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内监督条例备受各界关注，从立项、论证、起草、修订共经历了13年时间。具体地说，早在1990年3月12日，中共十三届六中全会即正式提出要制定党内监督条例，直到胡锦涛和温家宝执政才正式付诸实施。
党内监督条例正式确立各级纪委为党内监督的专门机关；统一规定十项监督制度，形成全面推进态势；首次规定党代表的监督责任，为全面推行党代表常任制找到了切入点；赋予舆论监督的法规保障地位等等，这些都被认为是前所未有的亮点。
而党纪处分条例共有178条，定性、量纪细致全面，从投敌叛变到包养情妇、通奸、不赡养父母，都有相应的纪律处分。其特点是要求各级纪委主动监督党政“一把手”滥用权力的行为，试图通过扩大党内民主，使事前监督成为可能，以便从源头上遏制腐败。
在当代中国，“一把手”滥权行为确实达到令人发指的地步，以普遍存在的“买官卖官”现象为例，如果干部任命不再由“一把手”拍板，而是由几个甚至几十个党委会成员投票决定，买官者的成本和风险都必然大增，企图走此捷径者也将大为减少。
监督条例的特色包括：政治局常委受中央委员监督，地方各级党委也需比照办理。换言之，从中央总书记、中央政治局常委，到各级领导干部，都列为主要监督对象。
中共内部监督条例酝酿已久，社会各方强烈期待，实在不难理解。民众希望藉此整治已经蔓延到各个层面的腐败问题。一段时间以来，中国舆论一直强调要对反腐战略进行调整，并说今后的反腐战略将走向制度化。而党内监督条例的出台，应该是中国反腐计划的一个步骤。
权力腐败最突出
中国的腐败问题越演越烈，犯罪级别越来越高，金额越来越大，牵扯的官员越来越多，腐败的覆盖面越来越广，乃目前腐败的基本特色。有关部门不久前进行的问卷调查显示，公安、检察院、法院、建设工程、医疗、教育和组织人事，是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比较严重的五大领域。如果说“无处不贪、无官不贪”言过其实，那么贪污腐败风气越发严重却是不争之事实。
权力缺少制衡是导致官员腐败的主因之一。关于这一点，反映在交通系统特别明显。近些年来，全国各地的交通厅长纷纷落马已成为经济犯罪领域一道奇特的风景。从四川省交通厅厅长刘中山、贵州省交通厅厅长卢万里开始，先后有广东、广西、湖南、河南等多省交通厅长犯下经济大案。河南更是创下了三任交通厅长“前腐后继”的犯罪记录。最新的一例是安徽省交通厅厅长王兴尧因涉重大经济违纪等问题被免职。
交通厅长职务犯罪难以遏制，“钱多权重”，对其行使职权的监管却付之阙如应是主因。
条例出台，北京高层显然希望藉此对腐败风气以毁灭性打击，或者由局部的揭露转向一种整体性的、更加制度化的揭露。问题是，转向制度反腐，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制度反腐，并没有人解释其特定的内涵。中共过去在反腐问题上也有诸多规定，但多数都形同虚设。条例要监督“一把手”的权力，但条例的贯彻又必须依靠“一把手”的推动，这是人治色彩浓厚的中国政治体制难以克服的矛盾。
靠条例更要靠法律
中国腐败问题的严重，并非是因为中国官员过份贪婪，而是因为社会制度存在太多漏同。中国的资源有限，政府官员对商品和服务拥有很大的分配权。再如在供应与分发的渠道中存在着瓶颈，在缺乏其他供应资源的社会结构中，就会有人为了获得这些紧俏资源而铤而走险。
至于腐败的支点则有三个：一、司法结构不成熟；二、涉及腐败和贿赂的法律系统模糊不清；三、政治结构没有透明度。尤其是第三点，政治制度没有为反腐败执法提供可靠的保证。
若不想让反腐行动流于形式，就应该真正在司法改革和新闻自由等方面真正有所作为。新闻自由称之为所谓的“第四种权力”。新闻自由对于惩治腐败的重要性在于，新闻界如果能够广泛地、全方位地对于官场上发生的种种问题进行及时有效的揭露，会让腐败分子无所遁形。
监督条例在惩治党内腐败上效力有限，主要原因是它强调党内监督。这种光靠党内监督和党内惩罚并不能根治腐败，必须要寻找其他路子。中共20多年来反腐收效甚微，已经证实了这一点。
那么，怎样才能根治腐败呢？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一定要尽量减少，减少到最低限度。腐败主要是权钱交易，如果权不能变成钱，腐败的几率就会大大降低，此其一。
其二，在惩罚腐败、监督官员方面一定要依靠社会的力量、靠舆论监督，靠司法独立来进行。党内腐败是结构性、制度性问题，根在社会制度。所以，不根治制度弊病，靠纪律处分，不能解决问题。
（联合早报·文发自纽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