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年，中共当局迫使人民生活在谎言、高压、以及“发财的诱惑”之中，旨在要人们对那场惨绝人寰的屠杀与镇压噤声，甚至淡忘。效果不可谓没有，当一九九七年吴祖光先生在全国政协文艺组会议上发言呼吁重评“六四”时，与会的多少有识之士竟无一人附议，令吴先生伤心之极。而如今，在中国，十五、六岁的中学生，十八、九岁的大学生，已不知“六四”为何物了！
然而，尽管如此，火炬毕竟没有熄灭。以丁子霖教授为代表的“六四受难者和受难亲属”这个被尊称为“天安门母亲”的团体，从一九九五年开始，每年都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写公开信提出重评“六四”的严正要求。尽管九年未获一字回答，他们却于艰难困顿中屹立不屈，碶而不舍，今年二月二十二日又给“两会”写公开信了。信中质问：“为什么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构的全国人大对于我们的合理诉求竟如此置若罔闻？为什么作为民意代表的人大代表对‘六四’受难者年复一年发出的呼声竟如此噤若寒蝉？”特别是，今年，令人震惊并振奋的是，在“天安门母亲”上书两天之后，又有一人为“六四”上书“两会”。此人便是去年SARS病毒肆虐时向海外投书捅破了中国瞒报谎报病情的黑幕，从而为保障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生命安全作出了巨大贡献的蒋彦永医生。
蒋彦永医生于今年二月二十四日写信给本届人大和政协会议，专门要求为八九年“六四”学生爱国运动正名。
蒋医生的信长达七千字，坦荡诚恳，朴实无华，充满了科学家的实事求是的特色，可谓别具一格。
一九八九年蒋医生是三O一医院的外科主任，他以当时救治被“开花弹”杀死或致残的学生、市民的亲身经历，举出多宗实例，详细重述当年的事实经过。读信至此，中共多年来开动宣传机器所编造的“暴徒烧杀解放军”和“反革命暴乱”的谎言不攻自破。
蒋医生指出：六月三日晚上，我们医院的每一位参加抢救的医护人员都万万没有想到会出现这种使正常人无法理解的惨事，从此，在这漫长的十五年中，我不论在什么场合，从来都明确表明，我认为六四镇压是绝对错的。蒋医生再用自己和同事等许多医学界知名之士在“六四”后被“清查”时的真实对答，以及说真话被贬抑，说假话得升迁的后果，充分证明“绝大部分和我相识的各行各界的人，在心里都很清楚六四镇压是绝对错的，但屈服于上面的高压，不敢讲心里话。在这个问题上，所谓和中央保持一致，完全是一种假象”。
蒋医生认识不少党内外的高层名人，他列出了他们对六四的态度。例如雷洁琼是参与慰问过戒严部队的，但她“认为六四这事政府是大错了，将来一定会解决的”；杨尚昆是参与六四镇压的核心人物，但他表示“六四事件是我党历史上犯下的最严重的错误，现在他已经无力去纠正，但将来是一定会得到纠正的”。还有什么比这些人士的讲话令上述的“和中央保持一致”的假象轰然倒塌在广大人民面前，而亟应引起中共现在领导层的深思和警惕呢？
因此，蒋医生的信最后说：正确地评定“六四”是人心所向，决不会造成人心紊乱。蒋医生也用文化大革命搞得把中国推向濒临崩溃的边缘，后来邓小平复出，把文革的错误纠正了，中国并没有乱的历史事实，来证明现在纠正“六四”的错误是全国人民的心愿，只要中共领导层痛下决心，纠正错误，相信一定会得到全国人民的支持，中国一定不会乱。他语重心长地呼吁：既然十六大后党和国家的新领导强调要贯彻宪法，要以人为本，那么就应该重新评定六四，解决中共所犯的错误，解决得越早、越彻底，越好。否则，老百姓会越来越失望和愤慨，所谓的稳定压倒一切只能是造成更大的不稳定，不会因时间离六四越远而逐渐减轻。
蒋彦永医生在去年SARS灾难中的大仁大勇之举，被称颂为“人民的良心”。他今次的上书，使这一称号更加实至名归。
当然，揆诸当今的中国形势，要中共新领导层毅然重评“六四”，并非易事。一来，“六四”的最大获利者江泽民还霸占着权力地位，“六四”的元凶李鹏还有很大的势力，甚至江李之间为各保私利而就“六四”问题达成何种交换的勾结，也不是没有可能的。二来，迄今为止也还看不出胡温在短期内有发韧这一大动作的胆识。三来，民间虽然人同此心地认为六四镇压大错特错，但在中共持续的高压下，公开抗争的力量还是很微弱的。但正因为如此，海内外的志士仁人就更要学习蒋彦永先生的良知良识和道德勇气，不遗余力地为“六四”正名而鼓之呼之，以期形成一股民间压力，迫使中共政权不敢小觑民心民气，庶几使为“六四”正名的大事以抵于成。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让我们的“起而行”从今日始！
(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