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权制度之恶，莫过于对民情的毒化
丁作明的死让我想起了孙志刚，也让我想起了文革中和对法轮功的暴行。如果放在过去的时代，如果没有“杀父之仇”这样痛彻肺腑的仇恨，怎么可以想象出会将一个人活活打死？而到了共产化的时代，人性的沦丧竟然到了这样的地步。是罪恶的制度将人变成了禽兽！这样的事发生在执法机关，是对规则的蔑视，对文明的嘲弄，也昭示了中国社会蛮荒化、野蛮化的残酷现实。中国社会包括执法人员在内还远远没有学会对规则的尊重，更不要谈养成遵守规则的习惯。中国通往现代文明的道路将变得无比的艰难。
“恶人”是制度养成的
恶制不除，大如毛泽东、江泽民等，小如张桂全、王进军、赵金喜、纪洪礼、彭志中之类的“恶人”就会源源不断、前赴后继地从这块土地上生长出来。正如恶人的脸上从来也不会写着“恶”字一样，罪恶的制度也从来不会为自己贴上“恶”的标签。共产主义制度仍然以“解放全人类”的崇高而美丽的光环在中国受到至尊的礼遇。尽管它一如既往犹如一只怪兽般吸取中国人的魂魄、吞噬了天文数字般中国人的生命。文革不是孤立的事件，法轮功也不是孤立的现象，我只看到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共产怪兽仍在吃人！告别共产主义需要更多的人从共产迷雾中走出来。
罪恶的制度往往是由恶人和善人、贪官和清官、坏人和好人们共同来维护的。
是谁造成了中国农民的负担问题？
首先是县、乡、村基层政权和官僚的腐化、黑社会化，这个层次是农民最直接面对、也具有最深切直观感受的；
第二，分税制的实行使这一问题空前加剧。中国农民的负担问题“表现在基层，根子却出在中央”。朱镕基为什么要搞分税制？目的是解决中央的财政危机。通过分税制朱镕基将主要财源都控制在中央，中央财政危机虽得以暂时缓解，但基层政权却只有对农民变本加厉地加倍搜刮方能维持。这也是农民减负为什么出现“两头热，中间冷”、越减越重（农民、中央两头热，基层政权冷）的根本原因。
第三，再往深一层分析，则应归因于制度。共产党政权本质上是一个专制的政权，而财政危机则是专制政权难逃的宿命。过去的封建王朝很少不是由于财政危机而垮台的，中共政权也不会例外。由于专制政权总是想方设法地对国民进行监视、控制，必然要搞出一个很庞大的国家机器。中共政权是一个极权制度的政权，讲究的是“无微不至”的监控，因此中共建立了中国有史以来最庞大的国家机器，而且这个国家机器在官本位的刺激下又存在着难以遏制的自我膨胀的冲动。国家机器的运转要靠财政来维持。经济停滞、社会矛盾的不断加剧、官僚腐败的恶化都会成为加深财政危机的因素。中共政权的财政危机其实早就出现了，这些年它通过不断地“甩包袱”而得到暂时的缓解，却也导致了一系列的严重社会问题，农民负担问题只是其中之一（另外如教育问题等）。
中国二千多年的专制社会，简言之，一直存在着两大利益集团，一个是权势集团，一个是无权势的民众。中国共产化的结果，并没有改变这一基本格局，但却分化出一个城市集团和一个农村集团。城市集团以工业、工人为主体，农村集团则以农业、农民为主体。出现这样的分化，并非只是由于毛泽东的天才和浪漫的设想，而是源于带有极权性质的共产理论。与希特勒的纳粹极权理论主要建立在民族优劣的基础之上不同，马克思的共产极权理论则是建立在阶级优劣的基础之上。工人阶级被认为是“最优秀的阶级”，代表了“历史的方向”，而共产党则是“最优秀阶级”中“最优秀的”（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自然就获得了不可挑剔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共产政权搞城乡隔离并不偶然。城乡隔离的结果就是绝大部分的资源为城市集团所控制，而占中国人口最大部分的农民群体则整体性地被排斥在现代文明之外，只能靠农村极为有限的生存资源而打拼。中国农民的悲惨命运作为一个制度化的产物也就在劫难逃了。这也正是形成中国农民问
题最基本的根源。
分税制实际上是中共为了维持自身政权的生存，强化城市集团而打压农村集团的又一“大手笔”。其结果就是将中共的基层政权进一步推向农村，从而处于一个与农民直接对立的位置、并为了农村那么一点极为有限的生存资源而与农民展开了殊死的搏斗。中共的基层政权则是农村中的权势集团，具有无可争辩的强势，中国农民只有被彻底推向死亡的边缘。《中国农民调查》正是挣扎在死亡边缘线上的中国农民真实生活的写照。由此也可以看出，中共从来都不会代表什么人民的利益，他们从过去到现在所做的，最核心的只有一条：就是维持自身政权的生存。
因此农民负担问题在现有体制内是不可能解决的，这个结论有些残酷，但却是实实在在的。中国农民和中共基层政权的这场“战争”（如此浓烈的血腥、残酷，谁又能说不是战争呢？），还会持续地打下去。用一个比较形象的说法，中国农民和中共基层政权的这场“战争”就好比是一大群乞丐与一只饿狗之间，为了一点残羹剩饭而展开的一场殊死的争夺。其残酷惨烈的程度自然可想而知。如果说是毛泽东将中国农民变成了乞丐，那么却是朱镕基将中共的基层政权变成了饿狗。显然，正是“党中央、国务院”一手制造了这场战争，而讽刺的是它却超然地唱起了解决农民负担问题的高调，一道道红色圣旨下去如泥牛入海，证明农民负担绝不是靠“红头文件”就可以解决的。不过仍然应该向那些体制内为了解决农民负担而奔忙的记者、官员、学者们表示敬意，感谢他们。
写给农民朋友的话
中国农民的出路何在？改变自身悲惨、受宰割的命运，只有靠自己。而成功的可能则最终取决于你们团结和组织的程度。你们直接面对的是中共的基层政权，红色圣旨仍然是有效的。他们拥有暴力，而你们却是他们的衣食父母，这正是你们的力量之源。而且，是你们养育了13亿中国人，在中国，你们绝对不是无足轻重的一群人。
2004年2月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