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留洋的博士运用新制度经济学严谨地研究了我国人民公社的失败，用”产权不清”来代替”大锅饭”这一俗语，但结论相似．看来我们的父兄吃剥削已经是板上钉钉了．然而，事实真的是这样的吗！？
我们的结论是：我们的父辈从未吃过什么”大锅饭”
从某个工厂或某个生产大队在某个短时间内（如一年）来看，在公有制和强调共同富裕的大环境下，极少数人偷懒，要监督确实很难．很有可能暂时出现”干好干坏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的情况．但从全局来看”一部分人侵占另一部分人的劳动成果”的现象是不可能长期存在并固化的．因为今天你偷懒侵占别人的成果，明天别人偷懒侵占你的成果．最后的结果是大家都偷懒，侵占祖辈的成果，并断了子孙的活路．
然而，我们的父辈是这样作的吗！？不是，建国前三十年，父辈们用一人一月几十元的工资养大了我们，并使我们没有保障的祖父母活到长寿，而今天他们到老了却失去了保障．那个时候，中国政府既无内债又无外债，国有资产却越积越多．也就是说，大锅饭不仅没有越吃越少．反而越吃越多了．那种”吃祖宗饭，断子孙路”的做法倒像是今天某些”精英”们的做派！对此，我们的结论是：大锅饭的危害在昨天被极大地抵消了，而在今天被极大地夸大了。
在城市，党政军，工青妇一起行动，在先锋模范作用感染下，在如火如荼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中，在各种宣传和评比中，大锅饭的危害被极大地抵消了．父兄们对荣誉的珍惜到今天还深深的感染着我们．在农村中至少在一开始时也是这样的．但是，确实有人变懒了，人民公社确实崩溃了．那么，原因何在呢？对此，我们的结论是：人民公社的崩溃不是因为”平均”而是因为”不平” 。
国家把农民组织在人民公社里，一方面是为了便于从农业中进行汲取，以利于国家的安全和工业化；另一方面也便于在将来以工补农．正像在城市中，毛泽东给了工人一个承诺：”工人忍受若干年的低工资，以换取自己和子女的养老，教育和就业．”对农民的承诺是：”从农业进行若干年的汲取，待工业化后以工补农．”
然而，汲取长达二十多年，城乡差距越拉越大．首先感到不平的是乡村干部，于是”攀比效应”出现了．乡村干部要攀比城市干部，于是多吃多占．面对越拉越大的工农差距和乡村干部的多吃多占，作为当时的最弱势群体之一－农民，选择了最消极的抗议方式－偷懒．甚至可能在偷懒方面还出现了攀比效应－这才轮到大锅饭出场呢！
在城市，情况稍微好一些．但工人们的偷懒也是更多地与对特权阶层的不平有关，之后才与大锅饭有联系．面对”偷懒”这么一个小问题，特权阶层和弱势群体的解答是多么的不一致阿！自己奇懒无比的特权阶层只是指责别人偷懒，却不去问偷懒的原因，并且轻松随便地把帽子扣在大锅饭上．但如果是处心积虑的话，那就是想透过批判大锅饭最终否定社会主义公有制．用心何其毒也！
最后，我们要问：到底谁吃了”大锅饭”？
把职工对组织，对集体，对企业的信赖，硬说成是”依赖”，美其名曰：”职工吃企业大锅饭．”把人民对党，对中央政府，对国家的信赖，硬说成是”依赖”，美其名曰：”企业吃国家大锅饭．”试问，如果我们的父兄都是”吃货”的话，那么那些锅里怎么会有饭？到底谁是”吃货”？谁在厚颜无耻地吞噬我们创造出来的财富？他们，只有他们在吃，一直在吃．我们敢断言：当”大锅饭”被彻底吃尽的时候，中国真正的浩劫就将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