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肃AB团”事件的历史考察 (3)

2004-04-29 15:58 作者: 高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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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7 、8 月间,“AB团”迅速从基层清洗转移到上级机关。8 月,李文林出任根据李立三攻打大城市命令而新成立的江西省行动委员会书记。在“打AB团”的积极性方面,李文林并不输于前任特委书记刘士奇,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赣西南特委在1930年9 月24日印发的《紧急通告第20号──动员党员群众彻底肃清AB团》文件中宣布:“红旗社列宁青年社,赣西南政府,都有AB团的小组……所有混入在党团特委的赣西南政府的AB团份子全部破获。并将各县区的组织通通供报出来了。”

  这份《紧急通告》还详细规定了“肃AB团”的审讯方法和处决人犯的基本原则:“AB团非常阴险狡猾、奸诈强硬,非用最残酷拷打,决不肯招供出来,必须要用软硬兼施的办法,去继续不断的严形(刑)审问,忖度其说话的来源,找出线索,跟迹追问,主要的要使供出AB团组织,以期根本消灭。”

  一经发现“AB团”份子,下一步就是枪毙。《紧急通告》要求:对于首领当然采取非常手段处决,但须注意,在群众大会中由群众斩杀。……富农小资产阶级以上和流氓地痞的AB团杀无赦。……工农份子加入AB团有历史地位,而能力较活动的杀无赦。

  赣西南特委厉行“肃AB团”,到了10月,在赣西南三万多共产党员中已“开除的地主富农有一千多人”(“二。七”会议要求把“党内代表富农份子不论其阶级如何及过去工作如何,无情的坚决的开除出党”),消灭了一千多“AB团”。赣西南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的1/4 被打成“AB团”,也大多被杀。

  在赣西南特委大张旗鼓“肃AB团”时,毛因忙于主持军中事务,并没有直接插手地方的“打AB团”,进入10月后,毛的态度发生转变。1930年10月14日,毛泽东在江西吉安县城给中共中央写了一封信,通报他对赣西南党的状况的看法及准备采取的措施。毛在这封信中继续发展了他在“二。七”会议期间对赣西南党团机构的基本观点,指出:近来赣西南党“呈一非常严重的危机,全党完全是富农路线领导,……党团两特委机关、赣西南苏维埃政府、红军学校发现大批AB团份子,各级指导机关,无论内外多数为AB团富农所充塞领导机关”。毛申明,为“挽救这一危机”,决定进行一场以“打AB团”为号召的肃反运动,以对赣西南的党团机构“来一番根本改造”。

  毛泽东真的相信有如此多的“AB团”吗?答案是似信非信。1927年后,为生存而奋斗的中共,长期处在被封锁和剿杀的极端残酷的环境下,作为一种自卫反应,毛习惯对国民党的反共行为给予严重的估计,在诸如国民党向共产党区域派遣破坏特务,国民党利用“自首政策”胁迫中共人员充当特务等问题上,毛看得尤其严重。

  在激烈的国共斗争中,毛已形成一种思维定式:即对于国民党在共产党区域的活动,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若从“警惕性”方面而言,中共高级领导人当中未有超过毛泽东者。在另一方面,连李文林等人也大打“AB团”,毛就更没有理由不相信有大批“AB团”。

  然而毛泽东又绝对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十分清楚,苏区不可能有如此多的“AB团”,既然恐怖闸门已开,正可顺势引导,将所有公开和潜在的反侧一并镇压下去,毛作出了一个惊人之举:在镇压李文林等赣西南领导人之前,率先在自己指挥的红一方面军(红一、三军团)进行大清洗,开展“打AB团”运动。

  1930年10月,毛率红一方面军攻占吉安,旋又退出,毛并动员彭德怀在打下长沙后退出。毛的这些举措引起部分红军指战员不满,军中一时思想混乱。为了消除军中的不稳定情绪,毛在率军退出吉安后,于11月下旬至12月中旬在一方面军迅速发动“快速整军”──其主要内容就是在师、团、营、连、排成立肃反组织,捕杀军中地富出身的党员和牢骚不满份子。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在四万多红军中肃出4,400 余名“AB团”份子,其中有“几十个总团长”(指“AB团”总团长),这些人都遭处决。

  红一方面军内部的“打AB团”极为惨烈,地富或知识分子出身的党员、过去曾与毛意见相左的同志,人人自危,朝不保夕。黄克诚当时任红三军团第三师政委,该师组织科长、政务科长都被当作“AB团”被肃掉。宣传科长何笃才在大革命时期加入共产党,参加过南昌暴动,后随朱德上井冈山。只因何笃才在古田会议前的朱、毛争论中站在朱德一边,从此便不被毛重用,不久即被调出红一军团,在黄克诚手下当个宣传科长。何笃才与黄克诚交谊,“两人在一起无所不谈”。何笃才认为,毛泽东这个人了不起,论本事,还没有一个人能超过毛泽东,他的政治主张毫无疑问是最正确的。但毛的组织路线不对头,“毛泽东过于信用顺从自己的人,对持不同意见的人不能一视同仁,不及朱老总宽厚坦诚”。何笃才并举例说,一些品质很坏的人就是因为会顺从,受到毛的重用,被赋予很大的权力,干坏了事情也不被追究。果其不然,这位聪颖过人、毫无过错的何笃才不久就被扣之以“AB团”的恶名遭到杀害。

  毛泽东既然对自己直接率领的红一方面军也大开杀戒,那么对一贯与自己唱反调的赣西南地方红军就更不会有丝毫顾惜了。如前所述,李文林在“肃AB团”问题上态度十分坚决,但是到了1930年10月,随着“肃AB团”中暴露出的乱打乱杀现象的日益严重,李文林的态度开始转趋冷静,10月底,省行委发出通告,批评“肃AB团”斗争中存在的简单化错误,强调对工农群众扩大自首范围,对捉拿老同志更要小心谨慎,如案情重大,则必须将人犯押往省行委肃反委员会审理,解除了县以下基层组织的处决权。令人奇怪的是,当李文林的肃反狂热降温时,毛泽东却开始升温了。

  1930年11月,毛泽东的“根本改造”的利刃终于刺向中共江西省行动委员会及其所辖的赣西南地方红军。此次行动更因李文林等坚持执行李立三中央的路线,反对弃攻南昌的主张而更加惨烈。

《二十一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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