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
作者：涂俏
在珠江三角洲一带，在广州、深圳、东莞等地，“包二奶”现象日益严重。自八十年代中叶始，一批往来香港与内地的香港商人、白领人士以及货柜车司机，开始在深圳等地包养 “二奶”。随着这个“风流军团”的扩大，一些位于罗湖的花园住宅，如怡×花园、庐×花园等楼盘，因“二奶”相对集中而闻名。九十年代中叶，随着深圳中心区的西移，福田区成为少部分港人“金屋藏娇”的首选地。由于福田区渔×村、皇×村、皇×新村、水×村等地邻近货柜车出境的皇岗口岸，便利司机的出入，日渐成为香港货柜车司机包养内地“二奶”的首选居住地。在关外，如布吉、宝安新城，由于房价较低，又无须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边境管理通行证”，在那些地方，亦有相当的一些“二奶”居住。当然，“包二奶”现象不单深圳存在，在其他地方如上海、厦门等许多地方也有，只不过随着深圳经济飞速发展，深港两地多元交流的频密，港人在深圳包养“二奶”更成为一道独特的景观，由此而在香港与内地造成严重的社会、家庭、道德等问题，早已引起广泛关注。1999年下半年，因珠江三角洲“包二奶”之风得不到有效遏制，以维护广大妇女权益为己任的广东省妇联终于忍无可忍，拍案而起，呼吁制定相关法律，严惩“包二奶”的丑陋现象。据《亚洲周刊》2000年8月28日《百万“雄”狮陷法律重围》中报道：“中国大陆包养情妇者估计约有百万，当局酝酿修订婚姻法，严惩包二奶行为，对数以万计在中国各地包二奶的港台男人带来强烈冲击，也祸延许多女性……”进入新世纪，原先有所回避、遮掩的有关“二奶”的话题开始越来越多地见诸国内媒体，但对于“二奶”的生存状态却普遍语焉不详。事实也许在云遮雾罩的某个角落。当社会对“二奶”有较理智的态度，当媒体对“二奶”有较客观的对待的时候，我一头扎进云雾中，沉进“二奶”村，努力去接近、了解、捕捉、反映“二奶”们的甜酸苦辣。
2001年1月13日，距农历蛇年春节还有10天，我隐姓埋名，离开报社舒适的公寓，搬进深圳河畔的某某村一个狭小的单元房居住。
我之所以选择某某村作为隐形采访的落脚点，是因为村里有我的朋友阿洁。早在1998年10月，我因病住院一个月，和邻床的一位四川妹结成好友。四川妹叫阿洁，嫁了一个香港货柜车司机阿南。阿南足足大阿洁18岁，但两人相爱得不行，连医院的护工都看得眼热。阿南的工作是在大陆验货、拉货，每晚要忙到12点才回深圳。阿南不在深圳的夜晚，阿洁就躺在病床上和我聊天。她说她家安在某某村，自大陆改革开放以来，因地理之便，这个小渔村成为深圳市区的一部分，迅速致富，村民普遍盖起高达七八层的私房，供外地人租住。村中仅有200多户本地人，竟租住了近千户外来人员。村中的年轻靓女，阿洁说，也就是四川妹、湖南妹、贵州妹、江西妹等内地女子，多为港人所包养的“二奶”。阿洁家楼下，有一家云南粥店，粥店的老板娘胖得几乎走不动路，每天早晨10时左右，多数“二奶”才刚刚起床，趿拉着拖鞋，穿着睡衣，云集粥店吃早餐，然后便东家长西家短地扯闲天，喝完粥后，相约打麻将。在粥店中，几乎天天可以听到有关“二奶”的各类信息。那时，我就打算到这个村里去住一些日子。阿洁出院，我送她乘电梯到楼下，她请我以后无论如何到她家里去玩，阿南不在的时候，她很孤单无助，希望我就在她家附近租房而居，我答应“以后再说”。这个“以后”就后到了数年之后的2001年。我化名“阿敏”前去租房，房主一定要验看身份证件，无奈中找了一个相熟的村干部说明来意请求帮忙，并请他保密。我以每月800元的租金住进一套有一厨一卫的公寓“套房”。厨房的防盗网外，两栋私房挤压过来，抬头只见 “一线天”。我将带来的少量行李提进屋内，跑到楼下的杂货店，买了一张席梦思床垫和一个床头柜，花4元钱买了一把扫帚，将房内打扫干净，扫帚上沾着许多长头发，我好奇地扯出一根，跟我的头发比了比，原住户的头发还长过我，一定是垂在腰际的。苦恼才让女人落秀发，前住户有什么样的烦心事？又为什么人而苦恼呢？
1.阿婷“老公”比她大20多岁
××村的地理形状极像英文字母中小写的“r”。顺着村口那根“r”字下部的直线往村里走，走到村中唯一的肉菜市场，整个村就仿佛被人掰成了两瓣。左边那一瓣是典型的现代住宅楼，高档、整齐而规范，共有20多栋，外称××花园。右边那一瓣却参差不齐，色泽不一，新旧混杂。这是村民们自盖的私房，少说也有140多栋。由于私房的不停扩建，栋与栋之间已是“亲密无间”，最亲密接触的楼宇之间，相隔不过半米。1月15日上午10时，我穿着企领胸衣，廉价的牛仔衣裤，脚蹬一双棕黄松糕鞋，胸前的手机晃来晃去，在村中开始“企街”，希望以此招摇来遇见我想认识的那类女子。“企街”15分钟后，我找了一个水泥花坛边坐下，不多久，花丛中闪进一位年轻靓女的脸。眉眼纤细得像港星林忆莲。她穿紧身黑毛衣，外罩一件孕妇裙。看得出，她肚皮那儿已经颇具规模了。“预产期还有多少天?”我以异常关切的声音询问年轻的妈咪。大凡跟孕妇打交道，谨记要找准她们感兴趣的话题。“下个月20号！”“你今年多大啦？这么小就生儿育女？”仗着自己是“大姐”，我涎皮赖脸地又问了一句。“23岁。”“老公大你几岁？” 刚一发问，我便后悔，自己像个公安在查户口。“20多岁！”年轻女子并不在意，甚至还往深里说，看上去是个没心没肺的单纯女子。“我17岁来深圳打工，后来，一位同乡的老公是在那边开货柜车的，她介绍了老公的朋友给我认识，1997年8月1日，我们就结婚了。”“你老公也是货车司机吗？”我问她。“在香港当建筑工人。”通过闲聊，我知道她叫阿婷。“你现在是一个人？”在我问过有关阿婷的“十万个为什么”之后，和我并排坐着晒太阳的她，也很关心地问我。我点头称是，把我被人“抛弃”的故事有鼻子有眼睛地讲述了一番。“那你手中有没有攒些钱？”她为我着急起来，说：“这个年头，什么都没用，钱是最重要的。” “你老公一个月给你多少家用？”还是少谈自己为妙，我把话题转到她身上。“5000块。”阿婷很自豪。后来，我才知道，这是村里包养“二奶”的最高价钱。 5000元家用还不包括房租。我问她，村中已“嫁”女人每月家用到底有多少？阿婷大概猜想，我这个弃妇搬到这里来，一定是想找一个出价高的男人过日子，所以乐于向我介绍说，从1000元至5000元不等。在村尽头那两栋楼住的都是打工妹型“二奶”，包她们只需花1000元。“1000元能干什么？不过刚够饱肚而已？”我很吃惊。阿婷却觉得很合算：“在工厂打工，一天干12小时以上，累死累活才不过400元。跟香港人生活，不用干活，又不用操心生计，有什么不好？”这个上午，因了女人对女人的信任，因了底层女人对“落难者”的怜恤，我不仅认识了一个二奶，似乎还得到了她的信任。我在兴奋之中，热情表示她有什么事可以找我帮忙，我愿意陪她上医院看看。“明天早晨吧!我住在90栋楼的二楼，你在楼下一叫我就会听见。”第二天上午10点，估计阿婷起床了，我拎着在街口买的一袋进口提子和芒果，站在90栋的楼下等她。阿婷见我带来水果，很开心地收下了。她盘了头，整个人利索不少。大大的孕妇裙罩在她并不算大的肚皮上，有种夸张的感觉。我像个真正的“三陪”呵护着阿婷，出人出的士费还出力气。这些天来，阿婷临盆前都是一个人去看医生吗？村中出租屋里的那些女人生孩子，难道都没有人照顾？对于准妈妈来说，远在异地他乡，又是孤身一人，说多困难就有多困难。阿婷对于前方的路，充满乐观情绪。她说，她们大多来自农村，自小农活一一历炼过了，别说一人看医生，就是独自去医院生孩子，也是常有的事情。毕竟，港人的工作负担重，像她老公，很少请假，请假是要扣工钱的。这次生孩子，他答应请两天假，会提前过来陪她生产。阿婷的几项检查指标都不错，母子都蛮健康正常的。只是没有准生证，医院会为阿婷她们接生吗？那么多的二奶在此生儿育女，难道计生工作就没有人管？阿婷很有把握地告诉我，这附近的每一家医院，只要肯付钱，肯定不会见死不救的，更别说接生了。医院的大理石地面锃亮光滑，阿婷的平跟布鞋踩在上面悄无声息。晚上10点25分，我的手机响了。阿婷在电话里很兴奋地说，她老公回家了，听说我陪她看医生，谢谢我，想请我吃宵夜。我很高兴地答应了。我所认识的村内那位干部曾经告诉我，要想了解“二奶”的生活很不容易，首先要接近她们，然后结识并交朋友。接近她们的办法是在一个固定的西餐厅吃饭，固定的美发厅洗头，固定的美容院美容，固定的夜总会娱乐，就一定能认识你想认识的人。也算运气好，在露天休闲区，轻易地就认识了阿婷，并且交上了朋友。更让我意外的事，我还能认识她的男人，也许可以了解到被包者与发包者之间的契约关系。由于市区的迅速膨胀，原先田野间的自然村都变成了城中村。村口，也就是街口一家火锅店里，阿婷的老公已经点了火锅套餐在等我。一份野鸡、一份山蛇、一份草龟拼在一块煮。香气氲氤中，掩不住阿婷老公脸上的疲惫。即便在村中看惯了一对对的老夫少妻，但我还是觉得他们之间，不止相差20多岁。阿婷那张青春的脸与她老公脸上纵横的沟壑所形成的反差，足足有一代人到两代人的差距，至少看上去就像父女俩。“多谢，小姐贵姓？从哪里来？”阿婷的老公很客气，端起一杯“金威”敬我。“我叫阿敏，来自江西南昌。”我篡改姓名，出生地不敢乱报，毕竟还有脱不掉的江西口音。频频举杯中，我的豪爽博得了阿婷老公的信任，他郑重地将年轻的“妻子”拜托给我，希望我有空常来看看阿婷。当他听完我的“悲惨”故事后，他说等年后，他会想法给我介绍一个香港男人，鼓励我不要对生活担忧，毕竟，好人好心有好报。寒夜。火锅。海鲜。阿婷幸福的脸庞。香港男人的托付，望着杯中琥珀色的啤酒，想到阿婷肚里的孩子，揣测着身边这位看上去还算成熟的有责任感的香港男人，我不由得反问自己：作为二奶的阿婷将来一定不会幸福吗？如果将幸福仅仅界定为有人关心，有一点物质基础这两项呢？这有一种危险：我是不是把二奶的商品属性看得过于简单了？不管怎样，我的心情极靓，我为自己“卧底”所迈出的第一步而感到高兴。
2.她们为什么情愿被男人包养
阿灿是我“企街”时认识的第二位二奶。“企街”，原本是粤语中闲逛的意思。对于一个入住××村考察“二奶”现状的人来说，是工作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我利用年前节后的几天时间，整天“企街”，目光在一个又一个年轻女子的身影上逡巡，至少可以说，已经大体掌握了村中“二奶”们的穿着习惯。她们最大的本钱就是年轻，这一点，从她们那大多白里透红的皮肤上就可以看出。她们的打扮一般分为两类，因而也构成两个极端：时髦与随意。所谓时髦，的确是需要身体本钱的，今日深圳的气温为10度，我穿一件皮衣，两件羊毛衫。而她们有的仅穿一件内衣，外罩一件风褛；有的大胆袒露前胸，突出非常性感的胸前乳沟，披一件橘红太空服欲盖弥彰；更有的干脆将两只漂亮的白骼膊露在寒风外，仅在手臂上戴小半截黑手套。说她们招摇过市并不过分。另一类型就是随意，简直就是不修边幅。她们往往将各类睡衣睡裤胡乱地穿在身上走到街上，睡衣外加一件薄薄的太空棉背心，趿着夏日才能见到的凉拖鞋，让人不得不佩服她们把公共场所当作自家内宅的本领。因为年轻，所以无畏寒冷？或者说，为了某些目的？阿灿满脸粉刺，剪了个娃娃头，眉眼还算可以。她并不袒胸露怀，穿了件米黄色的太空衫，上衣衣领还在脖子上绕了一圈，像个装在套子里的人。下身着花格呢大摆裙，裙幅度几乎有360度，足蹬仿皮米色靴子，整个人距离时尚起码落伍五年。当她向我走来时，我几乎将她认成一个小保姆。傍晚，我暗藏索尼采访机，在村里那家最好的西餐厅里，我请阿灿吃晚饭，我要了两份煲仔饭。阿灿选了香菇鸡块，我要了咸鱼肉饼。就在有意无意的交谈中，阿灿说出了自己的往事。回到住处，我根据录音，在日记本上记录整理出阿灿的故事－－－我来自贵州一个贫穷的小镇，今年26岁。下有一弟二妹。爸妈都是农民。大妹在布吉某厂当物料工，每月能挣几百元，弟弟还在家乡上高中，小妹在念初中。我上高一时，我家穷得再也不能支付我上学的费用了，不得已我就退了学。听人说深圳是个花花世界，好赚钱，就跟着村里一个男孩，拎着一床被子，南下打工。进关时，我是扒铁丝网进来的。听老乡说沙头角一家工厂招工，我就赶过去见工。那天，见工的年轻人真多啊！里三层外三层，我好不容易挤进去，看见招聘栏上一行行新兴的行当，我心中好奇得很，有“车工、焊工……等等”，我什么也不懂，就在“大烫”一栏上签了名。见工时，主管是个男的，比我大两岁，竟然是我的同乡。他对我填的表格感到好奇，拉着我去“大烫”车间看别人是怎么工作的。我一看吓坏了。原来“大烫”足足有2.5公斤重，整天不离手，要烫平成叠成叠的衣料。一般体弱的男孩子，也不一定吃得消的。看完“大烫”们的辛苦样子，主管问我怎么样？能不能胜任？我咬着牙说，可以。主管可怜我这位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同乡，只叫我负责每月车间内的抄抄写写。主管的女朋友是另一间工厂的会计，闲时还教我几下。半年后，在主管的鼓励下，我干起了小工厂的小统计，负责简单的结算，发发工资，月薪有900元。就是这样，在很长的一段时间，我还不服气。我特别想当车工，因为车工一个月能赚1800元左右。半年后，我才明白，这份工资是在工厂干了起码5年以上的熟手才能享受到的待遇。来深圳最初的日子里，我恋爱了，爱上了那位带我出来的男孩子。可两年后，我的爱情破灭了。男孩子在沙头角另一家公司打工，公司里一位女工也爱上了他。那一年冬天，我男友被小偷扒完了所有的钱，女工拿出所有的积蓄，一共7000多元给男友回老家，男友感动不已，就将女工带回老家去成婚。这个消息让我万念俱灰。当初，我变成一名统计时，男友见到我有一种自卑感，但我从未看不起他，还在苦苦存钱等他娶我，不料，等回了这个伤痛的消息。我不得不告别让我伤心的沙头角，到八卦岭工业区来谋生，却一直找不到工。正在六神无主之时，遇见一位高中同学，她已经做了香港人的“二奶”。她丈夫的一位同事也想找一位老实本分的内地女子做小的。女同学劝了又劝，叫我与其千辛万苦打工，不如每月拿几千元“固定”工资算了，想了一个星期，我咬着牙答应了。生活了一年多，我觉得这个港人还不错，每月按时给我 3000元，房租也是他出。我的生活一下子从容起来，安定下来，也算小康了吧？除了男人不是完完全全属于我的，但这又有多大关系呢？只要他对你好就行了。我总是这么想的。我很满足这种被人包养的生活，真的很满足。我有一位好朋友在沙头角做咨客，冬天穿得极少，每天还冻得鼻涕乱流，“罚站”超过10个小时，一个月才600元钱。我常笑话她说，我做美容，一个月都不止这个数。阿灿男人大她15岁，应该是41岁的男人“娶”了26岁的女子。“女人嘛！就是这么一回事！”阿灿幽幽地说。她是率直的，敢于承认自己是“包养”的。阿灿做二奶之前，虽然是一个打工妹，但她的“起点”较高，是小工厂的统计。在生活上，按理说没吃过什么苦。她委身二奶的真正原因是因为失恋。经过一段婚恋悲剧对爱情、婚姻失望之后而被人包养的二奶，在二奶中占有一定的比例。在我正面接触的二奶之中，除了阿银外，阿金、阿洁、阿艳、阿月等人，都经历过各式各样的婚恋失败，从此把一切山盟海誓都看成狗屎，不信男女有真情。
3.阿艳剜开自己的情感创痛
晚上11点多钟，阿艳轻轻地敲我的防盗门：“你睡了吗？”“没有。”我随即将门打开。阿艳拎着一瓶红葡萄酒，手指夹着两个高脚酒杯，碎步漾了过来。“我睡不着，阿敏，我们喝一点吧！”阿艳每晚睡前必喝一点葡萄酒，强迫自己睡去。我的房内，开了一盏小台灯。我拿水鸟被靠在床头当高枕，和阿艳并肩倚靠在席梦思床垫上。“老公呢？不是说今天晚上回来吗？”我有点意外地问。阿艳摇摇头：“别提了，他总是骗我，不过我也没有爱过他……我喜爱的人，却总也不会来找我。”这个夜晚，就在酒精的陪衬下，阿艳剜开自己的情感创痛。我是湖南常德妹。家里很穷。21岁那年，我嫁了人。老公家里很穷，婚后，还要养一大家子人。结婚不到半个月，由于生计所迫，他就去了广东东莞打工。我在老家独守空房，等了他半年，他都说没钱回来。我想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好不容易说服了婆婆，我千里寻夫到了东莞，发现他原来新交了一个女朋友，在一起同居了。那个女人是四川的打工妹，家乡还有丈夫和一个女儿。用老公的话来说，他们是在他乡临时组织的生活伴侣，一回家就会散的。我不依，又哭又闹的，将他们拆散，然后，我就自己跑到东莞打工。我在人才市场的一个摊位上，遇到一个男人，他长得很帅，竟然是鸡头。他叫我去一个公司做推销，说每个月能赚2000元钱，我就去了。一到那里，我吓坏了。连公司的影子都没有啊！四室一厅的房子，共住了四位小姐。先来的三位小姐住在房内，我只能住客厅。白天，他带男人来跟那三个女孩睡。我在客厅里，听到女人叫床就什么都明白了，吓得直发抖。我不愿意这样，想逃又逃不出去。他雇了一个老妈子天天跟着我们四个女孩。这四个女孩子都长得有几分姿色，全是他从人才市场上骗来的。大家常常一起商量怎么逃离虎口，也跑了多次，都没有跑出他的掌心。他问我有没有跟人睡过，我告诉他，我已经结了婚。他气坏了，竟然押着我去附近的卫生所做处女膜修补术。那天，我疼得要命。等我养病养了一个多月后，他带一个香港人给我“开处”。早上起来，香港人给了我1000元港币，是“开处费”之外的钱。我拿着一叠百元的钞哭起来，哭得香港人一头雾水。我说，我是被鸡头骗来的，我想回家。香港人很好，竟然和我约定，下个星期来帮我逃跑。果然，一个星期后，香港人来了，他“埋单”带我去酒店开房。我们走到酒店门口，打了一部车，就往深圳奔。入关的时候，他替我花50元买了一个边防证，将我送到四川饭店住宿。就在那个晚上，我感激他，主动和他睡了。第二天，他给我4000元钱回家的路费，千叮嘱万叮嘱我早点回湖南去。他是一个香港地铁的工人，我知道他并不富裕，很感激他救我。我送他到罗湖口岸，后来再也没有见到他。然后，我与父母联系上了，准备返乡，得知我丈夫跟一个贵州妹跑到温州去了，我痛痛快快地哭了一顿，哭天哭地哭自己，一咬牙，破罐子破摔，找了一家夜总会，你莫笑话我，我做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三陪小姐。一年后，我在一家酒楼遇见现在的这个他，他刚刚过深圳来玩。他看见我很高兴，问我做什么事情？我骗他说我在一间工厂打工。他说，我们相逢就是有缘。干脆，我养着你得了。他的许多朋友都在深圳这边包养二奶，他也想将我养起来。我同意了。当“三陪”的一年多来，我累得很，总要遭受不同男人的欺负，我想也没想，就跟他来到这个村，租房而居。他一个星期过来一次或两次。我慢慢地喜欢上了他，今天晚上，他没来，我就想出门蹦迪，想疯狂一下。当然，这些都是他所不知道的……或许是酒多话多，或许是积存在肚子里的话像臭屎不拉不舒服的缘故吧，阿艳像竹筒倒豆子一样，什么话都说，说到最后头疼，不得不回房睡觉。我一看表，已是22日3点一刻。
4.说不透川西妹子阿洁
1月19日下午，我终于联系上了“病友”阿洁。在这个村，可以说，只有那位村干部和阿洁才知道我入住的真正意图。阿洁的皮肤有点黑，却很光滑。单眼皮，却大而长，眉是山口百惠式的直眉，看人的时候犀利而冷静。她的神情酷肖日本影星铃木保奈美。她头脑灵敏，反应极快，十分能干。用阿洁老公的话来说，如果不是因为读书少的话，阿洁一定能成就大业。阿洁出生在穷山恶水的川西高寒地带，婚后生活一直贫困。1993年下半年从四川奔赴深圳盐田打工。有一位香港老板想包养她，她始终没有答应。她想，打工是用本事赚钱，她不想靠肉体换一口饭吃。她有一位远房表哥在广州三元里一家港资水产公司做业务，她从四川到广州找到表哥后，有点小权的表哥将阿洁介绍到深圳盐田某水产公司工作。这个公司是广州总公司下属的分公司。阿洁的手脚异常麻利，去了不到三天，就由她负责管理公司档口。每天凌晨水产货一到，从点数，算钱，再发货，她都干得不错，深得香港老板与老板娘的信任。香港公司结算用港币，内地买水产品用人民币，由于每天港币与人民币的比价有浮动，公司往往在档口收人民币，再派专人到新都酒店对面的黑市港币公司换取港币。香港老板信任她，用工不到一个月，就让她去兑换港币。每天，老板的奔驰车载着她，将装在一个黑色塑料袋里的人民币送到私人换币公司。那时，每日平均至少要换80万港币，最多一次换过260万元。她常常一个人拎着一个大口袋进私人换币公司，从来没有想过携款逃跑。每个月可挣2300元人民币，她认为这个价钱不错，再说老板与老板娘信任她。人心换人心，她不能干伤天害理的事。 11月份发奖金，她一数工资袋，哎呀，怎么平白无故地多出了5000元港币？她就问老板，老板轻描淡写地一挥手：别问了，拿去用得了。阿洁不要那种不明不白的钱，非要问清缘由。老板气得骂她蠢，告诉她，5000元是奖励她的。阿洁摇摇头，将5000元港币还给老板说，太多了，她不能要。老板气得丢过来一句话：“给你买衣服啦！”阿洁还是不要。有一日，老板神神秘秘地说，阿洁，公司有个重要任务，要到沙头角去办理业务，她就跟着老板去了。一进中英街，老板就往首饰店跑，专拣极漂亮的钻饰看。不一会儿，老板将一条又长又重的K白金钻石项链戴到她的脖子上说：“中不中意呀？我送给你吧？”阿洁笑笑说，很好呀，你赶快买下来，我相信老板娘戴上一定很高兴的。老板明白无误地重申，这是特地为她买的。阿洁晃晃脑袋说，我－－不－－要，我看中了一根黄金项链，我很喜欢。老板从沮丧中看到了希望，急切问在哪里，两个人一起去看看。阿洁自顾自走进那个金饰店，买单时抢先掏钱，让老板无法奉献“爱心”，弄得很不开心。阿洁总是念老板娘的好处。老板娘快50岁了，很心疼她，将她当亲生女儿看待，常常叫人从香港带一大箱芒果或西梅等进口水果给她。阿洁时常想，做人要有良心，老板娘这样待我，自己不能干任何对不起她的事情。后来，老板直接试探她：“你是不是有男朋友了？你每月累死累活才挣2300元，你要是跟了我，我在大梅沙买幢别墅给你，怎么样？”他见阿洁不接话，又进一步试探说：“我想搞个酒楼送给你，好不好？有时候，公司进的龙虾会死，开个酒楼正好派上用场，什么海鲜都有，你将来一世都不用愁。”阿洁不是一个钻在钱眼里的人。她笑着对老板说：“我是个结了婚的人，我不想再怎么样。”花心老板急切地表露心迹：“你，你为什么不早些说，再说，我又不介意你结了婚。”“我介意。”阿洁说得斩钉截铁。1994年4月的一个黄昏，阿洁在档口等货，当天公司有150件龙虾和150件水鱼到货。一直等到晚上10点，货柜车才到。司机爬下车来，阿洁也没顾得上看一眼，只是在一起宵夜时才注意到他。他叫阿南，老板的侄子，说话风趣幽默，人又很和善。说来也挺惨，他在俄罗斯跑业务，欠了几百万元债务，妻子和他离了婚，拿了他一幢房产跑了，家中还有个儿子要养，他就租了一台车运货赚钱。吃宵夜时，老板记起侄子孤单一人，看了阿洁一眼说：“我看你们两人倒挺般配的，要不要我牵个线？”阿洁的脸上，蓦地漾起一片红云。阿南常常来阿洁这个公司玩，每次都约她吃饭。那时，他还没有固定的工作，只是临时帮别人开车。阿洁觉得阿南人不错，老实，人品又好，从不撒谎，做事极有分寸。两个人就这么淡淡地交往着。阿洁将已婚情况告诉了阿南，阿南向她敞开心扉：“我相信你，我愿意等你。”怀着一份期待，等到1996年，阿洁在川西的丈夫终于同意协议离婚，四个月后，阿南和阿洁开始了同居生活。说到阿南与自己的感情，阿洁深感自豪：“我跟老公6年了，他说他从来没有遇到过像我这样好的女人，我是他的第二个女人，也是最后一个女人。他很满足了。”“上个月，我二哥还问我们：这么多年了，为什么还不结婚？我说不用担心，到时再说。我们在筹钱买房，我想快了吧！”阿洁又说。谈到二奶问题，阿洁深恶痛绝的样子，只是话锋一转说：“我家楼上住着两姐妹，她们是我的同乡，都是二奶。她们的父亲竟然说，做小不过是没有名分，至少比在家乡挨苦要好。我觉得真是可怕。姐姐叫阿金，跟香港人生了一个孩子，很久没有看到她了，不知道怎么样。妹妹叫阿银。你要写文章的话，我将她们介绍给你好吗？” 在后来的暗访中，与阿洁熟悉的二奶们向我吐露了一个我怎么也想像不到的事。她们说，阿洁八成也是二奶。我绝对不相信。依照阿洁的性格以及我对她的了解，她是不会做二奶的。她们说：“鬼扯！在这个村里，二奶那么多，又不能到香港，到内地去查户口，谁相信谁呀？”
5.每年春节“老公”都不会和二奶团聚
花摊上迎春接福的盆花越来越少，显示年节愈来愈近。今天，上午的花价还很高，一过了中午花价开始猛然下跌，我知道，大年除夕的脚步就在家门口。中国人十分注重传统的春节。这些天来，百万千万的人在回家的路上奔波、劳累，为的是在除夕之夜，一家人能团聚在同一个屋檐下。村里的外来户已经走了百分之八十，我也收拾东西准备回父母身边过年。就在我招手拦的士的时候，中午1时20分，手机响了，阿婷，就是那个像林亿莲的孕妇，反复求我去她家陪陪她。路过花摊，买了一大把粉红的康乃馨，递给阿婷的时候，她并不高兴。几天不见，她那圆润的脸颊瘦了一圈。“你老公呢？”在阿婷拥有的一室一厅入坐，环顾左右，只有她坐在客厅沙发上，整个居室显得了无生气。“呜－－”阿婷忽然哭起来，我抽出纸筒的纸巾递给她。她使劲吸了吸鼻子，鼻音很重，边哭边说：“这几天他都没过来看我。我就知道，他每年的春节都不会和我团聚。1997年春节，我们刚结婚半年，心想新婚又逢新春，两个人该一块过年吧？他说要回香港和他妈过年。初一、初二、初三我打电话都打不通，他到初四才回来。第二年，他又说他爸身体不好，我只有独自一个人回老家过年，初五赶回深圳后他才过来。第三年，也就是1999 年，他说要加班，我又不得不一个人回老家。去年春节，我哪里也不去，就在深圳等着他过一个团圆年，他还是说要加班。今年，我要生小孩，他还是不管我们母子。他是铁石心肠？他怎么这样无情无义？”“别哭，别哭！”我声音苍白地劝慰阿婷。我想，街道上，外出的男人都纷纷回家，家家户户庆团圆，只有一个村姑站在路边翘首张望，等待年年说回家年年不回家过年的郎君……她是望夫石。她是孟姜女。她是阿婷。阿婷哭了许久，哭累了，斜躺在沙发上抽泣，开始数落着男人： “他有老婆我都不计较，谁叫我命苦呢？可是，这四年的春节，难道就不能跟我过一个？现在都这个样子，过几年更会不理我的死活！”我干脆将整个纸筒都递给她。过了大约10分钟后，她又一次哭累了，转而关心起我来，问：“你今年怎么不回家？”“我没脸回家啊！”我说。“我也不想回家。”这个家，是她父母的家。她对我的假话信以为真，叹了口气说：“我一回家，七大姑八大爷的钱都给不起。我们家是村内的大家族，谁都以为我在深圳赚大钱。你知道吗？我是17岁那年出来打工的，那年春节没钱回家，第二年回去，初一早晨起来，封压岁钱的时候，把我吓坏了。家族里所有的孩子们都来啦，你猜猜有多少个？40多个！”说到这里，阿婷扑哧笑出声来。阿婷情绪稍有好转，我便打开电视机，一家电视台的迎春歌舞会很是热闹，暂时转移了阿婷望夫石那样的注意力。让人料想不到的是，下午4点30分左右，阿婷老公突然从天而降。他穿着一件厚厚的羽绒棉袄，手中拎着一只大大的旅行袋。当他走进房内时，阿婷即刻快活得像一只春天的百灵。“过来看看，我给你买了什么－－”阿婷老公献宝似地递上一罐比利时蓝罐牛油曲奇，一盒越南产的大树菠萝干，一筒英国拖肥糖，阿婷不等老公忙完，上前给了他一个大大的拥抱，说：“我其实什么也不要，只要你回来就好。”阿婷老公站起身来，如释重负般地笑了笑：“阿敏啊！正好可以帮我陪一陪阿婷。”“怎么，你现在还要回香港？”阿婷脸上很快乌云密布。“不瞒你说，阿敏，我今天是偷偷出来的，”阿婷老公根本不敢看阿婷的脸色，转而望向我，焦虑不安地搓了搓手，又偷偷地看了看表，喃喃自语：“怎么办？……今天下午，我那边，那边一家人不知道我偷出来了，晚上，他们等我回去吃年夜饭呢！”阿婷奋力将他转向我的头扳过去，让他正对着她，逼视他的眼睛说：“那我怎么办？”“我保证，明天下午就过关来陪你。”“保证，你保证了四年，每年都是初四、初五才敢过来。你老婆是人，我就不是人啦？我不管……”阿婷越说越委屈，干脆号啕大哭起来。阿婷老公掏出一只利是袋交给阿婷：“别哭啦！这是给你的利是。”他又从裤子口袋里拿出一沓钱， “喏，这个也给你。”“不要！”阿婷很坚决地说，“我什么也不要，只要你年夜饭陪我。”谁种下的苦果，就让谁去收获吧，我脚板下揩油，说：“你们慢慢谈，我先走一步。”“不行！”阿婷老公急了，使劲拽住我的骼膊：“阿敏，你千万替我劝劝阿婷，你不知道，我的二儿子刚刚结婚，大儿子也带着妻子刚从英国回来过年，今天晚上的团圆饭很重要，现在还不知道赶不赶得上？”这种时候，这种男人，能一刀劈成两半，一半留香港，一半在深圳就好了。可是，哪个男人也无法做到。他们永远只能在灵与肉中将自己撕扯成两半！“你真的要走？”阿婷显然绝望了。“没办法，不好意思。你让我先返屋企吧！”
阿婷快步走到阳台上，扶着栏杆摸着肚子说：“你今天要是回去，我就从楼上跳下去。我告诉你，出了两条人命，今晚你也别想走得脱。”“别，别，千万别这样。”“我就不相信，你不回香港过年会死？你老婆有儿有女一大帮人，谁像我一个人守着这个空房，你知道我守了多久了，你……”阿婷脸色如烟土一般灰灰的，看一眼都让人心头发颤。我不敢直视她的脸，死死地拽住她的衣角，唯恐她在除旧布新的日子里就这样结束生命。阿婷再一次重申：“反正你今天就得陪我，你要是回家，我就跳楼，我说得到做得到。”我一边拉住阿婷，一边直视她男人躲闪、游移、恐惧的目光，用眼神告诉他：阿婷可是玩真的！“好啦，好啦！”阿婷老公胆都吓破了，急得不停地跟阿婷解释说：“我不回去，我肯定不回香港，我就在这里陪你。”我一看形势已经缓和下来，就跟这对老夫少妻告辞。直到这时候，我才感到身上的薄毛衣已经被冷汗打湿了，手心上也是汗，都是吓出来的！临走时，阿婷老公塞给我一张纸条说：“阿敏，无论如何也要帮我打个香港电话给秦生，就说我姓郭名冠清，是他的好朋友，叫他替我想办法跟我老婆说。”在邮电所，我拨通了纸条上的香港电话，一位沙哑的老年人的声音传来。我问对方认不认识一个叫郭冠清的人。对方回答说，认识。我就将下午之事说了一遍。对方叹了口气说：“我早知他会出事，搞什么鬼？北上去滚滚出一个女仔，依家好了，人家跟你拼命了。”我千叮咛万嘱托，让他一定帮郭先生打个圆场什么的。对方说，猜都猜得到啦！依家北上抠女仔，大家都知道，只是没想到连家都不要了。然后，挺有礼貌地说了声：多谢，吾该，然后收线。刚挂完电话，一阵零散的鞭炮声响起，给即将到来的有人欢乐有人愁的除夕之夜，增添了几许热闹。初一上午，我被阿洁的拜年电话吵醒。她叫我立刻起床，去她家吃饭。我赶过去时。阿洁的老公还未起床。我在客厅里小坐片刻，建议她陪我一同去看看楼上的阿金。三天前，我曾跟阿洁去拜访过她的同乡女友阿金，感觉上阿金像鲁迅笔下的祥林嫂，精神处在即将崩溃的边缘。我所了解的二奶，在投身做二奶之前，大都还是有职业的。我的调查统计表明，下列几种职业比较容易接触香港客，也就相对容易成为包养对象：西餐厅服务员、部长，卡拉OK的DJ女与咨客，发廊妹，桑拿女，还有就是打工妹。对于内地来深的相当一部分打工妹来说，动荡与漂泊的生活决定了她们婚恋的不幸与无奈。在她们当中，大部分人努力在同乡中找对象，明确关系后再度联手打工，多年后有一笔钱回乡养老，这是打工妹中的“幸运一族”。有的打工妹年龄渐大，“门庭冷落”之后，不得不回乡找一个农民嫁出去。因为见过大世面，回到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和一个种田人独处，心中的落寞难以言诉。许多打工妹幻想在花园式的大都市深圳定居，但国内户籍制度的限制，尤其是农转非的艰难，加上深圳生活费用之高，让她们无法圆梦。于是，不少打工妹想方设法找一个港人或深圳人结婚，以便在这个她们为之付出青春的城市生存发展。这样一来，有些人会不负责任地将自己的终身大事托付给不负责任的男人，结下的苦果外人很难体会。就像阿金，幻想在一个港人身上找到幸福，结果成为二奶。阿洁说，大年初一上门拜年，自己结了婚，按广东的风俗，应该给阿金的女儿包一个利是。她回里屋拿出一个利是袋，在里面塞了50元钱。我问她是不是我也要如法炮制？她想了想说，不用。过了一会儿又说，她太可怜了，你也掏50元吧。阿金家房门紧闭。我们敲了半天，阿金才睡眼惺忪地跑出来开门，她的女儿倒是很高兴，马上转身回房拿来两双拖鞋递给我们。阿金一晚没睡，不是守岁，用她的话来说，是在“闭门思过”。看见我们两人争着掏利是给她女儿，她的眼圈立刻就红了：“那个死鬼，不管我们，倒是朋友们一直在帮我。” 阿洁十分关心昨晚除夕之夜，在新旧交替各家各户打爆了电话拜年的那一刻，阿金她老公有没有打电话过来拜年？阿金沮丧地说没有。她天天往香港打手机留言，他死活不理，一个月电话费就花了600多元。她没有钱了，女儿要吃奶粉都舍不得，所有的钱都拿来打电话，可对方不闻不问。隔着一条窄窄浅浅的深圳河，自己的男人啊，你在哪扇窗前？
6.二奶们大都来自贫寒农村
如果说，在31岁那年，阿金在经历了婚姻的破裂与打工的艰难之后，是因为不知情才被人包养，造成失足之恨的话，那么，她的胞妹阿银则是盲目地跟着感觉走，明知是二奶泥塘也要一头栽进去。如果说，姐姐的二奶之路充满了不确定性，充满了委屈、求乞和辛酸的话，那么，奇怪的是妹妹的路途表面看起来似乎要平顺一些，仿佛也多了一层幸福。阿银，1974年生，今年27岁。皮肤白皙得让人看得见微细的浅蓝色血管，仅仅微微一笑面庞也会瞬间绯红。1月26日，正月初四下午，我拉着囡囡的手，和阿金一起去探望她时，她刚刚送走钢琴老师回来。看见我跟她姐姐很熟，也把我当朋友，邀请我去她家坐坐。她家客厅不大，一架德国公主牌立式钢琴赫然而立，深褐色的琴面纤尘不染。墙角悬一把古典吉他。电视柜旁有一组半人高的音箱和一个中型功放机，但我不知道是什么品牌。“这是谁的？”我下巴颏指向吉他问。阿金抢着说：“是阿银老公的。”“是啊，他最喜欢音乐呀！他逼我去学钢琴时就说过，将来我们都失业了，你弹钢琴，我弹吉他，肯定饿不死的。”阿银的笑容是一种心满意足的证明。“钢琴学了多久了？”我好奇，觉得这个家还是蛮有情调的嘛。她想了想说：“一年多吧，拜尔差不多完了，599弹到十几课。”“弹一只曲子吧！囡囡一直在家吵着要听呢！” 阿金将女儿抱到沙发上，母女俩端坐着，像在等待一场音乐会。“新年新曲，来，弹一支吧！”我轻轻地拍掌。
阿银的脸突然红起来，她说： “弹一曲《少女的祈祷》吧！我刚学的曲子，我很喜欢。”她在琴凳上坐好，打开琴盖，先试着按下一串清亮而迷人的音符。渐渐地，这个狭小而充满市井之气的村庄遽然远去，在午夜山风、竹音和薄雾的引领下，一位穿着古典英式长裙的少女迎风而立，双手合十，面对月空、大地和冥冥中主宰命运的神灵，默默地祈祷－－祈祷她的未来之路，期待她的命运出现奇迹。“啪，啪，”一曲刚落，囡囡带头鼓起掌来。我和阿金也鼓掌，阿银脸上更红了。她放下琴盖说：“老师说，我最近半年的进步很快，我想去考级。可能几年之后，说不定我也能教琴呢？”“教琴？能养活自己吗？”阿金疑惑地问。我笑着说：“教琴肯定能。现在的钢琴老师多俏啊，一节课就收100元。”“你知道李云迪的老师但昭义吗？我本来想找人请他教课，但是太贵了，听说要500元一节课哩！”“李云迪是谁？”阿金张开茫然的眼睛。“姐啦，拜托啦，你什么都不知道！”阿银无奈地笑着。这一年，钢琴王子李云迪还远没有出名。
两天之后的一个下午，正月初八，我约阿银去村内一家西餐厅聊天。阿银是个很合适的谈话对象，素质较高，和村内其他二奶不太一样。当我迂回曲折地把话题扯到村内的二奶现状时，她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对于社会上二奶现象的产生，我觉得社会要负一定责任。像我们这些来自农村的、贫穷家庭的女孩子，难道就不能通过什么一些异端来改变命运？我也奋斗过，我也打工呀，可是，代价太高了。我不是被男人骗就是自己无端地生重病。这一点，社会上的人们注意到没有？吃饱了喝足了的人们只会唾弃我们，但是，如何来改善我们这批人的生活，在我们奉献聪明才智时，也能衣食无忧呢？还有，为什么光指责二奶，就不讨伐、制裁男人呢？要不然，只要有男人包，二奶现象还要继续存在下去的。你分析过没有？在这个村里，二奶们有不少的相同之处。家境相同：来自农村贫寒家庭。家庭背景相同：家中起码有兄弟姐妹超过4个以上。婚恋悲剧：出来之前或者是被包之前都经历过婚恋悲剧。教育背景相同：绝大多数是初中或小学文化。外出打工经历相同：被人欺负。导致的结局也是一样的：被人包养。你去书摊上看一看，几乎每本地摊杂志上都有写“二奶”的东西。我敢说，那些作家、记者们都是瞎编的，写的二奶不是风流就是可怜可嫌，谁也没来实地考察，找个把人聊聊，认真地分析一下，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男人包二奶？为什么又有越来越多的女人做二奶？我这样强调社会的责任，不是表示做二奶是这一类女人的唯一的出路。但至少从我来说，从我遭受的挫折来看，我不敢再去社会上打拼了，我拼不起，干脆让人养起来算了。有人叫国家养，有人叫企业养，升官发财，儿女出国，衣食无忧。我们那里有人五岁造名册，就有了国家工资，就是国家干部。我为什么不可以叫男人包养？你可能也听我姐姐说了，我们家很穷的，我姐姐14岁时帮人带孩子，一个月赚20元，我也从12岁开始帮人带孩子，和姐姐一同赚钱养家。我来深圳打工，认识的那些男人，嘴上说想找我做女朋友，但一个个都像狼一样，狠不得扑上身来，和我干那个。我很难接受，觉得好多只有在小说里才能看到的事，都在我身上发生了。我姐是1991年来深圳的，我晚她4年，1995年出来打工。当时广东新会市招工，我进了新会市一家私人制衣厂，是个黑店，每天只给我们20多元工钱，没日没夜地干了一个月，人累得快断气了！偷偷写了信给姐姐。当姐姐从深圳赶来救我时，我一看到她，就哭了。那时，姐姐也很艰难，她患妇科病刚刚出院。离开新会，我和姐姐住在一起，白天出门拼命找工作。有一次，我看见一个酒楼的招工启事，按照地址找到宝安的福涌镇上。老板是个骑着摩托车的年轻仔，他带着我穿大街走小巷，走了很远。我一路上在嘀咕，酒楼那么远吗？他将摩托车停在一家商店门口，告诉我，这家商店也是他的，要我进去帮他收拾一下。你要在人家手里讨碗饭吃，人家要你帮忙你能不去吗？我随他走进只有十几平方米的食杂店，他突然转身紧紧抱住我。我哪里见过这种阵势，吓坏了，用脚死死地踩住他的脚，刚刚挣脱开，顺手拿起桌上的一把剪刀，他敢靠拢我，要过来，我肯定要戳过去的。四川妹子这么刚烈的性格，他吓坏了，不得不跑出门去。这以后，我又去下沙一家工厂打工。工厂的主管动不动就趁我拿料时，摸一摸我的脸和胸，一开始，我还忍着，心想他摸了几次也就算了，谁知道，他见我不反抗，更加肆无忌惮。我受不了这种污辱，一把将他推开，当众骂他是猪狗不如的东西。天哪，他是老板的亲戚啊！维护尊严的代价是我再一次滚蛋。我觉得，男人对我，都是有企图的。我不知道，现在男人怎么变得这样贼心贼胆贱骨头啊！
1996年下半年，我不想再去那些烂地方打工，就在一间设在皇岗口岸附近的发廊当洗头妹。在发廊里，我觉得，很少有男人的目光像剥光我衣服那样停留在我身上，因为发廊里漂亮小姐太多了，她们一个个巴不得男人的眼光停在她们身上。她们一招一式总想勾引那些来洗头的男人，其中绝大多数是港客。当然，也有许多男人给我留电话，约我喝茶，我从未出去过。每次收到他们的名片，我随即塞到包里去。我是不想卖肉的。1996年腊月二十九上午，我打辆摩托车准备赶到发廊上晚班。为了在年前多赚几个钱，我没打算回家过春节。不料，摩托车仔不小心，和一辆的士撞了车，我头被撞破了，流了一地的血，被路人送到红会医院。下午我醒过来时，头上给缝了十多针。医院说要我交1000元费用。我吓死了。姐姐在年前赶回四川过年去了，我找谁要钱呢？举目无亲，谁会来救我？我翻出包里的港人名片，给他们电话，打了一大通电话，只有一个港佬来给我交钱。他已经51岁了，虽然是个货柜车司机，但穿戴时髦，整齐干净，与大部分司机不太一样，看起来像个文化人。他帮我办理好了一切出院手续，然后，打了一辆的士，送我回到和姐姐租住的房子里。临走的时候，他略一停顿，将一叠人民币塞在我的手里，还叮嘱我定时去医院检查。等他走了，我数了数，他给了我1000元钱！那一年除夕，孤零零的一个人，捧着他的钱，想起他对我的好处，心中除了感激，还是感激。好人哪！什么时候再能看见他，我一定好好地对他说声：多谢！阿银再次遇见那个救助她的香港佬时，已经是那年的元宵节之后。那天，有个发廊妹在西餐厅请阿银吃饭，当她走进大堂时，只觉得眼睛一亮：原以为今生再也见不到的那颗生命中的星辰，此刻，正和一大帮子人也在西餐厅吃饭。直到这时，她才晓得他叫阿原。萍水相逢，偶然间阿原看见她也很高兴，客气地请她坐一块吃点东西。当阿原和朋友临走前，还特意绕到她的餐桌旁告诉她，他们到旁边的一家咖啡厅去喝咖啡，希望她饭后也去坐坐，大家聊一聊。在那里，阿原请她喝咖啡，还让店家播放了一首麦当娜的《不要为我哭泣，阿根廷！》。阿银第一次听到这首好听的英文歌，心情有些荡漾，偷偷地瞥了他一眼，阿原竟然有点害羞。其实，阿银的脸红得更加厉害。两人聊到下午2时30分，阿银不得不去发廊上班。凌晨2时后，阿原来接阿银下班，两人去罗湖区海鲜街吃海鲜。她胃口好，心情更好，一直吃到4点钟，阿原又一次掏出1000元给阿银。阿银坚辞不受，阿原说：“记得看医生哦！年轻轻的女仔，要懂得保养自己。”出门一年多，除了姐姐之外，第一次有人这么关心自己，阿银当时眼眶就红了。说起自己的生活，阿银很满足：“我喜欢他，他也喜欢我，这样不是很好吗？我现在租住的是两室一厅的房子，月租1400元，水电费300多元。他每个月一般给我5000至6000元。他是那种直率的人，有什么就说，从不吞吞吐吐。多收了钱，就多给我，少收就少给。有时，他没钱给，还从我这里拿钱用嘞！“我跟他在一起，我是心甘情愿的。他一直劝我学点什么东西。最早时，他买过一部电子琴给我，要100元一堂课，我嫌贵不愿去，结果他以为我不愿意学电子琴，就自作主张又买了一台钢琴给我，我一直觉得太贵了。但是，钢琴买回来了，花那么大的价钱，我不认真学行吗？“他打算给我买台电脑，让我学习打字，上网。他是个负责的男人，总想替我规划好未来。他在那边是有妻儿的，他越替我规划未来，我越想到他可能会走，为了走得放心才这样安排我的后半生。未来究竟怎么样？谁又能知道呢？“假如有一天，他像我姐姐的老公那样消失了，我是绝对不会去找他的。我和他在一起，是我自己选择的道路。不是有句话叫不期望天长地久，但愿一朝拥有吗？这段日子，我是幸福的，我永远感激他。他要走的话，肯定有自己的苦衷，而我会继续我的生活。像我们这样的女人，不想开一点，怎么办呢？”
7.女记者相亲见“老爸”
这是新型移民城市特有的现象：进入2月以来，回内地老家过年的游子一拨拨回到深圳，回到暂时栖身之地。村内的主干街道上，一扫春节前的寂寥与清冷，开始晃动着越来越
多的青春鲜亮的女孩子身影。不远处，落马州过境大桥上，一辆又一辆货柜车穿梭往来于深圳与香港两地。2月9日，在麻将馆认识的同乡阿春来找我，她准备给我介绍一个香港人。这以前，阿婷“老公”要帮我找一个香港男人的话，还没来得及兑现。我决定按阿春的安排先去“相亲”。阿春认为，一个内地女仔“嫁”给香港人一般只有两种形式：自由“恋爱”和经人介绍。自由“恋爱”指自己在打工过程中，或是在坐台的过程中结识港人，尔后或主动进攻或被动接受。经人介绍则分为两种，一种是经同事介绍，阿春就是西餐厅女同事给介绍的；另一种是同乡牵线，一个女孩子“嫁”给香港人，再将家乡的同乡或邻居女孩介绍给这个香港人的同事或朋友。这种经过同乡牵线而成功的“婚姻”在村内占的比例最大。2月10日上午10点半，阿春带我去一家西餐厅。我和阿春刚走进西餐厅，阿春老公就站起来跟我们打招呼，他身旁的有一位香港人，是“老爸”(广东话叫“老痘”)级的人物，满脸爬满微微细细的皱纹。头发倒是十分茂盛，因为是临时染过，在发茬处有明显的半寸长的灰麻色白发。相互寒暄后，阿春有意拉着老公上街玩，剩下我和“老爸”一同饮茶。“你系边度人？”“老爸”问。揣摩他那张一说话就满嘴皱纹的脸，我敢打赌他超过60岁。我仅仅会说一点点并不标准的粤语，为了迎合他，我也像所有的二奶们一样，开始跟他讲广东话：“我系江西人，你知不知道江西？” “我知，”他笑了起来。“江西妹不错的。我最怕找湖南妹，四川妹也不好，太疯了，江西妹好保守，不太会出街乱走。”可能是被湖南妹、四川妹“咬”过吧，他一副怕井绳的样子。“你钟意不钟意玩？”他又试探着问我。我不知道他究竟什么意思，也不知道怎么回答他，正在考虑措词，他又告诉我，“我在一家建筑公司做工，管管材料，一个礼拜返屋企两次。”这意思是，跟上他，不会让我夜夜独守空房。我很费劲地听着，在他看来，我的确是一副认真相。等他唾沫星子乱飞一阵之后，我试探着问：“你点解要包女仔，点解到呢个村来？”
我问话的目的很明显，就是要了解港人，包括眼前这位“老爸”为什么还要在内地养小老婆？“我老婆身体吾好，她有癌症，已经两三年了，我只好找个女仔喽。再讲，我仔也包佐一条女仔，也在呢个村，我仔要我同他合住，房租可以省一点。” 把生病的结发妻子抛弃在家，同儿子一块在外“纳妾”，要不是我正在隐性采访，我早拍桌子指着他鼻子骂他个狗血喷头。我忍住性子问：“你给多少钱？”他一副施舍的样子：“一个月3500块，够多的啦！”早茶端上来了，四个小件，两碟白粥配上榄菜。我独自很饿，却丝毫没有食欲。见我没有任何反应，以为我嫌少，劝导我说：“不少啦！房租是我仔交，你只买一点点菜就答啦！”“好啦！”我凶巴巴地答应，转换了一个话题：“以前包过没有？”他笑了，脸上的折子舒展开来：“以前包过两条女，一条是四川妹，一条是湖南妹。都不好，一个同我住了两个月，另一个待了一个礼拜就跑走佐。”他希望寻一个老实、本分的女孩。“我同阿春老公讲，这次要寻一个年纪大的。他们讲你29岁，我说，这个年纪要想包出去，困难一点。不过，我是不嫌弃你的……”他以宽宏大量的目光审视我。在他们眼里，“女人三十豆腐渣。”自然要降价处理，这仿佛符合市场规律。“好，我考虑一下再同你联系？”想着要同一个时常“老树缠嫩枝”的老头子共进早餐，我就恶心。推托有事想开溜先走。也许从未遭受过“二奶”的拒绝，他火冒三丈：“你也不想一想，自己都快30岁了，依家不寻个人靠靠，将来怎么办？依家街头大把靓女，我……”他本以为能狠狠打击我一下，让我回心转意，我却嫣然一笑：“这个问题嘛……我刚刚被人抛弃，现在什么也不敢想，我想回家看我老爸，看看他染了白发没有？”当天晚上，阿春知道情况后，反倒安慰我，不用担心，她还会为我介绍“对象”。2月14日，情人节，隔壁邻居又给我找了一个香港人。第二天，我见到了一个在香港某厂打工的小统计，45岁左右，更是一副居高临下的救世主姿态，仿佛一旦包下我，我就过上了天堂般的幸福生活。当然，我并没有跨进天堂，并非是我拒绝他，而是他没有看上我。
8.有人竟然将二奶当成职业
入住28天以来，我先后结识了阿婷、阿艳、阿月、阿金以及阿银，可以说，这6个二奶都为生计所迫，为图温饱不得不被经济条件好、收入稳定的男人包养。她们住在与香港仅一桥之隔的某某村，自然是有赖于港人，主要是货柜车司机的包养。这只是事情的一部分，还有一些年轻女仔从内地涌到深圳，竟把为人二奶作为一种“职业”，或者说是谋财手段，奋力勾引香港男人。如果说她们跟妓女有所区别的话，妓女面对的多为散客，她们则卖给一两个常客。这一类二奶，多数是有足够心机的。她们摸准了港人包养二奶的心态，那就是胆小怕事，不敢张扬。既要“性”福，又要脸面。更要命的是，在短暂的包养过程中，她们掌握了港人的家庭电话号码，仿佛摸到别人的命脉，藉此来威胁男人，让港人无可奈何。当她们自认为“榨”够了港人钱财后，多数会一不作二不休，将出租屋内的电器悉数卖光，再择另一屋村居住，另筑新巢，等待下一个港人上钩。直到2月15日上午，我对村内每栋楼房底层商铺上张贴的转让启事，才引起足够的注意。有张转让启示是这样写的：家电转让：因回家低价转让29英寸松下彩电、VCD音响一套，全新空调一部。孙小姐95×××－－92835。我从水果店铺的门面上撕下这张纸条，老板娘主动告诉我，有些二奶骗那些香港人的钱，包了几天后，趁香港人出门开工，将东西拖走，再张贴启事贱卖电器。这种张贴每隔个把月都可以看到。上午10时，我用阿敏的名字传呼转让启事上的孙小姐，不到两分钟，孙小姐就给我复了机。她说她日前租住在蔡屋围，要我坐中巴去找她，到达蔡屋围大酒店后，再传呼她，她会叫妹妹来接我。30分钟后，我到达蔡屋围大酒店。传呼孙小姐后，过了5分钟，一位长相极为普通的女孩子来到酒店门口。接上头以后，大约又走了5分钟，敲开一扇陈旧的木门。不足10平方米的客厅光线昏暗，三只看不出颜色的沙发早已破旧不堪，一台25英寸的松下彩电屏幕上，李玟正卖力地推荐波导手机。一位肤色白皙，面庞微胖的年轻女子从沙发上欠起身来。“你好！”她笑着跟我打招呼。她笑起来很动人，那对晶亮的眼眸，在她那双凤眼里面闪烁，像夜空里点燃起的火苗。高挺的鼻梁下，有一双性感的厚唇。如果不是上天搞错的话，她与妹妹简直就不是一个母亲父亲生的。我在沙发上落座，诉说为什么要图便宜买她二手电器的缘由，很自然地，又如此这般说出被人“抛弃” 的悲惨经历。我这一招屡试不爽，毕竟人都是同情弱者的，对于本身就处于弱势群体或是特殊群体来说，这一点很重要。我刚说完，孙小姐气愤得跳起来说：“又是一个香港人坑人，真要命！”她把一缕金黄的头发从脸上吹开，生起气来，“我那个香港人58岁了，玩什么玩哪？一开始还骗我说离了婚，就只允许他骗我们，我们就不能骗骗他们？我对他说，你别惹我，再惹我告你老婆去。”“后来呢？”“我就甩掉他了，我跟他两个月，什么都没捞到，我把电器偷偷运出来跑了。”她得意地大笑。我问她，“那个香港人不来找你麻烦吗？”“那不可能。”她摇了摇头，仿佛能够把包养过她的港人摇掉似的，“香港人胆小怕事，他到村里找不到我，看到我张贴的东西，传呼我，一开口就骂人，我盯着表看，任凭他骂了三分钟，我只说了几句话，他就挂了电话。”仿佛说书人说到紧要处突然卖关子似的，她突然打住，不慌不忙用一只金色打火机点上一支七星万宝路，吐出一串圆形的烟圈，窒闷的空气中烟味弥漫开来，她才接着说：“我说，你有什么鸡巴用？还到处抠女呢，也不看看能不能雄起来，再骂，我告诉你老婆去。”“你知道他老婆的电话？”我问。“当然，在一起时，我问他他怎么会讲呢？我就每次小心搜他的东西，看到他一个工作证件上的地址，再托一个小姐妹的香港老人去替我打听，一点一点地问，打掉200多元钱国际长途电话费，找到他家的电话。”她说，早些年鬼迷心窍，想嫁过香港去生活，现在看来是不行了，但可以搞搞香港人，从他们那里弄些钱。她得意地说，三年来，她至少搞掂了20个男人。她来自贵州省遵义地区，农村妹，今年26岁。她家竟然有三台25英寸的彩电要出售，我装模作样地看了看，和她约好下午4点找人来扛。然后，我便拜拜。我没有买她的二手家电，也就断了联系，无法搜证她“搞掂”20个男人的“传奇”本领，对我的调查而言，也算是一个缺失。
9.有“爹”的女儿没爹疼
2月16日，正月二十四，周末。我还在为贵州妹麻倒男人而震惊，阿金找上门来，央求我陪她去“找老公”。阿金抱着三岁多的女儿，带了一大堆吃食，好像不是去等一个三个月没有音讯的负心汉，而是去参加一场初春的踏青。皇岗口岸，亚洲最大的陆路货运口岸，出入境车流量居全国第一，从这里出入境的车辆占深港之间进出境车辆的80%。上午9时25分，口岸出入境处，呈现一片喧嚣和繁忙的景致。阿金熟门熟路，找准了第一车道附近的一块空地，也就是天桥下面的醒目处，铺了一大张塑料布，抱着女儿席地坐了下来。阿金两眼专注地盯着每一辆入境的香港货柜车，女儿囡囡就在塑料布仅有的几尺空间内走来走去，手中拽着一罐益力宝，喃喃自语，谁也不知道她想表达一些什么。我就像是一个陪绑的犯人，守株待兔的猎人，在香港通往内陆的货运要道上，等待未知情节的突然展开。每当一辆货柜车驶过，盘腿而坐的阿金的身体都会向前倾一倾。随着时光的流逝，在阿金的眼里，泊满了陌生的车辆。一一向前飞奔的，虽然都是一辆辆境外的货柜车，却没有一辆是属于阿金的。阳光正烈，我们都没有带伞，阿金鼻尖上渗出了粒粒汗珠。囡囡独自玩了一会儿，突然不耐烦，嘴里喊着“妈妈，爹地”大哭起来。女儿哭声勾起阿金的伤心事，阿金一把抱住女儿，一把鼻涕一把眼泪恸哭起来。她边哭边将囡囡的屁股翻过来，重重地扇了两巴掌：“哭什么哭？再哭你死鬼爸爸也不会回来，我们干脆……回四川……孤儿寡母的……”阿金的号啕惊天动地，随即被货柜车的轰鸣压了下去。我第一次发现女人哭时，脸孔竟然可以扭曲得这么难看，和阿金平素的忧愁与不安形成强烈的反差。我劝了半天，发现言语十分贫乏，只有闭嘴。突然，阿金将女儿扔在塑料布上，独自走到一辆刚刚入境的货柜车旁打招呼。远远地，我看见司机探出头来，跟阿金打着招呼。我突然欢喜起来，莫不是守寒窑的王宝钏迎来了薛平贵？我高兴得太早了。他们两人说了两三分钟，阿金又闷闷地踱了回来。那辆车，是她“老公”同事的车，阿金认识他。发现阿金竟然在此等待阿郎归来，很是惊讶。他劝阿金回家，别在这里等，即便是等也等不到，香港到深圳不止这么一个交通口岸，还有文锦渡、沙头角等地。既然对方有意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