调司法独立没有错，法治中的程序正义优于实质正义也有充分理由，但任何人都知道：首先，中国不是美国，刘涌也不是辛普森，造成司法不独立和程序正义的无保障的主要原因是党权至上体制，非但与民意表达所造成的舆论压力毫无关系，反而与民权的严重匮乏和民意的难以表达密切相关。不要说敏感的政治性案件，就是对官员们的腐败案和重大刑事案件，中国的司法何曾有过独立办案和独立审判？何曾遵守过程序正义？中共司法何曾在乎过民意？中国的现实是，在没有司法独立和新闻独立的制度环境下，政治权力的滥用也好，司法权力的滥用也罢，都得不到有效的制度监督。好在，近些年来，互联网为民意表达提供了官方难以完全封锁的平台，日益扩大的网络民意表达，尽管无法从根本上影响权力的运作，但多少还对权力滥用起到了某种监督的作用。
退一步讲，在案件的审理及其判决没有完成之前，如果说民意舆论不应该影响司法运作是对的，那么专家学者就应该以专业意见影响司法运作吗？事实上，专家学者的意见再专业，也不是司法权威，而仅仅是舆论的一部分，只不过是舆论中具有专业知识的部分。为什么富豪花钱买来的专家学者的意见可以影响判决，而无权无势的民意舆论就不能影响？至于程序是否合法的问题，权威判断应该是法官而非舆论，当然也不是专家意见，所以，用专家意见书来影响判决，象企图用舆论影响判决一样，二者都是非法的。
四还是众所周知的常识，程序争议及其司法公正的要件之一就是公开审案，也就是司法的公开化和透明化，而在没有司法独立和新闻自由的条件下，无论实质正义还是程序正义皆无从谈起。换言之，依附于政治权力的黑箱司法如何正义！所以，由于司法的不公开和信息的不透明，网络民意所表达的愤怒和质疑，实质上表达的是对中共司法机构的极端不信任：对警察的调查和取证，对检察院的审查和起诉，对法院的庭审和判决……皆无法信任，加之近年来司法腐败的愈演愈烈，导致司法权威的每况愈下，民意有充分的理由提出质疑和表达愤怒，也有充分的理由将这种愤怒和质疑指向御用的法学专家们。
2004年1月14日于北京家中
作者为独立中文作家笔会主席
《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