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不只是理念 更是生活方式
事实上，民主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天赋人权的自然权利，本质上是先验的理念；二是具体的政治制度，以及长期运作所累积的经验、惯例和社会、文化的约束力量。前者是人权信仰的确定，后者则是宪政、法治与与生活文化长期的塑造。显然胡适先生所主张的民主着重的是后者的实践，因为，只有后者实现了，前者的目标才能真正达成；因为，在人类历史上，不断有各种形式的激进主张者利用前者摧毁了后者，从而建立了恐怖政治；纳粹标举了日耳曼的主权与自由、布尔什维克也提供了无产阶级民主，而且言必称人民，而各种宗教狂热者也以禁制的手段，配合美丽的词藻试图在世俗的世界中强塑他们心目中的天堂。这些，当然都不是胡适先生所主张的“民主的生活方式”。
总统大选的后遗症
在这种认识下，我们必须指出，这次总统选举的过程带来了不祥的征兆。执政者反覆灌输公投与制宪是“普世人权”，是“爱台湾与支持民主”，赋予至高无上的道德光环，鼓动人民的原始情操，从而建立无人敢于挑战的政治与思想权威。然而这种刻意把特定的政策主张赋予先验道德地位的作法，不但不是民主的深化，反而正迅速腐蚀民主政治多元与包容的内涵，破坏政府理性决策的机制，带来了新的强人政治的隐忧。平心而论，过去国民党执政固有诸多缺点，不过到了后期，已经看不到丑化政敌的文宣，多元开放的言论市场迅速成形，技术官僚也已发展出一套理性决策的模式，行政中立虽仍不完美，但确已渐趋成熟。这是两千年政党轮替得以和平进行，社会运作得以不辍的重要原因。不幸的是，今天的执政者正在一步步的减损这些极其珍贵的政治文化资产。我们清楚地看见一套固定的政治手法，执政者将每一场选举当成窄化人心的政治运动，把“民主”、“爱台湾”提高到至高无上的先验地位，任何不同意的人都成了这些价值的反面，政治竞争者遭到狂风暴雨式的抹黑。执政者可能因此赢得选举，并收揽一切道德光环；但是，这种胜利让台湾充满怨恨与疏离，本质上是民主的退化与道德的堕落，并形成恶性循环，如果不予扭转，终有一天会摧毁我们所拥有的一切。
政策主张不宜神化
台独与统一，同样都是一种政策主张，都应受到尊重，但也应受到合理的质疑；同样的，公投是民主制度的一环，应该受到制度所根据法理的制约；制宪事涉宪政原理，当然也应该受到法学、政治哲学与文化思辨的挑战。然而我们现在却看到，“台独”、“公投”与“制宪”现在正逐渐发展成三位一体的新神学，一种不容任何人质疑的绝对道德，执政者可以轻易地以这种新神学偶像的身分，扭曲理应中立的行政机制（如中选会），使公众噤声，并以“民主”的名义无限地扩张权力（如早先主张无法源也可办公投、稍后又以有严重违法争议的公投绑住总统大选）。
尽管执政者提出“团结台湾”为当前要务，但多流于口号，并无具体行动，而实际上却持续朝巩固其新神学的方向迈进，意味着这种“团结”仍是以强制他人认同其价值为主要途径，拒绝屈从者很容易被指为“破坏团结”；反对者更可能被扣上类似“发动流产政变”的大帽子。此所以美国智库学者毫不客气的指出，台湾发展出的民主，还没有理性辩论公共政策的能力。坦白说，一旦没有理性包容，民主就只是独裁的一种包装。
回归真民主─理性包容的生活方式
因此，英九希望利用“五四”八十五周年的今天，探讨台湾此刻所面临的民主危机，并强调真正的民主应建立在“宪政的自由主义”（constitutional liberalism）之上，包括法治的精神、理性的态度、人权的保障、与包容的文化。这些力量的成长无法依赖政治先知，不能透过政治神学，甚至无法依靠选票立即达成；相反地，它们有赖于朝野政治领袖的自制，宪政和法律惯例的建立、公众人物正面的示范等等，长期累积形塑而成，最后成为胡适先生所指的“生活方式”。
对于今天的台湾，英九要特别强调的，就是“民主是理性包容的生活方式”，没有理性包容，就没有民主，也就难以达成团结。的确，推动真正民主文化的困难，在于它无法提供激情的诉求、缺乏“毕其功于一役”的精神号召、没有战斗语言所鼓动的高亢情绪、也没有绝对道德包装所散发的诱惑；相反地，由于理性与包容，真正的民主态度有时会被误解为怯弱与逃避。不过，为了落实台湾真正的民主，我们应该义无反顾，选择这条有别于执政者的民主实践之路，并视其为“五四”精神在此时此地的正确体现。 （作者为台北市长）
（中国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