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这一决定带出了政制争拗以外新的问题，即香港一国两制的政治生态是否已遭到破坏？ 人大释法会带来香港人和国际上对一国两制信心的冲击，会使中国付出相当的政治成本，这应该已在北京的考虑之内。但今次中国有可能因此而要付出额外的成本。
因为香港的法律界人士及民主派正惊觉，全国人大否决直选已超出释法的范围，是对香港作出的一项"行政决定"，改变了一国两制下的中港政治关系。 北京的主观意愿也许只是要在香港政治问题上快刀斩乱麻，但由于罔顾程序及做法过于赤裸裸，因此埋下香港人新的抗争伏线,像"五一"这样的游行会陆续有来。
"程序错误"？
中国人大在今次释法中，提出的"循序渐进"、"均衡参与"原则，虽然不能反映香港的主流民意，但在法理上大致没有问题，但明确指出O七、O八年不能有普选，却犯了严重的"程序错误"，可以理解为是对香港事务的粗暴干预。
这亦令回归六年来一直将北京视为开明"太上皇"的香港人惊觉，原来"太上皇"的开明是不确定的，他可以随时对香港作出直接干预，而且有时还不按牌理出牌。
否决O七、O八年普选，香港人不会觉得意外，如果北京对香港存有基本的尊重，他其实毋须急不及待，也可以包装得更好一点，北京完全可以在提出了"循序渐进"的指导性意见后，由港府以政制检讨蓝皮书的形式向公众征询意见，虽然香港的主流民意支持O七、O八普选，但是由于商界及亲中力量反对，因此港府仍然可以收集到足够的"不同意见"，并制订一个不普选但比上一届更具包容性的选举方案，然后交由全国人大拍板通过。
这样香港的主流民意虽然仍不满意，但是由于在形式上符合民主及法治程序，因此社会上应不会出现较大及持续性的抗争行动。
犯下大忌？
但北京今次犯下了民主社会中的大忌，即未经民意咨询程序便匆忙下结论，不但激起民主派的反弹，而且亦触动了更多香港人的"一国两制"神经。 北京今次冒这么大的风险，付出这么大的政治成本提前否决O七、O八普选，不排除有善意的可能性：
一是不让漫无休止的政制争拗干扰香港的经济发展；
二是转移香港人的矛头，避免已濒于管治失控边缘的香港特区政府再遭民意的直接打击。
如果北京真的是出于这样的善意，后者可能奏效，但前者的效果相信几近于零。 虽然笔者也认为，未来三、五年，香港社会的主要矛盾其实并不是政制层面的矛盾，而是经济层面的矛盾，是香港创富能力相对弱化与市民追求优质生活之间的矛盾。
竞争要素
但香港全力发展经济及提升竞争力，需具备如下两大要素：
一是香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必需有一个具有战略眼光及管治能力的"内阁"；
二是北京和代表香港主流民意的民主派必需取得谅解。但目前，香港这两个要素均不具备，香港高端的战略人才不论在建制内还是建制外均属稀缺资源；
三是北京对民主派的政策，不是和解，而是拒绝、分化,令香港的政治对抗成为常规游戏。
当然民主派亦并非无可指摘，民主力量片面追求香港人特别是自身的政治利益，而并未顾及香港阶段性的发展战略，使香港的政治矛盾成为社会焦点，而全社会的主要矛盾则被掩盖。 由于这些原因，因此即使北京在今次事件中存有善意，但亦无法使香港纳入正轨。
而且并不是有太多的香港人相信北京具有以上的善意，有舆论认为：北京有感香港人回归六年以来过份强调"两制"，而罔顾"一国"，因此今后要在重大问题上采取断然措施，令香港人感受到"一国"的存在，认识到两制是"一国"下的"两制"。
如果北京今次的决定是基于这样的出发点，那么无异是提早动手摧毁香港这个一国两制的样板。
特殊处理？
香港一段特殊的历史决定了她是一个特殊的地方。 "一国两制"是一个特殊的概念,是一幅特殊的政治界线图，北京与香港各守各的疆土，"一国"指北京在国防与外交两大领域有决定权，而香港则有不能颠覆中央政府的政治义务；"两制"是指香港享有高度自治，与中国内地自治区完全不同的自治权，可以说，香港在国防及外交领域以外，在不谋求推翻北京政权的前提下，当地的事务可以自行决定，政制发展为什么不可以理解为是香港的内部事务?
因此人大动不动就释法，本来已是一件有争议的事,现在又超出释法范围，在征询民意之前为香港政制事务做出具体决定，其意义已超出扼杀普选的本身，而上升到对"一国两制"侵犯的层面。
因为特首上呈的政制报告只是在法律原则及程序层面寻求指引，并未要求人大代为决定香港应在什么时候做什么事。这是一起典型的中央主动干预特区事务个案。
北京今次"主动出手"是中港政治关系中的一个新动向，香港人应该用时间观察，判断这是一次偶然事件，还是北京日后干预的先例，如果是后者的话，则意味着香港"一国两制"的政治生态已被粗暴地改变，它对香港的伤害远大于政改步伐被拖慢。
香港民主力量的抗争焦点要因此而作出调整，在争取建制内的发言权之外,还要在民间筑起一道政治"防火墙"来捍卫"一国两制" ，防止香港由"港人治港"逐步沦为"京人治港"，防止香港由一个国际化的城市沦为中国一个内地化的自治区。
(BB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