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批仍然健在的当年地下党北平市委城市工作部的各级负责人，都是七老八十者，一个多月前就接到通知要在北京举行一次聚会，但会期临近，又被取消，原因是北京市公安局做出规定一百人的会议都须得到批准，否则视为违法活动。使得老革命们明白，当前公安局的矛头不仅对准年轻人、中年人，也对准他们这样的老家伙了。因此北京现在除了官方会议，一切民间活动都偃旗息鼓，甚么同乡会、同学会根本寻不到踪影，只有各路警察便衣剑拔弩张。
北京工人出版社遵照陈至立指示惩罚著名编辑岳建一，责问岳为甚么出反右文革的书，揭露党的阴暗面。
当前北京出版界最严重的事件是工人出版社遵照双料委员陈至立（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委员）“二二三”讲话：“抓好队伍建设，编辑力量不能有异己份子”。对该社著名编辑岳建一进行严肃处理：一、撤销编辑室副主任职务；二、停止发稿权；三、罚款一千元。这个处理结果正等待上级批准。因为中宣部事先已打招呼：“对人的处理决定对出版社的处理。”该系统还有恶例在先。二○○三年，工人日报属下新报因刊登网络文章《七大恶心》被查封，该报工作人员因都属工人日报，被保留公职。全国总工会一位女性副主席黄妍荣对这个震惊国内外的严重处理仍不满足，竟然恶狠狠地说：“要是我就让他们倾家荡产”。
岳建一的“罪名”有二：一是二○○二年编辑出版了包括民间观察丛书、民间境界丛书、民间记忆丛书、民间阅读丛书的中国民间文本三十种，是年七月已被中宣部全部查封，今年重新被拿出来，就因为岳建一“民间立场已成系统”。他被诘问“为甚么揭露文革、反右，只写党的阴谋面？不写党的丰功伟迹？”这不仅令回忆起当年红卫兵批斗巴金，问的就是“你的家春秋为甚么不写党的领导？”二是今年岳建一又编辑出版了《不死的光芒》，该书批判了斯大林、列宁和前苏联，该书所引用的材料都是十四年前三联出版社公开出版的，为甚么三联二十世纪出得，工人出版社二十一世纪就出不得？何况中共并没有做过不得批判前苏联的决定，“九评”不就是开了先例吗，看来对该书的处理，又是中宣部自行其事。
工人出版社因处理岳建一，搞得全出版社乌烟瘴气。五月二十日胡锦涛出席对外友协五十周年庆祝大会，致词“努力开创民间外交工作新局面”，引得全出版社议论纷纷哪里有甚么“民间外交”？当前中国根本不允许“民间利益”的表达。全国总工会名义上属于民间团体，否则就成了“黄色工会”“工贼团体”了，属下的工人出版社表达民间立场，岳建一编辑出版了民间文本系列应属于再正常不过的，但却被中宣部定为“罪莫大焉”这较之文革全国上下同定一个调，同吹一把号的舆论管制有过之而无不及。强令非官方一定站在官方立场发言是十分荒谬的，难道妓女奢谈三个代表就能代表官方立场吗？
上海新闻记者杂志故设荣誉奖给北京非典时期的假新闻，令该文作者中宣部副部长吉炳轩恼羞成怒。
危机不仅发生在北京，上海的《新闻记者》杂志今年评出零三年十大新闻之外，还单设了一项荣誉奖，颁给去年非典捂盖子时候的一条假新闻，说零三年四月北京不存在非典危险，外国人可放心到北京和中国各地旅游。没想到这项荣誉奖大大惹怒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因焦国标的《讨伐中宣部》而闻名的不准部长吉炳轩，因为这条假新闻正是这位副部长写的，他扬言要处理新闻记者的编辑，现在人们都捏把汗，拭目以待吉氏如何下手。
中共当前不允许民间立场的表达，有重要原因是民间利益根本无人保护，像吉炳轩、黄妍荣这样的官员怎么能保护群众和民间的利益呢？他们的穷凶极恶超过了文革的红卫兵、因此一位著名学者评论胡温的亲民路线：“与其大树特树亲民新形象还不如管好自己的官员，让他们老实点，不要整日为非作歹”。
大学者何家栋老先生曾引用希腊神话故事比喻中国的现实。西西弗斯早晨费力地把大石头推向山顶，而晚上大石头又滚落了下来。周而复始，永难建树。当前胡温体制无论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还是到农村视察的田间地头，都竭力树立亲民形象，就像西西弗斯费力地将大石头推向山顶，但是像吉炳轩、黄妍荣这样的官员一举一动就把大石头又推下来了，中共干部队伍的问题不仅是腐败泛滥，他们与民为敌，对人民的冷漠与冷酷，使得中共党和政权与人民相距越来越远。
焦国标声讨中宣部，部长刘云山讨饶，诉苦说封杀新闻出版原则是民不举，官不纠；上不批，下不查。
中宣部因倒行逆施，今年两会之后成了众矢之的，尤其焦国标讨伐檄文上网和开放杂志披露三波禁书的详情。北京出版界的业内人士将开放文章送给领导阅读，领导人读后评价是：很准确。中宣部表面我行我素，骨子里还是心惊肉跳。五月初，中宣部部长刘云山到底出来讲话了。他的讲话为自己“叫苦连天”。他解释中宣部的工作依据两个原则：一是民不举，官不纠，二是上不批，下不查。他虽然对前一时期的查封总结为“软着陆，冷处理”。但还是正式宣布“到此为止”。高悬免战牌了。
广大业内人士对刘云山的讲话评价为“上推下卸”，不敢承担责任，因此对他“到此为止”的承诺更不敢轻信。
当前中宣部又推出“四个一批人才培养工程”，甚么要培养一批理论家、诗人、作家；要培养一批出版家；要培养一批文艺家；要培养一批名记者、名编辑、名主持人。与丁关根的“五个一工程”一样，博得的只是人们的嗤之以鼻。也只能是浪费民脂民膏，培养谎言制造者和精神垃圾。
杨尚昆之子杨绍明被江泽民迫害成精神病。刘广智间谍案中共军中保密，但被凤凰卫视揭破。
当前不仅中宣部推行谎言治国、各行各业都是谎言当道。中共下发的抹黑蒋彦永医生的中央文件，主要引用了杨绍明否认其父杨尚昆不可能与蒋彦永讲有关六四的那番话。凡是有常识的人都不会相信杨绍明所讲是真的，因为杨绍明当时并不在场，更何况杨绍明九十年代被江泽民迫害成精神病，不得不住院治疗，高层几乎尽人皆知。最近杨绍明精神虽然恢复健康，不需住院治疗。但是又为住房困扰，苦闷要命，总参管理局好几年前就要求杨绍明从杨尚昆旧居搬出来，分给他一套三居室，这位杨二公子一直赖着不走，因为仅他父亲和母亲的遗物，不要说一个三居室，就是三个三居室也放不下，这件事很可能要逼得杨绍明再度住进精神病院。他哪里还顾得上其他的事情呢？如果他真讲了他根本不知道的事情，那明显是进行了政治交易。
空军系统发生的大事情就更匪夷所思了，空军指挥学院院长刘广智等二十余名各级军官被逮捕后，消息不胫而走，中共空军的官兵从凤凰卫视上都看到刘广智等人向台湾出卖军事情报的新闻，这时空军系统的通报还在逐级下发，通报不提刘广智犯罪事实，只说违反党纪国法，严格禁止外传，只允许小范围逐级传达。几位九十高龄五十年代授衔的老将军见面后气愤地说：“靠谎言怎么能治军？”
应付陈水扁就职中共软话说尽硬话说绝。对港台一国两制源自于毛遗产。
为应付陈水扁五二○就职演说，中共先搞了五一七中台办国台办授权声明，五一九新华社评论员文章被海外评论“软话说尽，硬话说绝。”五二四又由国台办发言人张铭清举行记者招待会，张铭清已完全失去风度，全盘恶相交加、棍棒齐下。
“一国两制”是中共处理港澳台问题的基本国策，也是完成“统一大业”的基本国策。它的版本中共给了邓小平，也只是“一国两制”四个字而已，它的实际内涵应属于毛泽东。毛泽东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四日攻打金门全军覆没，五零年出兵朝鲜再无力武装解放台湾，就开始对蒋氏王朝进行统战，统战的内容就是“一国两制”，最典型是一九五八年通过特使直接传达给蒋介石本人，可以给老蒋国家副主席位置，只需改国号，不但可以保持青天白日狗牙旗，还可以保持完整的军队、警察和自治政府。比对现在香港的港人治港宽松多了，因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可不必进入台湾。但被老蒋顽强拒绝。毛泽东统一台湾的全盘思想，基于革命战争的胜利，我是胜利者，我向你招安。
但偏安一隅的蒋家王朝终于断了毛帝国的统一梦。邓小平接手之后，除了起名“一国两制”，全盘接受了毛的统战方略，后又传给江泽民和胡锦涛。可以说五十五年，中共几代领导人是以不变的毛统战方略，应付千变万化的台海局势，中共将统一台湾先后做为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重大任务之一，但两个十年都以破产告终。破产的根本原因，是毛的统一战略，也就是“一国两制”，根本不符合台海两岸的发展现实。五十五年的发展，中共并不是不变的胜利者，而台湾也取得了令全世界有目共睹的胜利，先有七十年代的经济起飞，又有八十年代中期结束一党专制，更有九十年代以后的政治现代化││自由民主制度的建设成功。而政治远远落后的中共要想永远以战争的胜利者姿态，让人接受招安恐怕是永远办不到的。胡锦涛的再一个十年想完成统一大业，难免与他的前任毛、邓、江一样，以破产而下场。
但是今天中共发出的“台独没有和平，分裂没有稳定”的威胁，也是他们没有选择，因为中共多年大搞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把自己也逼到悬崖边上：“不打就成了汉奸。”使得任何一届领导上台，都只能对台湾喊打喊杀，否则无法交待，谁都不敢反思，不敢突破。
八十年代初中共舍近求远提出学习新加坡模式。最近请来杨振宁大骂香港民主派说中国不宜搞民主。
中共内政外交都奉行“内外有别”的原则，从邓小平八十年代定下外交事务“不出头”之后，内外有别已变化为内张外□。八十年代初，中共对内提出学习“新加坡模式”时，国内学界就有人提出“香和尚比新和尚还会念经”，香港经济不逊于新加坡，政治开明比新加坡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还有个新闻自由。中共改革之初学日本、学新加坡，就是不树香港模式，这是因为早已把香港看成自己的内务（而且树一个殖民地先进样板，自己也脸上无光），九十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