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彤：一号文件的发表很好，是一件大事。我认为更好的，是随着这个文件的发表，公布了一些中国农村的真实的情况。中国农村十几年来一直被人隐瞒的真相，这次由于一号文件的发表，由新华社作为背景透露出来了。这些情况说明中国农村的问题非常严重：在十四亿人起飞的时候，九亿农民陷在泥坑里。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到现在，城乡居民收入的差别急剧而大幅度扩大了。根据新华社刚刚发表的资料，八十年代城乡居民收入的比例是 1.8 比1，现在变成了 3.1 比1。这个问题非常之大。新华社又说，1997年以来，农村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是城市居民收入增长速度的五分之一。但农村居民收入中将近一半是靠一亿多农民进城打工挣来的。因此，农民在农业中的所得，不是增加了，而是减少了。中国腾飞，天天莺歌燕舞，现在睁开眼睛一看，如梦初觉，情况原来如新华社所说： 1997年以来，“粮食主产区和多数农户收入持续徘回甚至减收。”
萧曼： 新华社说，1982年起，连续五年，连发过五个一号文件，全是关于中国农村改革的内容。您觉得中国八十年代领导人和九十年代领导人在三农问题上有什么不同？
鲍彤：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毛泽东死后的中国经济，用当时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的话来说，到了崩溃的边缘。在这种情况下，要使中国存在下去，第一件事是必须有饭吃，就是说，必须使中国的农民愿意种地，种出来的粮食能够养活城乡居民。中国的经济改革，不从农村开始是不可能的。没有农村改革，中国就得灭亡。当时面临的，就是这么一个严峻的局势。所以当时，在中共中央的议程上，在国务院的议程上，确确实实把农村工作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当时中共中央，由胡耀邦主持工作；国务院由赵紫阳、万里主持工作，赵是总理，万是第一副总理。中国共产党是在农村起家的，党内有一大批干部对农村工作很熟悉。他们的代表人物，五十年代是邓子恢，八十年代是杜润生。他们实事求是，了解农民的情况，尊重农民的选择。要问八十年代这些一号文件是针对什么的？这就需要分析中国农村问题的根源。
中国土改后的农村问题是怎么搞出来的？很简单，不是“阶级敌人”搞出来的，也不是“外国”搞出来的，全是共产党自己搞出来的，是共产党自己领导出来的。不错，一开始，共产党主张土地改革，让农民得到了土地；但在做了这一件事情以后，毛泽东在农村搞的所有的事情，都是由共产党强加在农民身上的。把农民在土改中得到的土地剥夺掉，谁干的？共产党干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批判“小脚女人”，年年加码，违反农民意志，跑步进入社会主义，谁干的？共产党干的。粮、棉、油统购统销，全国主要农产品排斥在市场之外，谁干的？共产党干的。中国的户籍制度，不准农民随意进城，谁搞的？又是共产党领导搞的－－大跃进以前还比较松动；大饥饿以后，为了封锁农民逃荒，为了压缩城市粮食供应，终于实行了非常严密的控制制度，不让农民进城。所以八十年代的农村改革，实际上是把共产党过去领导人强加在农民身上的束缚，捆在农民身上的绳子，解开，解放。82年，83年，84年，85年，86年的一号文件，都是解除束缚的文件。中国共产党加在中国农民头上的约束太多，必须一一解除。这就是八十年代的农村改革。什么叫改革？就是要改掉共产党领导农民这个制度。
九十年代，谈农村情况的越来越少了。高谈阔论的，都是谈先进生产力，农村不足挂齿。也有人宣布自己“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但是讲这种话的人并没有把农民放在眼里；优先考虑的大概是大老板。农民在第三代领导人的视野中恐怕已经消失了。年年脱贫，脱贫又脱贫，今天才知道，所谓农民收入有所增加，那是一亿多农民从城里千辛万苦挣来的，至于粮食主产区和多数农户的收入, 其实是“持续徘回甚至减收。” 所以九十年代的领导人和八十年代领导人确实不同。
现在，中共中央，国务院，重新把农村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我看是件好事。我希望他们能够在这个基础上进步，承认农民是中国最广大人民当中数量最多的人，承认农民也是创造中国财富、决定中国方向、建立中国体制的主人，而不是什么改造的对象或领导的对象。最近有几个文件讲“以民为本”，这个意思是好的。以人为本，使我感动。中国人应该不是党的附属品，应该不是国家的附属品。反之，国家和党，才应该是人的附属品。如果我们中国从此不以党为本，不以国为本，切切实实，以民为本，中国就有救了。我希望中国现在的领导人能够回到八十年代领导人的水平，并且超过他们，替中国人做更多的实在的事情。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当今世界》节目， 2004年2月10日播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