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马文都已很有一段时间了，但相知却是近期的事。
1978年晚秋，由北京西单一堵普通的矮墙肇始，“民主墙”运动迅速波及全国。马文都是最早投身这一轰轰烈烈的民主大潮中的人士之一，而且早期曾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
十一月中旬，北京的天气已非常寒冷，但长期遭压抑的民众的情绪却如同迸发的火山。人们顶着凛冽的北风，依然站在空旷、寒气逼人的街头，热情地讨论着国家与民族的前途与命运。
半个多月来，民主墙前人愈聚愈多，形成了几个小的讨论圈子。这些自发形成的圈子没有任何相应设备，也缺乏必要的规则，以致讨论时而失范，并仅及于内圈的少数几个人。马文都等七人认真商议后，经过一番艰苦努力，将大家组织到一起，形成了一个大讨论圈。他们拿来了电喇叭，确立了讨论规则，并形成了当晚结束时公布第二天讨论主题的惯例。
11月24日晚，美国著名专栏作家、美国《环球邮报》记者诺瓦克先生来到民主墙前。他告诉七人小组，明天他将采访邓小平。七人小组敏锐地意识到，这是探测中共高层态度的极佳机会。他们当即请求诺瓦克先生将民主墙前的情况转达邓小平，并请他给予评价。诺瓦克先生满口答应，并约定第二天晚上在民主墙前转告邓小平的答覆。七人小组将这一消息通告了在场的民众。
第二天晚上八点左右，《环球邮报》一名记者受诺瓦克先生委托，带来了邓小平的答覆：民主墙是好东西，人民有这种权利。顿时，民主墙前的群众沸腾了。马文都等人立刻组织群众游行庆祝。出发时仅有几百人，但到达天安门广场时已足有万人之多。
以此为契机，马文都等人成立了“11.25讨论会”。然而，由于意见严重分歧，该会很快便宣告解散了。此后，马文都结识了魏京生，开始了他全新的《探索》。
在《探索》期间，马文都焕发出了极大的热情。他白天上班，晚上彻夜刻蜡纸印刷，做出了很大的贡献。魏京生被捕后，他被迫避祸他乡，但仍未能逃脱魔掌。 1979年3月，他于秦皇岛被捕，并迅速押回北京。在功德林监狱关押期间，小审天天有，隔三岔五更有一次大审。五十多天后，由于查无实据，他被无罪释放，但被警告不得再从事民运民刊工作，否则要让他吃大亏。
甫一获自由，马文都立刻再次来到民主墙下，并很快参与了民刊《我们》的编辑工作。 1981年底，民运南方会议召开前夕，一场铺天盖地的大镇压开始了，马文都再次被捕。不久，他被判刑四年，投入了监狱。新婚的妻子不堪忍受社会的歧视、他人的白眼，忍痛打掉了已成型的胎儿，含泪与他分手。
然而，四年炼狱般的煎熬并没有击垮马文都，反而令他更为坚强。出狱后，经过一番艰苦奋斗，他成为了一家公司的法人代表。接着，他再次与魏京生走到了一起，继续为中国的民主事业奋斗。不久，魏京生再度被捕，马文都随后被解职并开除公职，新组建的家庭也随之破裂。
随后的生活便极其艰难了，但他从未停止过对民主事业的追求，并竭尽所能地帮助更困难的朋友，帮助在狱人员的家属。例如，杨静在狱期间，他多次上门看望其家属；近来，他又数次无偿驱车送刘京生家属至监狱探视等等。
1998年底，当局严厉镇压了民主党。在此最困难、最危险的时候，马文都义无反顾地加入了民主党，担任了重要的领导职务，积极工作，成功地组织了多次签名活动。
特别值得一书的是马文都在“八九”民运时的经历。当时，他担任高自联机关报《新闻导报》的顾问，埋头在北大地质楼干了近两个月。6月3日夜，他与一名曹姓同学接受了天安门广场指挥部至宣武门采访阻挡军车民众的任务。但刚到西单，就与冲入城中的戒严部队碰了个正着。民众将一辆公交车推到路中央，试图阻止军队继续前进。马文都站到车顶，高擎红旗，示意坦克停止推进。但坦克发疯般冲了过来，光一声巨响撞倒了公交车，马文都重重摔到地上。若非众人抢救及时，他早被坦克压了个正着。
见阻挡失利，采访已无可能，马文都立刻赶回北大。最终，抢在军队封校前，他们安全转移了报社的全部设备、物资和文件。
如今，马文都已年过五旬。这么多年来，他始终满足于默默无闻地埋头奉献。尽管与很多人相较，他缺乏知名度，生活中没有采访，没有鲜花，没有掌声，但他无怨无悔，并毫无疑问将持之以恒、矢志不渝。
这便是一位最普通的中国民运人士的真实写照，让我们衷心地祝愿马文都今后的生活顺利幸福吧！
(大纪元)
