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家口水库建在桃林口水库之前，号称华北第一，移民的故事同样十分悲惨。和那些悄悄回迁的桃林口移民一样，潘家口水库的移民也是迁走了，再偷偷返回，再逼着迁走，再返回，循环往复，永无止境。水库岸边山坡上，密匝匝散布着返库移民的窝棚。这是一些远离道路、码头、商店、医院、学校的孤岛，人们仿佛退回了初民状态。他们铺地盖天，被称为“天地人”。抬腿就是水，从未摆弄过船，如今却一天也离不了船。简陋的小木船成为他们通往文明世界的唯一工具，于是落水而死也就成了返库移民的另一条出路，于是水库里常常游荡着觅尸的船只。船工往水中掷炸药包，随着一声声沉闷的爆炸，平静的水面激起水柱。在某一次爆炸之后，在翻涌而上的浪花泡沫里，一具已经肿胀的尸体缓缓浮起……
岸上哭声顿起……
在潘家口水库库区，这是十分寻常的一幕。之所以炸，是因为溺水而亡者总是紧抱住水底石头不放。
－－这是一个关于水库移民的象征：他们死死拥抱着故土。人，并不仅仅是他的身体。人，还包括他的家庭、社群以及房屋、土地、山河等早已人化了的自然环境。每一次迁徙（特别是非自愿性搬迁），都意味着永远失去他的一部分本质。由是，大规模移民在民主社会是难以想象的，而在中国，不过是一纸行政命令。
无力抗拒强制搬迁的小老百姓，在与故土分别时，无不表现出格外感人的依恋之情。
潘家口水库的移民，只要是住在长城喜峰口要塞附近的，几乎每家都悄悄装上了城砖。两千多年历史的城砖，25公斤一块，按规定是不准装运的。死在安置区了，最后的要求是在坟墓里埋进一块城砖，就算是与淹没在水库深处的亲人骨殖合葬了。住在滦河边上的，则跑到河畔去挑选大鹅卵石，千里迢迢带到安置区，成为他们给儿孙留下的关于故乡的“祖传”。年年都有许多移民往返一两千里路回乡上坟祭祖，以清明最多。有的在岸上朝着坟的方向烧纸钱；有的划上小木船，凭记忆找到祖坟的方位，点燃冥纸，投入深深库水。人走了，心却没走。只要不死，他们将永远像候鸟般一年一度返回故乡。被淹没的，不仅有土地和村落，还有世代相连的生命之根……
有人舍不得离去，默默喝了卤水，至少有个叫李春余。还有个叫李福祥，北团汀村党支书，数十年来在这块土地上倾注了过多的血汗，陷入更深痛切。李春余之死感染了他，就也找到了这个留下来的办法。有个青年农民叫李彦华，孤身未娶，和老母艰难度日。本来他想随大流，无奈八旬老母宁死不迁。他只好伴着母亲，退上荒坡，搭起窝棚。然后，又到库水淹没的坟墓中“捞”起父亲，迁葬在草棚边上。十年后，母亲逝去，也埋在了窝棚边上。照理说，大孝已尽，可以离去了，但多年单门独户的孤寂却使他加深了对母亲的理解。尽管荒山野岭与世隔绝，但这里有自己开垦的土地和父母的坟茔，这里是无可替代的真正的家。眼下，苦守大山的李彦华该已经老去了吧？又是风又是雨，春去秋来的，日子总还在往下过吗？
那末，另外的土地上会有另外的故事吗？我手头恰好有一份资料，介绍加拿大詹姆斯湾水库群的。此水库群受到广泛的社会抨击，官司还打上了加拿大最高法院。赞成修水库的人说，政府给原住民新建了道路、医院、学校、住宅，婴儿死亡率明显下降，收入与文化水准大大提高，人口总数已达到近代最高峰。这些以狩猎为生的原住民住进了很好的房屋，“房中一般配有彩电、音响和微波炉。与此同时，科芮人（Cree）的后院中仍然放着帐篷和小木船。一部分科芮人经常会摇着自己的小木船漫游，有时也会驾驶着动力雪橇去狩猎，还可以开车旅行或乘坐科芮人自己航空公司的飞机旅行。”置疑水库群工程的人士说，大量的财政补贴反而造成了原住民的依赖性，吃社会救济的人数大幅上升，对政府资助的财产也不珍惜爱护，房舍维修不善。一系列的现代社会的文明病也开始滋生，如酗酒、吸毒、少女怀孕、暴力、性病、年轻人自杀、家庭破裂等等。
－－在我看来，虽评价不一，但所陈述的事实相去不远，无非是说库区原住民进入了现代社会，享了福，也得了病。对于中国水库移民来说，这些议论一概是奢侈。我们中国人所要求的，仅仅是好歹能接着活下去！
詹姆斯湾水库群还出过一件淹死驯鹿的大新闻：某年秋，全流域连降大雨，为确保安全，堪尼亚派斯坎（Canniapiscan）水库开闸泄洪。下游四、五百公里处水位迅速上升，偏偏有一万头驯鹿正在过河，而这群中国叫做“四不像”的驯鹿又一股筋儿地奋不顾身，非当下过河不可，结果几乎全部丧生。一万头驯鹿被淹死的照片一上报，加拿大举国轰动。尽管科学家们解释这不会影响驯鹿种群的生存，因为当地科芮人和爱斯基摩人在一个狩猎季节里所猎杀的驯鹿也常常是这个数量。但是，在加拿大人的情感上，水库当局已成凶手，罪责难逃！用我这双中国眼睛来看，就显得有点荒唐了。天啦，那是水库下游将近一千里地发生的事情呀！等于是三峡放水，淹死了武汉的鹿，或者相当于小浪底水库放水，淹死了徐州附近的一群野鹿！
看到这种消息，我常常欲哭无泪。
我们中国人就是命贱。我们不仅活得比不上生活在另一块土地上的人，甚至比不上那些生活在另一块土地上的畜生！
(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