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我经常给一些上访人员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告诉他们一个人活着不能苟且偷生，要捍卫人权，争取民主。我要在杀害我以前抓紧写好遗书，免得遇害后被政府再施加莫须有罪名。恳请国际社会关注虎狼之口的中国民众生死存亡。
我是郑明芳，工商业者。中国天津市蓟县上仓镇人。
5月17日，我将到北京向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诉说我的人权问题。
我家受当地政府欺压、残害，剥夺我们的人权，非法拘禁、限制人身自由，死囚牢里被打掉一颗门牙，摧残至腹中两个多月的胎儿流产，给我施加莫须有罪名，株连我年幼的孩子，强行为我做精神病鉴定。
中央信访办公厅和地方政府给我强加核定了上百万元高利贷，使我哭诉无门。
89年冬季，政府让我投资在101国道蓟县上仓处填平一处深坑，按五统一要求建成商业店铺325.5平方米。90年春季政府给我一张20年不变的土地有偿租赁合同。合同明文规定此房用途只能用作商贸、住宅，严禁拆迁。
因有20年的合同，我又投巨资设变压器和发电机组一套，架设300多米长架空线路，并打深井2眼。在我苦心经营奔上小康生活后，手机、电话、摩托车、汽车，家用电器应有尽有，我又经地方主管部门允许建成132平方米临时建筑，合同刚到7年多，98年3月18日政府无故强行拆毁我变压器。
98年4月我出去几个小时，在没有任何手续的情况下，我家的店铺被政府强行拆毁，再次高价卖给我原来填平的土地，说这次是永久性的，不会有变动了。
按政府的五统一要求，98年底前必须完工，如不完工，强行没收1万元押金。我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按期完工。
99年春季，为了多收费，政府收了我两个土地照的费用，给我和丈夫黄兆元各1张土地照。镇政府告诉我土地一次收费以后永不再收费，长期使用。
当我看到自己手里的土地证使用期限40年，发现自己再次遭到地方政府的欺诈。
上仓镇政府与我再次签定一张书面协议，告诉我复印后给我一份，至今仍没给我早已签好的协议。
市政府下拨的拆房补助款被镇长和土地所所长占为己有，分文没给我。多年来我一直向各级政府反映。
我再次建筑过程中，政府指使电力部门强行多收我2万元电费，并多次故意给我造成电力事故，给我造成重大经济损失。
89年上仓政府命令我投巨资填平农民取土深坑，90年给我一张政府写好的所谓土地20年不变租赁合同，合同没有让我签字，98年政府说我89年填平的这块土地性质是集体的，必须改成国有性质，并再次收我十九万多元。
如果，哪一天政府官员再次以转成“国际”性质的土地为借口，那更会要我们的命。因为，政府经常对人民巧取豪夺，草菅人命。
2003年9月29日，我带着当地公安部门给我开的证明：“兹证明郑明芳同志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无历史问题”。还带着烈士证明和上访材料、身份证到天安门广场英雄纪念碑前高价出售血液、眼角膜、骨髓、肾脏及身体各器官，被警察抓到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分局后，交天津市蓟县人民政府押回。
2003年10月1日上午8点，蓟县人民政府潘主任、马主任、信访办公室马科长、教育局仇科长、工商局莫所长、上仓镇政府李镇长等人找我解决问题。他们转移话题，激化矛盾。潘主任说，有他在，我什么也别想干。还说，什么也不让我干成，就把我困死。
我与政府官员据理力争，潘主任辱骂殴打我，被仇科长和莫所长抱住，我才得以逃跑。
我回想自己多年艰辛创业，为完成政府的各种苛捐杂税呕心沥血，想到政府官员长期欺压我们，不给我们一丝活路，我绕过一路持枪拦截上访的警察，带着14元钱买的半桶汽油，于2003年10日1日，来到天安门城楼下准备自焚，被游客告诉三个正闲谈的警察。他们像电影里警察抓特务那样，把我两个骼膊背后踹在地上，警察一边收拾我的包一边大声对游客说：“大家不要围观，没什么好看的，只是抓到一个练法轮功的。”
很多警察拿着照相机和摄象机对我拍照。他们很多人把我用警车拉到天安门分局。
警察吴景业、男、23岁，做了简短的问话后，代替我在问话笔录上签上我的名字。吴景业把我的两个骼膊反绑后，他穿着皮鞋踏在我的膀子上。几分钟后有一个警察看我快断气就说：“吴景业你快把脚拿下，这个女的快死了”。
然后，吴景业说，他累了，把我又交给别的警察。有一个大官摸样的人说：“把她四肢都给我反绑紧紧的，她练了几十年的法轮功，功底非常深，能承受的住酷刑的。”
警察告诉那个官员：“已经最紧了，再紧都紧不动了。”我不知有多少人的皮鞋踏在我的腰部和背部。我告诉他们我已经怀孕2个多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