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年间历经了太多的挫折磨难人情冷暖，十五年间如絮的往事大多如过眼云烟淡忘了消失了，仿佛从未发生过一般。但下述几件事反倒越发清晰、有如发生在昨天，不经意间便出现在眼前。
那是一九八九年五月的一天，武汉大学梅园布告栏贴了一张教师写的大字报。大意是说，学生们为了祖国与民族的前途与命运无所畏惧地冲锋在前，向专制独裁挑战，教师们却为了一己私利麻木不仁地龟缩在自己的安乐窝中，似乎与己无关般无动于衷。文章对学生们勇敢无私奉献的精神大加褒扬，对教师懦弱自利的行径大张挞伐。文章最后大声质问：“难道我们这些教书育人的先生要让孩子们来教我们怎样做人吗？”我被这振聋发聩的言辞撼动了，顿时热血沸腾，心中充满了豪迈骄傲与巨大的勇气，更坚定了参与民运的决心。遗憾的是大字报没有署名，否则，必将更具道德权威，更具说服力更有震撼力。我也必定会主动与其取得联系。这么多年过去了，不知那位教师近况如何？是依然坚持民主理念，不屈地在默默继续奋斗，还是也象大多数知识精英一样与中共握手言欢，一门心思发财致富去了？！
当时，我已经毕业四年了，因而与学潮多少还隔了一层。由于住地紧邻武汉大学，所以我的民运活动多与该校联系在一起。不过，我只是一名普通的积极参与者，并没有站在风口浪尖， 参与组织和领导工作。
起初，我及很多同事及朋友都认为问题最终会和平解决，但事实证明那只不过是一相情愿的良好愿望而已，根本不具任何可能性。客观地说，人们也并非没有认识到中共实施的是独裁统治，为维护其利益，关键时刻他们肯定将不择手段。然而，不知何故很多人却坚信中共不会对学生开枪。这大概是出于人类的善良本性与对美好强烈愿望的本能吧！所以，当得知“六四”屠城的消息时，我的愤怒与哀痛是根本无法用言辞表述的。我当即辞职，因为我觉得自己不能再继续与中共为伍了。准确地说是离职，因为我连一声招呼都没与头头们打，更没有办理任何手续。正式辞职手续是九二年自办公司时，工商局需要我没有工作的证明才能办理工商执照而补办的。就这样，一个既乏经验又缺积累更无人脉的二十多岁的毛头小伙开始了其闯荡江湖的生涯。
我来到深圳，一边打工一边不分场合地宣传民主理念。尽管“六四”刚过，政治气氛十分紧张，但我的宣传却从未遭到拒绝，更没有被告密。可见真理公道自在人心。不过，当时对民主的理解的确非常肤浅与片面。然而，那一切均是青年人努力追求力所不能的事物时所犯的那种光荣的错误。我对很多人提到了那张大字报。他们说深圳的情况完全相反，是老师动员劝说学生上街游行。当时对此颇为怀疑。但今天高校学生的自利状况却说明那也许是事实。我时常问自己，难道自由度的增加和对财富的更多欲望必然导致对公共事物的漠视吗？难道学生们认识不到对公共事物的关怀是更大的“自利”吗？因而我反对那种一股脑将学生们极端自利的责任全部推到他们自己身上的做法。他们对公共事物的冷漠恐怕更多是缘于社会氛围舆论导向以及前车之鉴。
当时，深圳成为很多民运人士投奔自由的中转站。有朋友建议我也走这条路，并说他有相关的熟人，安排方面没问题。经过几天的慎重考虑，我婉拒了他的好意。我对未来有自己的设想。这是我于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内做出的一生中的第二个重要决定。
北京学生绝食后，武汉学生便酝酿动员工人罢工示威。这天数万名学生于半夜二、三点钟启程，步行五、六个小时，来到武汉钢铁公司所在地。清晨八点，各工厂门前聚满了学生。虽然他们早已饥肠辘辘，疲惫不堪，但个个精神抖擞、热情地向上下班的工人宣传民主理念，分析当前政治局势，鼓励他们勇敢走上街头，为国家的民主与进步尽到自己的责任。号召罢工的巨幅标语高悬在半空，热烈的口号声此起彼伏。然而工人们却并没有受到感染。学生们见长时间劝说无效，于是跪到地上，希望籍此感动工人。初夏的清晨，地上仍有非常浓厚的潮气与晨露，但学生们毫不在意。他们年轻的身体里涌动着澎湃的热血，他们有一颗火热的心。他们满怀着担负起民族振兴的雄心壮志。学生们跪在地上，稚气的脸上洋溢着青春的光彩，眼中透出浓浓的殷切希望。工厂门前的空地黑压压跪满了学生，静悄悄的，十分肃然。那场景极度撼人心魄。然而却只有极少数工人愿意支持学生，举行罢工，大多数工人只是些许游移，便决然地转身离去了。后来才知道，当局为了阻止工人罢工游行，每天额外给每一位上班的工人发十元钱，下班即兑付，并许诺学潮结束后给每位没罢工者加一级工资。然而，随着当局重新控制了局势，那一级工资便如泥牛入海杳无声息了。工人们十分愤怒，声称早知如此，真该去参加游行了。
九十年代中后期，国营企业关停并转成为大趋势，很多工人下岗失业。这时，他们突然想起了学生，质问：学生们为什么还不游行？！他们没有意识到，当年他们拒绝为争取自己的权利采取行动，置学生们于孤军奋战的绝境，导致他们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从此，学生们也转而只追求个人利益了。而这样做他们是较工人有更多的优势的。显然，很多工人视价值理想如弊履，只愿为利益而奋斗，并且将自己的利益当作衡量一切事物进退取舍的标准。这实在是最令人气馁之处。
记得看过一部电影，说的是英国威尔士一个小镇上的故事。人们为了使他们世代认为是山的镇旁小丘达到国家规定的山的高度，全镇人放弃了彼此间的意见与分歧，在共同的信念理想与价值下团结起来，完全凭借人力“堆”出了一座真正的山。这里没有任何利益诉求，相反还伴随着个人利益的牺牲，他们只是为理想而理想为价值而价值。看着看着，我流下了激动的泪水。这样的民族令人肃然起敬，一定是强盛自信伟大骄傲的民族。只有当我们的人民也具备这种素质时，中华民族才能真正地站立起来。那么这一切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是因为长期的封建独裁统治？抑或是因为我们是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民族？或者二者兼而有之？或者还有更多更复杂更重大的因素？
“六四”屠城后，武汉的形势急转直下，风声鹤唳，肃杀凄然。绰号“寡妇”的省委书记威胁要对所有的悼念活动大开杀戒。但很多学校依然按计划举行了追悼会。我参加了在武汉大学梅园操场举行的悼念活动。
为防备不测，学生领袖组织了一只敢死队。那批学生都剃着光头，并宣誓为了保护其他同学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他们被布置在进出学校的要道上，以阻击军队可能的进攻，为会场内的同学争取尽可能多的时间安全撤退。会场内，一些学生手拿棍棒汽水瓶，激动地表示要与中共血拼到底，气氛非常紧张。
追悼会开始，全场齐刷刷跪下。人们以我们民族最古老最神圣最庄重的方式向死难者致哀。然后是致悼词等。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作家班一名学员回顾其六月四日清晨乘出租车路经天安门广场时所见的凄惨景象。他哽咽着说：血肉模糊的尸体、碾烂的帐篷及多种杂物四散委弃于地，天安门广场一片狼藉，活象一个大坟场。环卫工人在紧张地洗刷大街上的血迹，军人匆忙地在转运尸体。述说间他数次失控，嚎啕痛哭。这真是“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时”。最后他请求同学们保持冷静与克制，不要盲动，不要再做无谓的牺牲，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他特别强调说，我们都还年轻，未来掌握在我们手中。对此我颇有微词。我认为我们对自己对未来的信心不是因为我们比他们年轻，而是因为我们追求的价值理想的正义伟大与崇高。毕竟，历史不会在我们手中终结，还有比我们更年轻的人。如果我们的作为缺乏道义基础，则我们必将面临与中共同样的命运－－被历史彻底推翻。接下来很多老师与学生上台宣布退出中共，大家为他们的勇气正义感与坚定的信仰鼓掌欢呼。场上气氛活跃起来，人们将对可能面临镇压的危险的担忧抛到了九霄云外。
万幸的是，军队没有出现，追悼会得以和平结束。
光阴荏苒，近来我时常想及那些曾经同呼吸共命运的昔日战友的情况。可以肯定的是，那批敢死队员随后就遭受了严厉的整肃，那些公开宣布退党者的日子也不会好到那儿去。就是现在，他们的档案中也一定还有相关的记录，他们早已被这个国家打入异类，其人生际遇和命运已深深地与祖国的民主进程交织在了一起。至于大多数人，大概都争先恐后地投入了全民追金逐银的经济大潮中了，也许混得还不错。我敢肯定他们不会忘却。但民主的理念在他们今天的现实生活中恐怕不是完全没有踪影，就是仅具无关大局的影响。他们淡忘了过去！
不论参与历经多么巨大的社会事变，大多数人随后都会重新投入平凡的生活之中，表现得似乎对一切都感到满意。庸俗也好无奈也罢，这就是现实。二年后的忌日我是在北京度过的。此前数日，我五内俱焚，心中十分难过，坐立不安，完全无法安下心来做任何事。最后我临时决定赴京一行。
进站后刚好碰上一趟北上的列车。我上车后补了票，晚上又补上了卧铺，但根本无法入睡。忌日一早抵达北京，下车便叫了辆出租直奔天安门广场。一路上那司机喋喋不休。我正难过呢，根本不愿搭理他，也没留意他到底在说些什么，只是觉得他话特别多，非常烦，恨不能叫他闭嘴。到天安门后他问我停那儿？我楞了。
广场上空荡荡的，可我分明看到几千上万名伤痕累累血流满面的学生。他们紧紧挽在一起，勇敢地迎向黑洞洞的枪口和庞大的钢铁怪物。他们一排又一排在火舌中倒下，仿佛电影中的慢镜头一般，但没有人退缩，后继者踏着战友的尸体继续前进；坦克隆隆作响，疯狂地冲向人群。身体在履带下挣扎扭动，唱出悦耳的自由之歌。我在恍惚中叫他围绕人民英雄纪念碑慢慢转几圈。随后的一段时间我失忆了。当我回过神来时，车子停在一个僻静处，司机离开了驾位，坐在我旁边。他拿着一卷卫生纸，我手中有一团，半干半湿，地板上还扔了不少。看来刚才我一定是失声痛哭了。他见我回过神来，嘴嗫嚅了一下，似乎想说些什么，但却一言未发，与此前的口若悬河恰成鲜明的对照。我这才第一次认真打量了他一眼：一个三十多岁微微发福的中年人。我揩干眼泪，给他钱，他不接。我一再坚持，他最后竟吐出了粗词。好一副北方豪爽耿直的汉子个性。直到这时，我也未告诉他我是干什么的，他也只是一再简单地重复我知道我知道三个字。但这就够了。我们已然神相交灵相通。分手时，他那双有力的大手让我深深体会到他的热忱与关切。我当时想，他肯定参加了“八九”民运，说不定还是一个积极分子，甚至是纠察队员之类的人物。
走出很远后，他又驾车从后面追上来。他说：兄弟，在外面可要当心，出租车也不保险。多保重！这几句话我很长时间不能理解。我不认为自己有不小心谨慎的地方，慢慢也就淡忘了。几年后，一位宜昌的朋友告诉我，宜昌市安全局控制着三十辆出租车。司机们为安全局收集乘客对政权与时局看法的情报，对明显的反政权言辞要即刻报告。这时，我才明白那位朋友最后那几句话的含义，体会到他深深的关切之情。以北京与宜昌的规模相较，北京也许有不下三百台这种出租车，或许那位朋友就是其中一分子，至少他与此有很密切的关系。我十分庆幸自己遇上了一位有良知的“特务”。否则，恐怕不用到九五年我就被关进大狱了。
记得车费有五十多元，这在当时对出租司机而言绝不是一个小数目。由此可见民主理念在民众心中的分量，可我们受到支持的程度。但当我今天写下“六四”十五周年几个字时，却不由一阵心虚。
十五年啊！十五年该能做多少事啊！人的一生又能有几个十五年呢？！何况还正值最美好宝贵的青春年华！十五年将一群二十左右的青年催长为年届不或的中年人！这应该是人生的收获季节了，可我们依然两手空空。十五年间，民主事业在中国没有显见的重大进展，在最近的将来似乎也看不到有这种可能。不错，我们一直在努力，在非常认真辛勤地努力，为此很多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很多人一再默然承受失去自由的巨大灾难，很多人至今无法回归故国，与亲人团聚，不得不日复一日飘零他乡，甚至魂留异国。我们不缺信念，不缺毅力，也不缺勇气，然而我们或许缺乏行之有效的方法。方法，就是方法。做什么？怎么做？
今天，在“六四”十五周年前夕的夜晚，我记下这些自勉，也与有志于中国民主大业的同侪共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