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主义者的遭遇
胡耀邦的病逝之所以会触发那样一场波澜壮阔的伟大的爱国民主运动，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胡耀邦是中共历史上十分难得的真正以国家、人民利益为念，甚具改革意识、公尔忘私的领导人；而这样的领导人竟被当年中共的顽固保守势力以非法手段在一九八七年的学潮运动中打下台。中共党内的健康力量、广大人民群众、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对胡耀邦遭到的政治迫害忿忿不平，他们在胡耀邦的遭遇中看到了改革的厄运，看到了中共政治体制非改不可，中国非实现政治民主化不可；而胡耀邦的悲剧正是中国的政改、中国的民主化事业遭到重大挫折的结果。
在中共党内曾经有一批革命的理想主义者，他们参加中共领导的革命，他们信奉马克思主义，的确是出自献身社会进步、民族解放、追求民主自由和中国走向光明富强；他们的确以为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能够实现他们心中的理想。然而，这批人在中共数十年残酷的党内斗争中，在中共“逆淘汰机制”作用下，在政治官场、享有权力以至被腐蚀之下，不是被无情整肃，就是自我蜕变。到了文革结束之后，像胡耀邦这样的“政治童心未泯”的理想主义者，这样的以改革开明的意识看待中国前途、人民福祉的中共高层领导人，可以说是凤毛麟角，硕果仅存。胡耀邦以国家、人民为念对改革的真诚超过当代中共任何一位高层领导人。
当年的邓小平也极具改革意识，因此他大力提拔胡耀邦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但是，邓小平对改革开放基本上是以实用主义的态度看待的，他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与此同时，邓小平还是一个以共产党的江山为第一考虑，以自己是否掌权为第一考虑的政治人物，他为了党权第一、个人掌权第一不惜牺牲所有的人，不惜用残酷手段对付党内同僚和人民群众。在政治境界、政治人格上他不能和胡耀邦比。
于是，邓小平终于不能容忍胡耀邦的政治开明，不能容忍他为了国家、人民的利益“损害”中共党的既得利益和邓小平个人的既得利益，他终于和中共党内的顽固保守势力沆瀣一气，用非法手段逼胡耀邦辞职下台。
对“三胡”抱有同样的期望
胡耀邦的下台，是中国的改革开放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民主化建立的一次重大挫折，这之后，酝酿了伟大的八九民运的爆发和被血腥镇压。因此，胡耀邦的下台和病逝极具政治标示意义，是当代中共历史、政治发展史的一件大事。
在这段历史中，非常巧合地出现过“三胡”，人们对他们都抱以期望。一是胡耀邦、二是胡启立、三是胡锦涛。在“三胡”之间贯穿着一条“中央团派”的红线。胡耀邦是邓小平培养的接班人；胡启立也是邓小平、胡耀邦看上的“第三梯队”的接班人；胡锦涛则是邓小平隔代指定的第四代领导核心的接班人。胡耀邦被逼下台后，邓小平推出另一位改革派大将赵紫阳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爱将、辈份相对年轻的改革派将领胡启立也仍受到重用，在中共十三大上出任政治局常委和中央书记处书记。此一安排说明胡启立隐隐然有未来接班人的影子。然而，六四事件中，赵紫阳、胡启立犯了和胡耀邦当年同样的“错误”，他们反对给学生和市民的爱国民主运动定上“反革命动乱”的罪名，反对戒严镇压；主张对话，主张在法律的框架内解决问题，主张考虑人民提出的各项改革要求。结果，他们遭到了和胡耀邦同样的命运──先后被逼下台。
六四事件的发生和赵紫阳、胡启立的垮台，首先“造就”了政治上非常保守的江泽民登上了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宝座，之后没多久，又“造就”了邓小平隔代指定胡锦涛为中共第四代领导核心。十五年过去，邓小平已经作古，赵紫阳垂垂老矣仍被软禁，六四事件仍未平反，胡锦涛按照邓小平的“生前安排”从江泽民手里接过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的权杖，推行了所谓“新政”一年有余，但中国的整个政治生活、政治形势依然高压保守，远远不能和胡耀邦当总书记时的情形相比。
小胡与老胡的异同
胡耀邦是“中央团派”的鼻祖，文革前就出任团中央第一书记；胡锦涛在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初期也出任过团中央第一书记。胡锦涛的冒起和当年邓小平、胡耀邦刻意培养“中共第三梯队”有极大的直接的关系。“中央团派”是“第三梯队”的摇篮。
由于胡耀邦的正直、热情、能干、开明、思想解放、勇于承担和负责，人们对“中央团派”的干部一直抱有与众不同的期望。当中共十四大会上胡锦涛被邓小平“隔代指定”接班人时，舆论界对他相当看好，这是对胡耀邦情感的一种投射。
然而，胡锦涛和胡耀邦在个性上、行事作风上可以说是完全不同的人。胡耀邦热情奔放、大刀阔斧；胡锦涛含蓄低调、谨言慎行；胡耀邦经常语出惊人，表达出独立思考的意见；胡锦涛则照本宣科，公开场合讲的都是标准官话，毫无新意和个性。胡耀邦外露，胡锦涛内敛。但有一点他们似乎很一致，就是朴实平易，多与基层民众接近。
在胡耀邦病逝和胡锦涛上台期间，相隔着一个江泽民的所谓“十三年执政期”。这段时期是中国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在政治上非常保守甚至倒退的时期，左的东西在政治文化、意识形态领域占据了主导地位，这是与江泽民欲强化中共和他个人的集权统治相配合的，是与江泽民要打压政治体制改革、反对中国实现民主化相配合的。这样的执政方向与胡耀邦当总书记期间背道而驰。这期间人们对胡耀邦的怀念有增无减；对胡锦涛的期待也随之增加。“天下苦江久矣”，人们期盼着江泽民在十六大上“光荣退休”，胡锦涛上台掌权，为中国和中共在政治上开创出新局面。
小胡的处境比老胡更困难
这个期盼只实现了一半。中共十六大上江泽民只是半退，胡锦涛接过了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的职位，最关键的党中央军委主席，也即号令天下、党中之党的枪杆子仍在江泽民手中。与此同时，江泽民还在中共最高决策层和各要害部门部署好了以曾庆红取代胡锦涛的人事格局。胡锦涛的头上和周围不但有太上皇，又有庞大的对手势力，这和当年胡耀邦当总书记时的处境极相像──上有邓小平及一众元老垂廉，旁有邓力群、胡乔木、王震等左倾保守势力夹击──可谓动辄得咎，险象环生。比胡耀邦更不妙的是，胡锦涛头上的太上皇根本不是自己登上皇位的“钦定者”。胡锦涛同江泽民的关系与胡耀邦和邓小平的关系天差地远，此太上皇不同彼太上皇，小胡的处境比老胡更困难更危险。
大概正是这个原因，原本生性谨慎的胡锦涛这十几年来更加小心翼翼，极力避免胡耀邦的悲剧在自己身上发生。然而，胡锦涛倘仅仅是想明哲保身，那么在他身上反映出来的中国政治的悲剧恐怕将更甚于胡耀邦的悲剧。因为，倘若中共第四代领导人连一点起码的理想主义都没有，只想保身保权的话，那么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在他们手上将毫无希望，这样的悲剧将远甚于胡耀邦当年试图推进改革而受挫！
对此，胡锦涛不是没有领悟。二十多年来改革开放的轨迹和风浪，中共高层为此而展开的路线之争和权力之争以及发生的大大小小的悲剧、喜剧、闹剧、滑稽剧，历历分明在心头。因此，上台一年多来，“天下苦江久矣”的同时，也有“世人喜胡新政”之说。尽管这个“新政”只有皮相之功，但人们仍然看得出胡锦涛拟在执政方面与江泽民有所区隔，为日后更大的政治差异做准备。
胡锦涛敢闯雷区吗？
不过，有一点至今令人非常沮丧，这就是自胡耀邦开始，凡是在改革开放中企图实施政治体制改革的中共领导人都会遭到中共保守势力、既得利益集团的逼害，有的甚至没有真正涉及到政治体制的改革，只是在自由、民主、人权和思想管制方面主张有所放宽，也会被扣上“支持资产阶级自由化”“放弃四个坚持”而遭到整肃。胡耀邦、赵紫阳、胡启立、朱厚泽等都是惨痛的例子。于是，政改在中共高层、官场和政治生活中成了一个雷区，极具危险性。对此，人们看胡锦涛，恐怕有两点：一是江泽民等着胡锦涛的“新政”踏入雷区而挨炸；二是胡锦涛“吸取”前人教训，根本不敢也不想真正触碰政改问题，勿蹈胡耀邦、赵紫阳之覆辙。
毫无疑问，这两点都是可悲之事，是国家、民族、人民的不幸，也是胡锦涛的可悲或者可怜。什么时候，人们对上述两点有了扭转性的看法，什么时候胡锦涛作为中共第四代领导人能书写出在政治上开拓新局面、代表时代新方向的历史新篇章，那时的“新政”才是真正的新政！
(争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