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大代表齐聚大会堂的时刻，SARS危机中挺身而出的真话英雄蒋彦永先生，再次公开说出了被压抑了十五年的真话：建议中共当局为六四学生爱国运动正名。
在八九年那个血雨腥风的时刻，蒋大夫以301医院的抢救小组负责人的身份，加入到拯救生命的行列中。在手术台前，他见证了罪恶屠杀所制造的伤口、鲜血、残疾和死亡.这种亲历刺痛着他的灵魂。在人人过关的大清查中，面对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他始终坚持自己的看法：“镇压学生运动是错误的。”
从这封公开信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在“用高压手段使全国人民变得有口难张”的恐怖威慑之下，蒋先生的灵魂一直受到六四亡灵的拷问，他也曾通过自己的方式做过不懈的努力：“1998年曾和部份同志以一批老共产党员的名义，给国家领导人和人大、政协代表写信，建议重新评定六四。”他还把自己的六四亲历及其看法当面告诉了中共元老杨尚昆。而且，六四后的经历也告诉他：中国人决不会忘记六四，所谓“淡化”，只是恐怖威慑和利益收买的暂时效应。而凡是亲历或知道这件大事的人们，都在以各自的方式记忆着、评价着。他也知道：很多人，包括普通百姓、社会名流和中共高官……与他持有相同或相近看法，只是绝大多数人慑于恐怖高压而不愿公开说真话，大都在私下里谈论六四。
然而，在涉及到大是大非的公共事件上，私下说真话，毕竟只是小圈子行为，虽不失为良知未泯，但至多是暂时的个人良心的安顿，良心亏欠和人格压抑仍然难以逃避。私人耳语之于只有公开讨论才能辨别是非善恶的公共事件来说，并不比沉默更有价值，久而久之，还很容易堕入口是心非、言行不一的犬儒人格。
如果在SARS危机中，了解真相的蒋大夫沉默了，只是私下里告诫亲朋好友同事，其防治作用只惠及极为有限的私人圈子，而对全国性世界性的公共卫生危机的解决则毫无意义。但是，蒋大夫打破沉默说出真相，导致中国抗炎形势的转折，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抗炎也颇有助益，既拯救了国人的生命健康，也挽回了民族的信誉，使政府应对公共危机的方式有所进步。
六四，无疑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公共事件，事关无辜者的冤魂和正义的伸张、民族的历史真相和未来前途，中国人和中国政府不可能永远沉默下去，必须对此有一个公开交代，交代来得越早越好。六四亡灵得不到安顿，不仅使个人良心蒙羞，更让国家在世界上蒙耻，在历史的审判席前抬不起头来。
长期隐瞒历史真相、压抑自己的亲历和想说的真话，之于个人，会憋出心理疾病和人格分裂症；之于国家或民族，会在罪恶感中越陷越深，由此而来的恐惧症也会愈演愈烈，甚至变成灵魂癌症。所以，当官方还不肯公开面对六四之时，民间就必须推动见证历史和寻求正义的维权运动。公开说出真相，让自己的良知在阳光下闪耀，才是对生命和正义的敬畏、对个人良知的善待，也才是对历史和民族的负责。
在涉及到重大社会公益的案件的司法审判中，司法权力的行使必须是公开的，因为看得见的正义才是正义；在事关个人良知的安顿和社会公德的提升的道德审判中，参与公共舆论的个人表达也应该公开的，因为看得见的良知才是良知。
特别是在仍然黑幕重重的恐怖秩序之下，唯有良知的公开表达，才具有揭穿黑幕、对抗强权和战胜恐惧的力量，才能见证真相和伸张正义，才会对那些良知未泯的公众人物构成道义压力，对沉默的大多数产生感召，对社会正气的形成有所贡献。而且，越是在恐怖政治无孔不入的严酷环境下诞生的真话英雄，就越能够赢得民间社会的尊敬。是在SARS危机中，国人和国际社会第一次看到真话英雄蒋彦永大夫的公开良知，蒋先生也因此在国内外赢得了崇高声誉；现在，人们又在六四十五周年前夕，再次看到蒋先生那阳光般闪烁的良知。值得庆幸的是，我们也得到互联网时代的恩惠，藉助于无远弗界的网络技术来突破中共的信息封锁，使真话英雄的名人效应得以最大化，形成极具感召力的良知示范。
关于六四，国人已经沉默了十五年，压抑了十五年，现在，蒋彦永先生做出了勇敢的示范，凡是亲历者都会有自己的真实记忆，所有良知未泯的人都会有不同于官方的评价，那么，就请公开说出你的亲历和你的心里话──哪怕只是一个细节的真相和一句真话！
公开你的良知：
让亡灵得到爱的温暖！
因为不能公开的祭奠无法给亡灵以真正的安慰。
让难属们得到道义的激励！
因为偷偷摸摸的同情不会产生真正的力量。
让全世界看到国人的良知！
因为十五年的沉默已经使中华民族蒙受太不堪的羞辱。
让独裁者感到民间的勇气！
因为刽子手从不怕私人饭局上的诅咒。
2004年3月9日于北京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