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长：“女士们先生们，很抱歉告诉你们，我们还要延误大约四十五分钟的时间。有一个电路板看来出了一些技术故障，维修人员马上就到。”
由于最近才发生过空难事件，当“技术故障”这个词从广播中传来，旅客们都无法平静了。而对我来说，每当有中国人看我时，我都禁不住紧张、害怕。一个偏执的声音在我脑中不断回响：“他们知道，他们知道！”此时我远离了真善忍，头脑无法冷静。我的生活中从未有过这种感觉。我不禁问自己：“你怎么了？你在干什么？”
我的思绪又回到了我第一次决定去天安门的时候，那已经是两年前的事了。一九九九年十一月，我在澳大利亚雪梨待了一阵子。一天，当地学员们迎来了一位访问者。这是一名来自中国大陆的法轮功学员，人人都叫她小叶，甚至人们让我也这样称呼她，尽管她至少比我年长十岁。我们大家围在餐桌旁，边喝茶边讨论即将在香港召开的法轮大法心得交流会。
讨论中，我询问在中国的学员们的处境如何。因为自中国官方于一九九九年七月开始镇压法轮大法后，我们听说这场迫害正在加剧，然而学员们没有放弃。因此中国官方最近通过了一个违反中国宪法的条文，为这场迫害找依据。她说形势非常复杂，非常严峻。我的心很痛，想立刻飞到中国，加入那里的学员们的行列。我问道，怎么我可以在这里自由炼功，而他们却不得不面对迫害？我想知道除了与海外政府官员谈话，争取对法轮功的支持外，我还可以做什么？我产生了这样的念头：既然我要到香港，我就应该乘火车去北京，到天安门广场高举起“法轮大法好”的横幅。
因此，我通过一名翻译问小叶：“如果我去中国，在天安门广场上举横幅，妳认为怎样？”
小叶说：“我既不会劝说任何人去中国，也不会劝人不要去。这必须是发自你自己内心的决定，因为这是你的修炼。但是，如果你要去，这将是非常有力的声音，将会鼓励中国大陆的法轮功学员们；不过，在海外，也极亟需像你这样揭露迫害、为法轮功呼吁的人。所以两种做法都会产生好的效果。”
她的眼神显示出对我个人安危的关切，但她尊重我，让我自己做出决定。
我没有再说什么，内心却已经斗争起来：
我的内心：我要去。
我的头脑：你不会讲中文呀。
我的内心：我可以说“天安门广场”，人们就能够给我指路。
我的头脑：你凑不够回家的钱。
我的内心：我有足够的钱到北京。
我的头脑：那你在那里的吃饭问题怎么解决？
我的内心：我可以忍受饥饿。挨饿的人时时都有。
我的头脑：他们要杀你，怎么办？
我的内心：为了真理我愿付出任何代价。
在这内心交战的过程中，我的眼眶里充满了泪水，但思想坚定起来，我当时就决定要去。此后，通过与另外一名学员交谈，我逐渐明白了我只有纯洁的内心还不够──我还要有责任心，敏锐地看待局势。一九九九年，这场迫害仍处于早期阶段，许多人还不清楚法轮大法是什么，也不知道在中国发生着什么。我计划采取的行动可能会收效甚微，甚至令人产生误解。于是，我决定暂时不去大陆，只是去参加香港的修炼心得交流会。
……
机长的声音传来：“好了，看来我们已经解决问题了，十分钟内我们将会进入跑道。”
当飞机进入跑道时，我靠在椅背上，回忆起我在香港度过的时光。对我而言，那一切是如此不可思议：当我们举着写有“真善忍”字样的横幅，穿越街头巷尾游行时，中国正在以“危害社会”的理由，迫害法轮大法。
那次香港法会开得非常好。我甚至有机会在会上发言，交流体会。但是，最令人难忘的是我碰巧参加了一次新闻发布会。我记得非常清楚，就好像是早上发生的事情一样。交流会刚刚结束，我怀着宁静而轻松的心情走过会议大厅。一名学员上前，问我是否愿意帮忙接待媒体。我想，当然可以，非常愿意。
我在一张圆桌旁坐下来，记者们就好像从天而降，眨眼间我们就被拿着麦克风、摄影机的人们围住。每秒钟都有闪光灯在闪。他们都想提问，一个声音高过一个声音，似乎要我们同时回答他们所有人的问题。简直乱成一锅粥了。我们只有三人，要应付至少二十名记者。我们还没有接待媒体的经验。我们平日在公园里打坐炼功，夜晚聚在一起读书，而接受媒体采访？我可没有接受过什么训练。
我们这几人中包括香港最活跃的一名义务联系人、一名来自澳大利亚会讲双语的年轻女士，还有我。我们坐在那里准备使出浑身解术来回答记者们的问题。突然，一个思想涌上我的脑海，就像一个苹果从树上掉下来正中我的脑门儿一样，我意识到：这个机会太重要了，就在这里，从中国散布出来的一切谎言和宣传都可以得到澄清。机不可失，不能任由其继续喧闹下去。于是，我起身说话了：“女士们，先生们，请安静。我们将逐个回答你们的问题，请举手等待，由于我们必须向你们所有人提供翻译服务，所以请耐心等待，等点到你时才发问。”
我的声音很高，但是尽量表现得彬彬有礼。当他们意识到我们是在尽力配合他们而没有躲避他们潮水般的问题时，每个人都静下来。于是，我们开始逐个回答。这给了我们一次极好的机会讲清法轮大法不反对政府，永远也不会反对；“香港正在变成法轮功用以攻击中国政党的基地”的说法是错误的。一名记者问我们是否在中国非法销售书籍。由于我从来没有听到过这种谎言，我停顿了一下，看着摆在圆桌上的法轮大法书。整理了一下思绪以后，我把书皮背后的ISBN号码和条形码给记者们看，然后宣布法轮大法所有的书籍都是经过注册的，他们可以自己查证。在举着这本书时，一阵刺眼的闪光灯白光打过来，模糊了我的视线。其间除了一小段时间有点吵杂，我们三人发挥了我们最大的能力，平静、友好地回答了他们的问题。
尽管中共媒体在宣传中散布了大量谎言，我们让人们知道了法轮大法修炼并不是不让人吃药，也没有要求人们忘掉他们的家庭，更不是要颠覆中国。
……
经过四个多小时的飞行，我们抵达了温哥华。由于飞机晚点起飞，我们没能赶上原先应该转乘的飞往北京的航班。航空公司安排我们在三角洲饭店过夜。这是很好的机会让自己静一静，读一读《转法轮》以及打坐炼功，因为一旦到了中国，学法炼功可能就会有些许困难。然后我决定发正念，也就是用强而有力的正的思想意念消除宇宙中的邪恶因素。
我对此的理解是，我们修炼宇宙大法，圆容一切。如果我们是纯净的，是同化宇宙特性真善忍的，那么我们的思想就具有非常强大的力量。这不是说我们要去铲除那些坏人，而是铲除另外空间掌控他们的邪恶因素，这些邪恶因素企图阻止宇宙之法圆容一切。
当我第一次悟到发正念的重要性时，我感到一股博大而神圣的庄严使我的心脏膨胀到胸腔那么大。这就好像我整个生命的存在都是在等待着这一刻。
你看到了我为追求生活的本质而进行的内心活动，而这个对所有人都是最美好的事情是我无法用语言形容的，即使是对我最亲近的人。这主要是因为我在放荡不羁的日子里，已经逐渐把这最美好的人的本性给淡忘了。
但是修炼能让我们返本归真，在此过程中我记起了越来越多的东西。这是非常深刻、亲密和极为个人的事情，也是我以最高敬意对待的事情。不仅我有幸同化宇宙大法，净化我自己，超越从前肤浅的思想方式，并通过我的修炼为我的朋友、家人和社会带来福份；而且现在我的思想和心灵可以静下来，集中我生命的一切去消灭宇宙中一切试图干扰宇宙大法的邪恶和负面的因素。全身心地投入，改变自己，超越和升华自己，走向纯洁而高尚的生活，并为全人类的纯净而努力。现在梦想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实现了我生命存在的意义。
次日，我平静了许多。当我们乘坐的飞机在跑道上疾驰着离开地面时，我的恐惧和紧张都烟消云散了。至少我当时是这样认为的。
第三章 飞往中国
飞机在温哥华冲向云霄时，我从小小的飞机窗口俯瞰着海洋的波涛，落矶山脉变得越来越小，浮云越来越大。我在座位上坐好，感到在生活的众多伟大事物中我是那么渺小。生活是如此的伟大、无限，而我能成为其中的一分子是多么荣幸。一种责任感油然而生。我直视前面的椅子，坚定地对自己说：“我要去中国的首都，给人民带去这样的信息──整个世界都知道：法轮大法好。”
我想起了李翩翩。她不知道我现在在哪里，如果知道，她会为我感到自豪。
李翩翩是一位矮个子老年华裔妇女。我们有时早上一起在公园里炼功。我看过一部录像带，片中，五名妇女以约二十天的时间，刚刚完成了五百公里的步行活动，目的是呼吁全球紧急营救在中国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李翩翩和这五名华裔妇女以及一名男士正在加拿大渥太华议会山上，准备向政府递交大约十万个加拿大人的请愿签名。其中有许多签名就是她利用一切机会收集来的。无论是雨雪风霜，都阻挡不了她的脚步。在救援活动中，李翩翩负责给其它步行者送饭以及提供各种后援。
她和我是那么不同，年龄、种族、身高、背景等等。
到达渥太华后，李翩翩为能够来到加拿大首都为法轮功呼吁而欢愉得像个小姑娘。然而她若是在中国就无法这样做。现在，一名加拿大年轻人要去她祖国的首都做同样的事情。我无声地坐在那里，感到这一切真是出乎意料。
记得当我坐在中国领馆前做为期十天的静坐抗议时，她是那么为我自豪。她快乐地来到我面前，使出她英文的最好水平说：“你，真好，真棒。”并立起了大拇指。其实，我没有做那么多。许多人为支持我而付出了更多的辛劳；我只是坐在那里，与媒体和过往行人交谈。我没有那么棒，但是根本无需解释，我也明白为什么她那么高兴。
这十天的静坐是从二００一年七月十日到二十日。七月二十日是中国迫害法轮功两周年。好朋友乔尔当时替我与媒体联系，帮了不少忙。我们在多伦多一结束此事，就直奔美国首府华盛顿。法轮功正在那里举行许多重大活动，包括三千人游行穿越华府，在首都国会山庄举行集会，在华盛顿草坪举行震撼人心的烛光守夜。我和乔尔未能赶上参加大部分活动，但仍然赶上了修炼心得交流会，并有机会见到了许多同修。
正是在华盛顿特区我们下榻的旅馆里，我俩做出了去中国的决定。过去，我们曾经谈过此事，但是这次不同以往，因为这次他是认真的。
他看着我说：“我们行动吧，去中国。”
我答道：“如果想去，那就去。”
乔尔：“回多伦多后，我就去申请签证。当中国人到加拿大旅游时，看到我们在公园里炼功，他们脸上的表情简直惊讶极了。试想一下所有的中国人，如果他们看到我们在天安门广场上炼功，会有怎样的反应？”
我不禁想到所有那些有机会看到我们的人们：“好！我们行动吧。回去就申请签证。”
的确，回到多伦多后我俩都拿到了签证。我们禁不住笑起来，因为他是多伦多法轮大法媒体发言人，而我也刚刚被中英文媒体新闻采访、报导过。中国学员的护照往往会被中国使领馆取消；他们回国探亲时一到机场就会被跟踪，有些人刚到海关就被抓起来。我们几乎不敢相信自己拿到了签证。
当我和乔尔为这次活动做准备期间，我不断地问自己这样做是否正确。整个准备过程中，我开始向内心去检查自己去天安门广场的动机是否有不纯的地方。我发现，在我心中我想要做英雄，想要他人赞扬我、记住我。当我看到自己这些潜藏着的执着心时，我为自己竟然想利用这样的条件来为自己取得名声而羞愧不已：人们正在以生命来保护法轮大法，而我却为了自己。
距离我们的最初计划大约一个月后，我们听说有其它两个国家的学员正在讨论去天安门广场静坐、举横幅。一些人认为这主意不好，担心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担心人们会误解我们。这些全都是我曾思考过的问题。我们讨论了一番。此时我确定我已没有了名利之心，我已经去掉了此心，如果没有去掉，我是不会去的。
我决定写文章讲明我的观点以备任何不测的事情发生，也可以防止人们误解我。其中一篇文章就是前言中那封写给全体中国人民的信。我的思想很明确：我要捍卫真理。中国人民需要有机会亲自见证他们被禁止看到的东西。我最终下了决心。
我坐在多伦多大学集体学法的人群中，审视我的心，想要再次鉴定我是否应该去。忽然间，我看到了在我身上存在的一个问题：恐惧心││我害怕自己会出什么事。我困惑了。过去，在我成为一名法轮功学员以前，我曾经从飞机上跳出、站在悬崖绝壁的边缘，或在高速公路上和其它车辆相距几英尺以每小时一百英里的速度飞驰。在所有这些例子中，我从未感到过丝毫的害怕。这回我为什么怕了呢？
经过几日的学法和向内心寻找答案，我能够看到原因了：这回我是真正地在为他人做一件事情而没有任何为己的目的；这回，我正在朝真、善、忍迈进一大步，而迈出这一步使我自私的那一面，没有修好的那一面畏惧了。当我看清这一点，我感到“害怕”也制约不了我了。内心的恐惧也阻止不了我做这件自己感到应该做的事情。我为能够看到自身不纯的东西而感到高兴，因为一旦发现不纯，就可以去掉它，从而达到精神境界的升华，对同化真善忍就有了更高深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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