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见从小队赶来的、正在找座位的张恩铭脸色突变，差点晕倒。赶忙向王振山示意，他立刻叫张去休息。其他的右派按照坐的位置一个个轮流汇报自己的改造成绩，大家对报社领导的看望抱着很大的希望，都希望这次汇报能给自己的命运带来转机。这种汇报我已听得太多太多了，除了时间有些变动外，其余都是大同小异、老生常谈。
刚来农场时，他们说:“原先我在结论上签名时，并没有想通，来农场后，我服罪了。”
年终总结时，他们说:“刚来农场，我没有想通，经过半年多的改造，我服罪了。”
现在郭沫林等来了，他们又说:“我回报社过春节时，并没有真正服罪，回农场后，经过几个月的改造，我现在已经真正认识自己的罪恶。”
像这样自打嘴巴的检查显而易见是在应付、迎合，现在想通了，可见以前说的所谓想通是言不由衷。同时，劳动与服罪有什么关系?怎么通过劳动就能认清自己的罪恶呢?对这一问题谁也不去提及，都在打马虎眼。难道这样明显的破绽王振山看不出来?为什么他从来不指出呢?
刘时平的发言与众不同。他沉痛地说:“给我戴右派帽子，我还想得通。来农场后，报纸上说右派分子就是反革命分子.....”他提高嗓门:“怎么？我、我竟变成反革命分子了?”我忍不住，“噗”的一声，笑了起来。在这种严肃、沉重的场合，笑是不合时宜的，是要受到大伙儿责骂的。我赶忙趴在桌子上，用双手遮住我的笑脸，用耳朵继续在听他的演说:“经过一年多的劳动改造，我明白了:右派分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他又提高嗓门，激昂慷慨起来:"反党、反社会主义，不是反革命，那是什么?怎么会不是反革命呢?”
毛主席原先说人群中有左、中、右，右派分子在人民内部，说我是右派分子，比较能够接受。以后说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是人民的敌人，我就知道把自己搞错了。现在又说右派分子是反革命分子，我更知道把我搞错了。右派分子的罪名越大，我越有把握知道自己不是右派分子，别人也不是。看见刘时平在这问题上困惑，不怀疑党组织，竟怀疑起自己来了，我不能不笑。好的是我能很快趴在桌上，没有让人发觉我在笑。若干年后，我和刘时平谈起这事，他说，他只看见我突然趴在桌上，他不知道我在笑他，以为我头疼，不舒服哩。
轮到我了，我说:“我认为我是思想认识问题，不是真的右派分子。经过一年多的改造，我仍然找不出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状，不是我不肯找。”
王振山、郭沫林等虽然早知道我在报社不肯在政治结论上签名，不肯在开除我党籍的支部大会上举手，在农场填表时公开表示不同意对我的处分，以至加重处分等等，但我在大庭广众的场合明目张胆地说出这些话，是他们预料不到的。大家你看着我，我看着你，不知如何是好。主持人说了一声“现在休息”，就散会了。
休会期间，领导们紧急碰头，对口径。会议继续时，大家一个接一个地把我教训了一大顿。教训的那些话打不进我的心，我实在找不出我错在哪里。散会后，我问郭沫林:“是不是我这不服罪的思想只能跟党组织坦白，不应在群众中散布，以免影响他们?”（对党一套、对群众又是一套，我早就有过这种怀疑。当我看见王振山十分重用蒋元椿、和他有说有笑时，我就怀疑蒋元椿已经向王振山亮明了自己的真正身份，不然王振山怎么会相信一个对他说假话的人呢?）郭沫林回答：“你不要玩花样，对党和群众都是一样的。”我更坦然，知道自己毫无错误，也知道王振山心甘情愿地喜欢人们哄他。
以后听说农场领导认为我死不服罪，不好办，要我回报社。但报社不同意，他们不愿背我这个包袱。
我把王振山当成党的化身，对他无话不谈，就无法不做《皇帝的新衣》中的小孩。我对他说，大家不是真右派，是假服罪，这是逼供信造成的结果。可是，我的遭遇比那个小孩要惨，王振山在小组会上揭发我，大伙儿并不像童话写的那样幡然醒悟，反而认为我打了他们的小报告，义愤填膺地责骂我:
“我们都是真右派、真服罪，你干吗说我们是假的?”
“你自己不服罪、反改造，还要拉上我们!”
“你破坏反右派运动，是现行反革命……”
我感到，大家口里讲的不是心里想的，但声泪交加的忏悔、横七竖八的质问、……嘴、眼、脸和谐、统一的表情，演得就像是真的一样。
有一天，小组批判吕建中。批着、批着，吕建中突然说:“我很同情刘衡。我觉得我也不是右派分子。”真是“良心发现”，我算是找到知音，听到人们的真心话了!可是这一下，不得了了!大家群起而攻之，说他改造走了回头路，要和刘衡同归于尽等等。你轰我嗡，弄得吕建中满脸通红，表示要收回他的发言，今后不要受顽固右派刘衡的影响，要继续听党的话，不再翻悔。大家这才把他放过。
高压之下，唯有金刚石碎而不弯，此外万物都要变形。右派分子要否定本来正确的自己，只有向左、向左、再向左，而左的特点就是整人、打击人，以对别人的残暴来表示自己对党的忠诚。因此，大家像发疯的野兽一样互相厮咬。要想自己不被厮咬，就要先去厮咬别人;就要去做原先自己反对过的“打手”，人类的生存本能战胜了理智与良知。西方人把社会比作“蛇阱”，一条条的蛇互相挤压，你上我下，你死我活，拼命想钻出脑袋，挤出身子。右派分子要想出人头地、早摘帽子，就要参加这番搏斗厮杀。你如果不想被狼吃掉，你自己就要变成一只狼。荀子“人性恶”在这种环境中得到了验证。
孙乃是个才子，文弱书生，他不“先下手为强”，去斗别人。每次斗我时，他都插不上嘴，露出着急、无奈的眼色。有次竟偷偷对我说:“算了算了，不要吃眼前亏。”这样，他就自然也变成小组被斗的重点。大家不说他身体不好，所以才劳动不好，而是说他思想不好、抗拒改造。这样，在打击别人的同时，抬高了自己:我劳动之所以好，是因为我思想好、改造得好，当然应该比孙乃先摘帽子了。有的人和他一块抬土，不管孙乃是不是抬得动，故意装得多多的，好衬托出自己的先进。孙乃常常提出一些提高工作效率的巧干办法，大家不说他爱动脑筋，却说他爱出花花点子，是因为他自己“怕苦怕累、偷懒耍滑。”我们常常说，“苦干加巧干”，实际上，强调的是前者，表扬的是那些出死力、干笨活的老黄牛。似乎苦累就是目的本身，似乎只有通过苦累，才能脱胎换骨。
王兆祥原先是中央机关的一位小领导，一被划成右派，他的妻子就提出离婚。有一天，他照看水渠，趁着周围没人，用头撞石头，准备自杀，被一位工人发现，救了回来。他额头上撞了一个洞，血流满脸，连农场的工人们都动了恻隐之心，说他太老实、太死心眼。可是，我们这些“同为天涯沦落人”的右派分子，却在斗争会上，对着他的伤口撒盐:“你自绝于人民，畏罪自杀……”
左渊明身体好，饭量大，分配给他的粮食不够吃。有次，他在伙房帮厨时，偷吃了窝窝头。大家又找到斗争目标，给他这种小偷小摸行为无限上纲，扣上“破坏党的粮食供应政策”的大帽子－－我们正是被革命群众无限上纲成为右派分子的，现在大家要改造自己，向革命群众看齐，也学会了这一套。
我是小组的斗争重点，一举一动都在大家严密的监视之下，更是处在动辄得咎的地位。大家一个个以党自居、以接受改造的先进分子自居，把我训斥、责骂得一塌胡涂。连比较温和、讲理、向我谈过<巧克力>的蒋元椿在裴达摘帽之后，也变得粗野、凶狠起来。有一次，当大家逼我承认右派帽子时，胡平竟装腔作势地动手打我。(反右派时期，打人比较少见，这是我碰见的唯一一次，也是打我的唯一一人。)
右派和右派，虽是“同病”，但不“相怜”。右派整起右派来，比知识分子之间的斗争、倾轧，还要残酷、露骨十倍。
原先在我眼里，没有坏人。反右派给了我鼻子、眼睛，我看见了形形色色的坏人。特别在我被孤立、斗争的情况下，周围许多人的本来面目、反动本性在我面前毫无顾虑地原形毕露了。我变得十分敏感，常常透过一些冠冕堂皇的外衣看见一些卑鄙龌龊的内心，因此，我也就格外吃惊，格外痛苦。
石头烘久了，也会爆炸；小鸡逼急了，也会咬人。我忍无可忍，有时就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愤而反击。例如有一次，有人问我:“想到什么你的心快要炸裂?”我除了继续给自己泼脏水外，还写了一段:
“我想到我在右派小组，生活得十分孤独，不管我说什么，人们就是不懂.而且要作可怕的曲解。这些我都可以并不在意，因为我知道，我是到了牛鬼蛇神的世界。语言不同正好说明我们不在一个队伍，对我个人来说，不是真的不幸。
“可是我仍然感到痛苦。
“我痛苦有的人是在贩卖反动货色，却要打着党的招牌。有的人是在发泄个人的仇恨、不满，却要假装是出自对顽固右派的真实愤怒。有的人口口声声喊叫服罪，可是，一触动他反动的过去，并未改造的缺点，就要暴跳如雷。
“我们的疯子同志(注)即使是在神经错乱的时候，也知道爱护党、爱护领袖，难道右派分子在进行斗争、批判的会上、会下，就应该暴露自己的反动本性?电影《无名岛》中，我军和敌军对待俘虏、敌人是有本质的不同。真正站在党的立场，按党的政策、原则办事的人，对待斗争对象，应该又是怎样?
“我们原谅因为经验缺乏所造成的缺点，不能原谅因为品质恶劣给党造成损害。
“我希望我的材料尽快送交党委，因为在那儿，我们的语言能够相通。”
材料交上去后，大家对我的态度有所收敛，我有时能看见别人含笑的目光，温和的脸色。甚至听见了谢松生的悄悄话:“我原先在北京，夏天一天洗两回澡，现在，唉……”蒋元椿对我说:“你把我们骂得太厉害，我们不再管你了。”
王振山对大家说:“你们只能动口，不能动手。你们是犯了错误的人，不能再犯错误了。再犯错误，后果不堪设想……”
我清楚，在高压下，人性的扭曲、人心的变形，是可以理解、Ω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