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很简单，两个出身贫苦的知识分子投身“革命”，出生入死，为革命理想而奋斗，并且终于盼到了“革命”胜利的时刻，满以为自己是革命的功臣，会论功行赏，成为新政权的主人。事与愿违， 1955年彭柏山因与“胡风反革命集团”有染，被捕入狱，从此彭氏一家与有类似经历的家庭一样就在劫难逃了。彭氏在“文革”中被活活打死，其它家庭成员的下场也就不问可知了。
读过类似的回忆录，有一种千篇一律的感觉，它使我联想到古代那些跪在衙门口拼命喊冤叫屈、希望那些制造苦难的“青天大老爷”为他们讨回一个公道的受难者。今天，我们的一些受难者仍然在重复着古代顺民们的“思想悖论”，这是否显得太肤浅了，“苦”是否白受了？
难道他们不想问一问：“革命”为什幺会吃掉自己的儿女？
难道他们不想问一问：“革命”为什幺会吃掉更多的无辜者？
难道他们不想问一问：假使这些革命的儿女侥幸没有被“吃掉”，他们会不会“吃掉”别人？
难道他们不想问一问：这样的惨剧是否还会重演？
其实，“革命”这架机器当它被激活之初就立刻显现出嗜血的本性。它的设计者的目的原本是让它高效率地“吃掉”敌人，它确实这幺做了，这幺做也是可以理解的，斯大林说得好：“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一切“革命者”对待敌人的态度都是如此，没什幺值得大惊小怪的。问题出在这架嗜血的机器在吃掉“敌人”的同时却转而将自己的儿女也一次次、一批批的吃掉！这就令人毛骨悚然、大惑不解了。
彭伯山刚参加革命的时候就亲历了这种不可思议的惨祸。
1932年，彭柏山被派到当时的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他看到那里的人在大敌当前之际，“一有不同意见，就杀。”“我（欧阳毅）亲眼看见江西省委政治保卫处处长李韶九审讯‘犯人’的血腥场景。他咬牙切齿，那根带刺的荆条亲手打‘犯人’边打边逼问。被打的同志熬不住了就乱招，招谁就抓谁。如此恶性循环，不知冤杀了多少好同志。”这次还算彭柏山明智，“他就从湘鄂西地区逃了出来。”
有人说，这时革命处于初级阶段，尚不成熟；有人说，这是王明的错误路线导致的必然结果。那幺，延安时期的“抢救运动”又如何解释？49年以后的历次所谓的“政治运动”又如何解释？再远一点说，前苏联、东欧、北朝鲜、越南、柬甫寨……的血腥“大清洗”又如何解释？这就是题外话了。
我认为仅就有个人而言，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历经磨难和坎坷，这是预想得到的事情，因为革命没有“流年”可以未卜先知。可是话又说回来了，一个真正明智的人却决不应该重复犯同类的错误。西方有一句谚语说“一个人受骗两次就该毁灭。”彭伯山所以走向毁灭，就是缘于他不断甘心受骗。
回忆录中有这幺一段文字，是说彭柏山在“改造期间”写了一部长篇小说《战争与人民》。王元化对彭小莲说：
“唉，你父亲干什幺去写那幺一本书呢？什幺伟大的军事路线。这有什幺价值？文学的价值，还是写人……你说，谁会去看呢？”
“但是当初爸爸不去这幺写，就不可能发表。”
“你父亲就不该去写这种东西。你想想，他能把自己经历的一生，非常真实的，点点滴滴，详细地写下来。那留到今天，会是非常有价值的作品。他在湘鄂西的那段经历，我都不知道。为什幺不好好写写这些事情？”
“这怎幺可能，在那样的年代，什幺人敢写真实的东西？连私下里想都不敢想。”
“我还是那句话，那就什幺都不要写嘛。”
这段对话，我觉得它已经超出了私人交际的小天地。王元化的话虽然是他个人的态度，但是，也代表了真正的知识分子的态度，然而，即使在今天，这样的知识分子仍然是少数。
不过，我真不希望彭柏山这类知识分子的悲剧重演：上了梁山，却又在火并中死于非命，然后自己的家人到处喊冤叫屈……经验告诉我们：为了避免这类悲剧重演，这就要求中国的知识分子学会反思和自爱。
浴火凤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