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各位关心中国问题的美国朋友：
感谢美国民主基金会为我提供这样一次机会，与诸位一起分享中国民众对自由的热爱和对民主的追求，对我来说这将是一段值得记忆的人生经历。西方汉学家曾经有一句名言：“在中国发现历史”；而我两次访问美国最切身的感受则是：“在美国发现自由”。自由是美国社会诸多价值观念中最基本、最核心的价值。从里根、克林顿、布什诸位总统到最近刚刚访华的副总统切尼，他们到中国几所著名大学演讲的时候都反复强调自由价值的重要性。切尼副总统在上海复旦大学的演讲中明确指出：“自由是普天下每一个人的希望，并非专属于某一个国家、某一种文化或某一个地区。”让人遗憾的是，在演讲稿正式发表的时候，受到官方严格控制的通讯社和报纸悄悄删去了这些句子。这是一个胆怯而虚伪的政权的必然反应。然而，我个人坚信：自由不是单单属于美国和西方的价值观，自由是整个人类的价值观。美国人热爱自由，中国人也热爱自由。真正仇恨自由的只有本•拉登、萨达姆、金正日以及当年在天安门向学生和民众开枪的凶手们。为了获得自由，无数的中国公民愿意斗争、愿意付出、愿意献身，就像当年乘坐五月花号远渡重洋来到美洲的人们一样，就像林肯和马丁•路德•金一样。因为自由从来不会从天而降。
“天安门”屠杀之后十五年以来，中共政权一方面加快推行有限的经济自由化政策，另一方面继续一党专政的政治格局，拒绝任何政治改革。在国际舞台上，中共展开诸多卓有成效的宣传和公关活动，仿佛摇身一变成为一头微笑的、彬彬有礼的“不咬人的老虎”。许多西方人也开始认为中共正在努力朝民主的方向发展、中共正在领导中国发生积极的变化，他们不再把中共看作如同当年苏联那样的、到处是“古拉格群岛”的邪恶帝国。然而，事实是，中共依然是一只“不断咬人的老虎”：这个政权持续迫害基督教和天主教家庭教会、法轮功修炼者、西藏和新疆等地的少数民族和从事民主活动的人士，武力威胁初步实现民主制度的台湾，压制香港市民的民主诉求，几亿农民和几千万失业工人成为没有任何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障的被抛弃者。这些情况难以被一般的美国人所知晓。近年来，到美国留学和访问的中国人当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中国有限度的经济自由化政策的受益者，他们在美国充当了中共政权辩护者的角色。更多的人则是出于恐惧，即使到了美国这片自由的土地上，也不敢诉说中国的真相。因为他们的亲人还留在中国，他们本人将来也还会回到中国工作。另一方面，敢于说出真相的中国人，大部分都被禁止出国。在这样的背景下，我非常珍惜这次访问美国的机会，在大学里，在媒体上，在一切场合，努力向美国人民讲述更多的关于中国的真相。
中国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网络大国，中国的青年一代正在利用网络获得更多的、多元化的信息。但是，中国官方从来没有放弃对网络的控制，在思科和雅虎等美国公司的技术帮助下，中国政府对许多在网络上发表批评意见的公民进行严密监控和残酷迫害。今天，我想向诸位介绍“新青年读书沙龙”这个匪夷所思的冤案。二零零三年十一月十日上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驳回四名上诉人的上诉，维持原判－－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徐伟、靳海科被判处十年有期徒刑，杨子立、张宏海被判处八年有期徒刑。几年以前，以这四名还在大学念书的青年学生为主体，组织了一个不到十人的读书沙龙，他们给在城市打工的农民传授法律知识，骑着自行车到乡村进行社会调查，创办个人网站讨论政治改革的问题。三年前，四名青年被安全机关秘密逮捕，在北京市安全局的看守所中被长达几十个小时地罚站、被用燃烧的烟头烫脖子。如果不承认莫须有的罪行，他们甚至得不到基本的食物。“新青年四君子”的悲惨的故事在今年四月二十三日的《华盛顿邮报》上有过详细的报道。在整整三年的时间里，这四名青年被剥夺了与亲人见面的机会。就在我访问美国的前夕，这四位青年终于获得了与亲属见面的机会。我在北京也与他们的亲属见了面。靳海科的父亲是一位来自河南省的农民，长年艰辛的劳动，使他像中国大部分的农民一样，皱纹满面，弯腰驼背。他几乎不识字，考上大学的儿子是一家人最大的希望。为了让儿子完成学业，这个贫穷的家庭欠下了几万元的债务。然而，这位父亲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儿子居然被当作“国家的敌人”而被判处十年漫长的徒刑。他不知道儿子做了些什么，只知道儿子是一个孝顺的、聪明的、善良的孩子。出现在我面前的是一位遭受了沉重打击之后陷入一片茫然的老人。我不知道用什么样的话来安慰他。这位父亲虽然无法理解在儿子身上所发生的一切，但他坚信：儿子没有错，错的是“国家”！这个国家就像是乔治•奥威尔笔下的“一九八四”。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我认为中国的民主化道路需要中国人民自己来走。某些中共官员认为中国人不适合民主制度，认为中国人不能拥有更多的信息，认为中国人的人权就是吃饭的权利。在我看来，这是一种可耻的“自我种族歧视”的观点。这样的观点在中国越来越不被公众认同。更让我感到欣慰的是，在中国已经出现了许许多多为自由而战斗的勇士，他们当中有知识分子、工人和农民，有律师、记者、作家和商人。最近几年来，网络成为独立知识分子追求言论自由的最佳平台。在新闻不自由的中国，人们在网络上寻求有限的说真话的权利和可能。中国先后出现了二十多次有重大影响的网络签名活动，例如：联署签名慰问“九•一一”之后的美国人民、督促政府实践义务教育法律、建议迁移毛泽东尸体、抗议若干案件的不公正的审理、呼吁政府释放被捕的网络作家、要求为天安门事件正名等，相当一部分中国公民已经学会在网络上就国际和国内事务广泛发表意见。这些签名信件，最多的时候有近万人参与。在这些有明确的价值立场的表达和政治诉求的签名抗议活动中，参与者既有著名学者、作家，也有律师和记者，更多的是普通网民。
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在体制内拥有相当资源和地位的知识分子，也开始在网络上尖锐批评国内的政治生态。例如：解放军总医院的退休医生蒋彦永，今年春天发表公开信要求为天安门学生运动正名，在网络上引起巨大震撼，成为知识分子良知苏醒的标志事件；北京大学法学研究所所长贺卫方，在一次由民营书店举办的学术沙龙中，公开表达对中共“三个代表”学说的蔑视和对镇压法轮功的不同意见，他的讲话迅速出现在网络上；北京大学新闻传媒学院副教授焦国标，今年三月在互联网上发表一篇名为《讨伐中宣部》的文章，痛斥这一违宪机构的为所欲为（《纽约时报》在“新闻自由日”作了长篇报道）；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系主任展江，当权力部门整肃率先报道萨斯和孙志刚事件的《南方都市报》之时，在网络上发表公开信捍卫新闻自由的原则；四川成都大学讲师王怡，也在网络上发表公开信为网络作家杜导斌和“天安门母亲”丁子霖的被捕而呼吁，并严厉谴责中共的国家恐怖主义行径；《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王光泽，参与发起呼吁迁移毛泽东尸体的网络签名活动，并建议以此为契机清除毛泽东独裁思想对中国的影响；《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王尚勤撰写长文揭露北京出租车业垄断经营的黑幕，获得十万出租车司机的敬意，报纸被停止发行之后，他的文章在网络上引起了更大的轰动。这些并非单一的案例表明：一个愿意为自由而战斗的网络知识共同体正在形成之中，一种有力量的网络舆论也正在形成之中。
中国的网络知识共同体可以被看作中国人走向自由重要努力。我承认，作为一个拥有几千年皇权文化传统、并长期受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毒害的国家，中国的民主化转型也许比任何国家都更加艰难。但是，作为一个热爱自由的作家、作为一名信仰上帝的基督徒，我也坚信中国绝对不是一块被上帝遗弃的土地、中国人不应当永远过一种没有自由的奴隶的生活。中国的民主化不仅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也符合美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利益。中国实现民主化，将意味着民主和自由的价值观念在全球范围获得普遍的认同，将意味着从列宁、斯大林到毛泽东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极权主义社会制度的彻底终结。我也相信，未来的民主的中国将是美国最亲密的伙伴，中国将与美国一起为世界的和平与幸福作出巨大的贡献。
愿上帝与我们同在。谢谢大家。
《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