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过热的问题，已不是一个新话题，自去年以来，一直不停地有人发出警告。虽然政府官员和一些专家就此进行了否认，但自今年始，这种否认已变得不那么肯定。特别是最近，中国总理温家宝的一番话，更加强了这种认识。温在今年全国人大会议中，回答记者就经济问题的提问时说：中国政府目前面临的考验不亚于去年非典的考验。最新一期的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也警告，中国已有经济过热的忧虑，而且投资效益过低、产能过剩，加上庞大的失业人口与银行呆帐等问题，“如果经济成长脚步不慢下来，中国政府很快会淹没在庞大的债务中”。
中国经济增长去年虽然达到了9.1％的高速度，但经济的许多深层次矛盾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投资规模过大、增速过快困扰着中国经济。据报道，2003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速为26.7％，这是近几年来少有的高速度。今年投资进一步加速。1－2月城镇50万元以上项目完成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同期又增长53％。投资规模过大、增速过快牵动了部分重要原材料价格上涨，并产生大量过剩的生产能力，形成今后通货紧缩的压力，同时对转变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构成了极大冲击。盲目投资、重复建设造成资金、资源浪费，增大了通货膨胀和金融风险的压力，由于有不少贷款支持了盲目投资和重复建设，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后，势必造成生产能力的闲置、浪费，影响企业的正常经营，甚至使一些企业破产倒闭，形成新的银行呆坏账。经济学家普遍认为，目前的投资偏热一方面是中国经济进入“重化工业主导，消费结构升级”的新时期难以避免的；另一方面也有行政主导的因素，即一些地方政府运用手中的权力，调动财政、银行甚至企业的资金，投入一些效率低下的政绩工程和形象工程。对后者，治理有一定难度。
而“经济学人”干脆认为，只有非常高的储蓄率（占家庭收入的四十％）及失去控制的自然资源开发，才可能让中国这样浪费资本，但这两者都无法持续，尤其是环境恶化与污染问题，让未来中国必须付出的代价不断累积。并断言：这些问题意味着，中国的经济成长必须显著地慢下来，除非中国政府想要淹死在债务中，也许不是今年或明年，但很快会如此。
这也许就是潘岳急呼绿色GDP的原因。
绿色GDP，已多有文章论述。潘岳的论述所以引人注意，一是因为这位政治人物本身多年来在政治风口浪尖上的表现具有足够的公众吸引力，他几乎每一次说话都能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从政治改革到宗教改革，从世界工厂到环境保护，无一不成为当时的舆论热点。自朱容基后，中国官员因非典变得更加谨言纳行，朱容基时期，还有龙永图、戴相龙、周小川等许多人经常闪耀于媒体。那时候的中国官员似乎很愿意出镜，虽然他们面对镜头的举止有待提高。而现在，在政治领域内具有足够表现力的人物越来越少。目前数得着的几个，也就是王岐山、潘岳等人。中国官员在镜头面前的让位，即与新一届政府更谨情有关，也同个人能力有关。中共长期以来的官员选拔制度上的弊端，使官员很少注意和培养自己在公众面前的形象，为了藏拙，很多人就能不露面就不露面。最后各部门又弄出个新闻发言人制度。这听起来好像是一种进步，但能推动这项制度的落实，估计有相当的因素与各部门的领导自己缺乏表现力有关。这样就出现了极其奇怪的现
象，一个对媒体掌控十分在意的党，其官员却鲜少主动地在媒体上出现，更少懂得信息时代占领媒体的策略。政治人物的主动退让和不谙新闻之道，势必会把空间让位给民间人物，比如，如果没有卫生部官员和北京市官员的隐瞒，则蒋彦勇这样的人物可能仍然会闻闻无闻。而一旦成为公众人物，其说话的份量就不一样。比如，蒋彦勇之于六四，王岐山之于非典，潘岳之于绿色GDP。
二是，潘岳长期处于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前沿领域，对于中国问题的观察有相当的发言资格。虽然他的发言长期以来并没有作为官方的一种信号存在，但其发言向以新异大胆闻名，成为观察中国政策走向的一种风向标。
三是，即是中国多年来的经济发展战略已进入到了关键期。原有的战略在增强中国实力和满足民众基本需求方面已完成了使命，有可能开始走向了它的反面。中国中央政府已意识到了这个问题，这就是“科学的发展观”提出的背景。但中国的问题太复杂，科学的发展观还没有一个基本的绉形，严峻的形势已摆在了面前。令人可笑的是，我们可以看到中央政府在落实“科学的发展观”方面的被动，比如，最近提出了所谓的将“五年计划”改为“五年规划”的说法。这一字之差救不了中国，解决不了问题。按照解释者的理由说，这“一字之差，体现了国家从以往偏重于发展经济，转而向发挥政府服务职能、促进经济与社会均衡发展上侧重”。实质上，计划也是能达到上述目的的。问题在于你以什么手段来实现这些目的。
目前的手段看来就只有依托“科学发展观”来重新调整中国经济的发展步骤和布局了。但最关键的问题就在于，什么是“科学发展观”。潘岳对绿色GDP的论述可以看作是中国高层就此观念进行具体阐述的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中，潘岳不仅阐述了绿色GDP的重要性、难点、内容，还就制度化建议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实际上，，这位政治人物近
年来的文章大体上都是这个方向，我们可以从他的相关论述中推测“科学发展观”的基本模样：摆脱传统的先污染后治理的经济发展模式，探索平衡的发展道路；走以降低资源能源消耗为核心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在未来营造一个节约型的社会；第三产业将成为解决就业和降低能耗的新亮点努力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缩小地区差别，追求共同富裕；文化价值重建以及注重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等等。
但目前的问题更在于，这样的“科学发展观”何时能够具有明晰的战略制度和政策支撑。它的全面出台会不会赶在中国经济过热所造成的巨大伤害来临之前？这将关系到“经济学人”的警告－－“如果经济成长脚步不慢下来，中国政府很快会淹没在庞大的债务中”－－会不会真的成为一句谶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