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胡耀邦比算帐

今晨，又在欢快的爆竹声中醒来，心情十分的欢畅。春节刚过，元宵佳节在即，喜气洋洋。大家都高兴，最高兴的当然是孩子们，压岁钱仍然在口袋里装着，吃喝都不愁的孩子们最感兴趣的还是烟花爆竹，瞧，朵朵绽放的烟花多象孩子们灿烂的笑脸。
听着喧嚣的爆竹声，不由得想起胡耀邦同志当年算过的爆竹账：1981年除夕夜，当时的北京烟花爆竹漫天齐放，映红了首都的天际，胡耀邦在中南海勤政殿一边观看，一边却和秘书算了一笔经济账；全国12亿人口，按每户4口人计，有3亿户，每户花30元买爆竹烟花，要花掉90亿人民币。“如果把这几十亿人民币用来救助失学儿童，能使多少万个孩子受到教育呢？如果用这些钱来救济贫困地区的父老乡亲，又能办多少事呢？”他还算了一笔环境账：“你看北京的夜空，乌烟瘴气。北京如此，全国也一样。我们国家人口多，生态环境是个大问题，治理生态环境是我们以后的一项大任务哩。”他还算了一笔安全账：既有因为烟花爆竹而引发的爆炸火灾事故，而且还有那么多的人身事故，“我听说，每年北京同仁医院光是炸坏眼球的人去医院要排长队，这怎么了得！”

表面上看，这三笔账合成一笔账，真是有弊无利，至少也是弊巨利微，所以，在我的印象中，80年代起，各大中城市都兴起了一股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立法热潮。在数年内，我丝毫听不见城市中春节的气氛，除夕夜就在冷清中度过。可是，农村依旧烟花漫舞，爆竹声声，农民才不管你的什么“经济账”“环境账”“安全账”，农民在辛苦劳作了一年后，要的就是春节的喜气劲儿，要不还过这个年干什么？城市也不甘愿在冷清中度过春节，于是，偷偷燃放爆竹烟花的，偷偷卖爆竹烟花的，开始，政府查禁的是很严，还经常在报纸上披露，后来索性装聋作哑，再后来发现老是这么禁止着也不是个事儿，所以赶紧修改禁止燃放的地方法规，准许在法定假日燃放。“良法徒以自行”，法律是什么？是绝大多数公民意志的体现，如果是以少数人的意志为根据而制定的法律，想要施行必然要遭受绝对的阻力，不管少数人是出于任何的良好用心。

如果要算帐，我也能算笔有弊无利，弊巨利微的账。少数人不是说，烟花爆竹就是灾难的象征吗？那么请看：全世界公认吸烟有害健康。我算一笔经济账：全国13亿人口，其中男性算一半，那就是6亿5千万，其中再算1/3吸烟的，那就是2亿烟民，剔除女性烟民不算，中国也有2亿烟民，以每人每天一包计算，一年365包，以平均每包3块钱计算，一年1000元，全国就是2000亿人民币。那么把这2000亿人民币用到失学儿童或者救济贫困地区，那又能办多少事情？我再算一笔环境账：吸烟有害健康，人人都知道，每年因为吸烟导致的疾病又有多少呢？心脑血管疾病，癌症，呼吸系统疾病，循环系统疾病，那样不是健康的大敌，人民的公害呢？我再算一笔安全账，每年因为吸烟导致的失火，而损失多少财产和鲜活的生命呢？大兴安岭的凶猛烈火就是一颗小小的烟头引燃的。

三笔账合成一笔账，是不是有弊无利，弊巨利微呢？那么政府除了现有的保护未成年人的等法规中限制香烟以外，为什么没有更深层次的禁止呢？还不是因为，香烟行业是利税大户，还不是因为香烟行业涉及的就业人数众多，政府无法解决香烟行业的失业人员，无法不依赖香烟所创造的利税。

如果要算帐，我还能算很多笔账，例如，每年公款吃喝的2000亿人民币等等。。。

我始终认为，制度和法律之所以有恒久的力量，并不在于制度和法律制定者的权力，而在于制度是由民主产生的，法律是由民主的程序和由民主程序选举的立法者产生的，没有民主作为保障的制度永远是不稳定的，没有依照民主程序选举出来的立法者不是民意代表，他们制定的法律无法表达民意，顶多是少数人的喉舌，这样的法律也是不稳定的，因为它与个人的生命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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